论恩格斯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差异 --从《终结》和《提纲》的比较看

1888年,恩格斯出版了哲学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并把马克思写于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改名为《马克思论费尔巴哈》(以下简称《论》)附于书后。本文认为,在《终结》和《提纲》的哲学思想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异:一是哲学研究应当从实践出发,还是从自然界出发;二是实践概念应该首要地被理解为本体论概念,还是认识论概念;三是马克思哲学究竟把“现实的人”作为核心问题,还是把“纯粹思想”作为核心问题。本文强调,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不应该回避这些差异,而应该认真地对待它们。     

刘向《洪范》五行说新论

对于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史书一般把其放在西汉《春秋》学脉络下进行叙述。其实,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来看,都应该把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置于西汉《尚书》学的发展过程中加以研究。与《洪范五行传》相比,刘向对于《洪范》学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把《春秋》学引入到《尚书》学中,从而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尚书》学;二是在解释《洪范》“五行”时用五行相生说取代了五行相胜说;三是在《洪范》“五行”“五事”“皇极”的关系中更加强调“皇极”的重要性。     

对“史与论关系”争论问题的逻辑考察与反思

史与论的关系问题,说的是如何科学地进行历史研究和历史认识,因此,它实质上是一个史学认识论问题.该问题是我国史学界长期以来争论较激烈的问题之一.争论始于五十年代后半期,在当时全民学马列学毛著出现严重的形而上学倾向中,有人认为研究历史也要“以论带史”,由此而引出了“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形成了史与论关系争论中的三个基本口号将不同口号者或在解释上或从政治角度来做文章,谁也没能说服谁.“文革”时,由于政治原因争论一度中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双百”方针的贯彻实施和对形而上学倾向的反省与批判,争论进入新的阶段,史学界人士首先对原有的三个口号进行了评价,然后在三个口号的基础上做了许多的补充、修改或解释说明,形成了十余种不同的看法(1985年以前的观点可参阅1985年3月11日《人民日报》蒋大椿《关于史论关系的讨论简介》一文,以后的主要有《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李桂海的《从史论关系谈几个历史思维模式问题》,《思想战线》1987年第1期文思启的《史论结合新议》,《光明日报》1988年11月2日戚其章的《谈史与论的关系》等),可谓硕果累累.但是,纵观累累硕果,各家只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终究没能取得一种较为完满的、为大家所认可的结论.而从近些年来看,由于经济改     

从物语到小说——中国小说生成史序说

要论中国小说史,首先要对“小说”一词下定义。可是,鲁迅以来有关中国小说史的著作里,找不到相关定义;只有从《汉书·艺文志》等古代文献之中找到的几个例子。二千年前的中国人以“小说”一词所表达的意义,和一百多年前的日本人用“小说”(英语novel的翻译)一词所表达的意义一样的吗?当然不同。我认为中国小说史也应该依据后者的意义来写:一、用口头语言来写的;二、从头到尾是一个个人的创作,且由作者自己执笔写下来的;三、还没受其他人的深度修改。所以我认为真正的中国小说史应该以《金瓶梅》为嚆矢。     

评《坚持科学发展观，弘扬汉字文化》

《汉字文化》2005年第1期发表了李敏生先生(下文简作“李”)的文章《坚持科学发展观,弘扬汉字文化》,毫无道理地攻击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语言文字学辨伪集》(下文简作《辨伪集》)。本文是对李文的初步评论。一、歪曲《辨伪集》的内容李说:“《辨伪集》……推行的所谓‘反伪科学斗争’的基本内容是批判‘汉字优越论’。”但是,他没有指出《辨伪集》哪一页有此内容,事实上也无法指出,因为这纯属捏造。该书由40位学者和语文工作者撰写,主要内容是批驳徐德江(下文简作“徐”)冒充教授、研究员、黎锦熙学生、加拿大人和伪造数据等欺骗行…     

古代都城地理格局之发展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云 :“都邑者 ,政治与文化之标征也。”都城是国家政治权力机构的所在地 ,也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之中心 ,因而它必须建立在有利于政治管理和权力推行的地区。古代中国人在都城应建立在什么地区的问题上 ,自始即有一种“王者必即土中”的观念 ,即都城应该建立在天下之中心的观念。都城为何必须建立在天下之中心呢 ?董仲舒《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解释说 :“天始废始施 ,地必待中 ,是以三代必居中国 ,法天奉本 ,执端要以统天下、朝诸侯也。”班固《白虎通德论》卷三《京师》亦云 :“王者必即土中者何 ?所以均教道…     

《金瓶梅》与近代汉字研究

<正> 《金瓶梅词话》丰富全面的言语内容,为近代汉语语音、词忙、语法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其万历本(有万历丁己年序文的刻本)丰富的文字现象,也为近代汉字的研究提供了稳定可信的材料。壹近代汉字研究著名文字学家唐兰先生,早在四十年代就指出:“近代文字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楷书的问题最多,别字问题,唐人(?)定的字样,唐以后的简体字,刻板流行以后的印刷体,都属于近代文字学的范围。”(开明书店1949年版《中国文字学》前论四)     

浅析恽代英伦理思想

<正> 恽代英从小就喜欢读书,有较好的家庭教育和基础教育。1913年夏,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昌私立中华大学预科班学习。1914年10月1日发行的《东方杂志》第11卷第4号上刊登了他撰写的《义务论》,“为投稿之一新纪元”(《爱澜阁自叙(续)》。见《恽代英日记》第7页。以下凡引此书只写《日记》和页码),从政治上谴责了资本主义的所谓“文明”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从伦理学方面初步阐述了有关道德问题的一些看法:揭露了宗教道德家唯心主义的“义务论”,指出了一般“义务论”的历史地位。“宗教道德家,     

公孙龙是中国第一个把符号用于逻辑学的人

<正> 公孙龙(约前325—322)是中国第一个把符号用于逻辑学的人.由于他使用汉字作符号,所以迄今未得到人们的注意和承认。是汉字不能作符号吗?否。古人以三十二个汉字表示三十六个声母,就是明证。汉字既然能作语音学上的符号,当然也能作逻辑学上的符号。公孙龙在《白马论》中提出“白马非马”论。“白马”表示种概念,“马”表示属概念,“非”(不同于)表示两者间的关系。此论表示种概念与属概念间有部分不相同的关系。可见“白马非马”是现代逻辑学中两项关系的关系命题公式“R(A,B)”的某种雏形.在《通变论》中,公孙龙提出了“左与右谓二”这一命题。“二”表示某类事物的整体,     

太平军进攻上海是否“重大失策”

一八六○年以后,太平军曾两次进攻上海。从战略角度应该怎样评价这个历史事件呢?一九八一年第三期《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太平天国后期战争的战略问题》（以下简称《太战》）断言:“攻打上海”“是太平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对外关系上又一重大失策”。事实果真是这样么?否。 首先,从政治上看。     

新课程改革与识字教学

《语文新课标》指出:低年级识字教学的目标首先是要让学生"喜欢学习汉字、有主动学习汉字的愿望。"那么,如何让学生一开始接触汉字就喜欢上汉字、爱上汉字从而主动地识字叫呢?我从多年的教学实验中体会到:新课程改革下的识字教学,必须激发孩子识字兴趣,教给孩子识字方法,培养孩子识字能力。     

从“唯一可能的答复”看马克思恩格斯三份俄国问题文献与“跨越论”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对俄国农村公社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做了一个“唯一可能的答复”。这实际上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跨越论”内涵唯一公开的揭示。因此，我们理解和阐释“跨越论”,应该严格以这个“唯一可能的答复”为基础。然而，学界在对“跨越论”的实际阐释与论证中，依据和使用的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三份俄国问题文献，即《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尤其是其草稿)和《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的有关论述。从《〈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唯一可能的答复”的角度审视这三份文本的内容，我们会发现，它们都没有明确或完整表达“跨越论”。     

中日韩常用汉字规范异同考

本文依据《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简化字总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等现行汉字规范标准,主要从字形角度对日文常用汉字和韩文常用汉字进行了定量分析,对中日韩三国常用汉字字形规范的异同作了总结,以期为三国乃至“汉字文化圈”国家的“书同文”和对日、对韩留学生的汉字教学提供参考。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徵圣”、“宗经”论的理论及其关系

<正> 刘勰将《文心雕龙》的“原道”、“徵圣”、“宗经”、“正纬”、“辨骚”诸论,称为“文之枢纽”。五论是为文或文学理论中的关键性或纲领性的理论问题,它既是刘勰撰述《文心雕龙》所依据的原则,也是《文心雕龙》文论思想体系的“枢纽”。因此,探讨五论的理论结构,是确切把握刘勰文论思想体系和进一步研究其具体文论观点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远非一篇文章所能负荷,所以我们将从理论的系统性上考虑,先对其中最重要的“原道”、“徵圣”、“宗经”三论加以讨论。     

从赋体的多元特征看辩证的文体论思想之产生

一、“体兼众制、文备多方”说的提出萧子显通常是以其《南齐书·文学传·论》见称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而他在《自序》一文中提及的“体兼众制、文备多方”之说所蕴含的文体论思想及其地位,则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首先应该指出的是,“体兼众制、文备多方”之说是由赋体创作所引发出的一个实践性的问题。萧子显《自序》云: 少来所为诗赋,则《鸿序》一作,体兼众制,文备多方,颇为好事所传,故虚声易远。(《梁书》卷三十五《萧子显传》例) 据《梁书》本传记载,萧子显“尝著《鸿序赋》,尚书令沈约见而称曰:‘可谓得明道之高致,盖《幽通》之流也’”。结合上文“颇为好事所传,故虚声易远”之自述,更可见《鸿序》是萧子显在生前就颇有影响的一篇赋体作品。尽管这篇作品早已亡佚,我们无法考     

论《原野》

《原野》自1936年发表以来,评论者多执否定态度。杨晦的《曹禺论》在40年代是一篇有影响的长文,文中判定“《原野》是曹禺最失败的一部作品”。20余年之后,远在海外的刘绍铭博士写了一部同名论著,对曹禺的全部作品做出了一概否定的评价:“失败”、“浅薄”、“写得坏得可以”。后来他考虑到“几点客观因素”,觉得这种“论点失诸持平”,但仍然认为《雷雨》、《日出》和《原野》“三剧的观点,都是随波逐流的”。甚至作者曹禺在1978年5月和赵浩生的一次谈话中,也说“《原野》不算成功”。当然,也有执肯定态度的,这从唐弢的文题即可看出:《我爱<原野>》。1987年吴建波发表的《重评仇虎的复仇悲剧》一文,从心理学和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对《原野》作了新的考察。他的结论是:“仇虎是一个复仇的农民形象。他的复仇性格,凝聚着中国文     

《论语》中的仁和人

“仁”字在《论语》一万三千七百字中是占有显赫的地位。宋代张敬夫《洙泗言仁录》大概是首先把这个字眼类聚在一起,作了研究,而引起人注意的吧;然而,我们今天容易记起的却是清代阮元《论语·论仁篇》的统计数据——一○五个“仁”字。孔子和他的门弟子们说了这么多的“仁”字,历代又对这些“仁”字作了好些发挥,应该是义蕴无余了,却又不然。直到现在,我们不是对它还有许多新的争论?孔子是一个所谓“繼往圣”而且非常富于创造力的人,《论语》二十篇四百八十六章,论“仁”的五十八章,论“礼”的四十余章。“仁”和“礼”可说是经过他改造、孕育出来的一对学生。“仁”是什么?“仁”和“礼”的关系怎样?从他回答颜渊     

《淮南子》“悲”、“乐”论与风俗批判

“悲”与“乐”是《淮南子》一书的主要论题之一.《淮南子》“悲”、“乐”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何谓悲,何谓乐,二是如何处理悲、乐之名与悲、乐之实的关系,三是悲、乐与治身、养民的关系.《淮南子》“悲”、“乐”论有一个颇值注意的地方,这就是作者的悲乐观是作为世俗悲乐意识的对立面提出来的,包含着浓重的风俗批判成分.正面说理和风俗批判的结合,使《淮南子》“悲”、“乐”论既有理论的高度和深度,又有现实的针对性、文笔的鲜活性以及愤世嫉俗的情感色彩,表现出相当大的思想活力和文学魅力.     

《长恨歌》主题研究述论

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唐代诗歌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但在诗的主题思想方面一直存在争议,主要有“爱情说”、“讽喻说”和“双重主题说”等看法。本文总体上分为“述”和“论”两个部分:述的部分并非“述而不作”而是以“述”为主,“述”中有“论”,“述”“论”结合的形式,论述了学术界有关《长恨歌》主题两次论争情况;“论”的部分则在“述”的基础上从“长恨说”中推演出《长恨歌》“永久遗憾说”。     

关于马克思主义故乡的辨析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故乡问题,也是很有必要的。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教学中,有不少同志一直认为“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一九七六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近代简史》编写组编写的《世界近代简史》就把“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这个提法写进教材。一九二四年,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提出:“大概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