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书院与学风

学风,通常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学术界、知识界所形成的治学风气。学风又经常是变比的。时期不同,地理、文化的背景不同,学风也就迥异。当书院在明代由沉寂走向兴盛,对整个学术界、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它就足以成为影响明代学风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子了。总结明代学风的种种特点,我们不难看出,它们的产生与发展,都与书院讲学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一、敢于怀疑,提倡自得明中叶之后,这一学风的形成,是直接针对明初以来固守师说、盲信成见的学术观念,由王守仁在书院讲学中大力倡导并深入人心     

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特点及其影响

中国古代书院的讲学、质疑、辩难学风,使书院成为创新时代学术思潮、引领学术进步的场所。宋代程朱理学、明代心学、清代朴学,都是在书院实践中得以形成发展。书院一代代学人的学术传承与传播,形成了中国古代独立于官方学术的私学传统。对古代的书院教育进行一些梳理,以期为研究书院教育的特点及影响做出一些有益的探索。     

清代西南汉学书院与晚近“中国”认同

清代西南汉学书院及其文化传播是促进晚近时期“中国”认同的重要力量和方式。就媒介意义来看，汉学书院依托家族和师生关系网络，将其文化渗透到西南各地，催生出基于大一统认知的地域性学术形态；就心理层面来看，汉学书院历史叙事和祭祀之中文翁、尹珍作为符号人物的出现，引领了西南知识精英的文化寻根思潮，标志着西南地方认同意识的觉醒；就实践表现来看，汉学书院的师生高举“中体西用”“通经致用”的理论，积极投身到维持中国政治独立和文化保存的历史进程中。     

19世纪中后期汉学书院与科举关系论略

在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影响之下,专门研习汉学的书院数量大为增加,不少科举出身的地方官吏将创立汉学书院作为改变书院片面追求科举的重要途径。然而随着乾嘉汉学地位的日渐式微,汉学书院也不得不教授科举之学。与此同时,不少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要任务的考课式书院也重视汉学教学,汉学书院与考课式书院都向培养科举人才方向靠拢,二者以是否开展科举教学为界线的区别逐渐消失。     

中国古代书院官学化趋势探析

中国古代书院的官学化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从社会层面看,最高统治者利用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和强大的权力附加值,通过赐书和任命山长等举措,既掌控了书院的发展动向,又促使书院走上了官学化的道路。从教育层面看,由于时代环境、儒家传统以及书院学统等因素的影响,士人群体没有形成真正独立的学术传统,这导致了书院无法摆脱官方的控制。从经济层面看,官方通过学田制等一系列举措,轻而易举地掌握了书院的发展经济命脉,为书院官学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清代陕西书院的藏书制度及其特点?

清代是陕西书院发展的顶峰时期。书院藏书主要来源于皇帝御赐、官吏赠书、私人捐赠、书院自置四个主要途径,制定并实施了图书的典藏、借阅、保护制度管理制度,并进行了图书编目的工作。根据书院藏书及其学风的不同,书院分为理学的书院、科举的书院、新式书院等类型,反映了清代陕西书院藏书特点及其与区域学术发展、教育理念之间的密切联系。     

王先谦汉学研究与书院传播

王先谦是晚清一位重要的汉学大师。受道光以后晚来湖湘汉学之风和督学江南时江浙考据学派的影响 ,王先谦的治学呈现明显的汉学倾向 ;在湖湘理学传统和晚清经世思潮的影响下 ,王先谦的汉学又不同于传统的乾嘉汉学 ,已走出纯粹的考据而呈现出既趋重经史考据 ,又能调和汉宋、兼采古今、求实致用的多途取向。王先谦一生治学讲学 ,始终没有离开过书院。正是借由如南菁、思贤、城南、岳麓等书院 ,王先谦为传播汉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18世纪汉学书院与科举关系新论

18世纪中叶出现的乾嘉学派以书院作为汉学研究和传播的基地。由于汉学家执掌的书院与直接为科举考试服务的考课式书院有显著的差异,造成了汉学书院不为培养科举人才服务的假象。其实,汉学家主持的书院不仅在山长的延聘上注重科甲出身,而且其教学活动也不排斥科举之学,能满足生徒获取科场应试知识的需求。因此,汉学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十分密切。     

王阳明的书院实践与书院观

在长达二十余年的书院讲学实践中,王阳明形成了自己的书院观。它包括对书院的看法,书院的教学方法,书院的制度化建设,书院与学术的关系,书院的教化功用等。本文认为,王阳明重视书院建设,将其视作研究、宣传自己学术思想的阵地,其学几变而定于书院,其教亦传于书院,在书院的讲学过程中,不断完善、发展了自己的学术主张与思想体系。他在正德、嘉靖年间的努力,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继南宋以来的第二个书院与学术互为表里、一体发展的趋势:新的理论在书院中崛起,新崛起的理论又一次推动了书院的勃兴。     

论书院与科举的关系

论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刘海峰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形式独特的教育组织和学术机构。关于书院与科举的关系，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书院是反对科举或不重视科举的。１９３１年陈东原在《学风》第１卷第９期所刊《书院史略》中提出“反科举的精神是书院不朽的灵魂”，１９３７年...     

晚清幕府的嬗变与近代社会变迁

作为一种幕府形态,晚清幕府是在近代中国面临千古未有变局的时候出现的。它经历过从确立到发展的变化过程,逐渐完善了其制度特征,并深刻影响着晚清政局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晚清幕府造就人才、振兴文教、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发展,客观地促成清王朝的灭亡,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晚清幕府的特定性质,也给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不少消极影响。     

论清代科举考试内容对书院教学的影响

科举考试内容主要通过考题表现出来,清代乡试、会试考题涵盖了儒家经典、文学、史学、哲学等方面的知识。书院作为清代承担教学功能的主要机构,其教学活动受到科举考试内容的深刻影响,并通过卓有成效的教学活动为科举服务,作为清代省城书院的岳麓书院亦是如此,她因此成为湖南科举及第率最高的教育机构。     

张之洞幕府与晚清地方政治

张之洞幕府是晚清重要的督抚幕府,它不仅是当时各类人才聚集之地,而且随着府主张之洞在清季政坛的崛起,逐步建立起各类幕府专职机构,代行了地方政府的诸多职能,在地方新政改革实际运作中起到了枢纽作用,充当了近代地方新旧官僚体制转变的桥梁。     

清代渭河滩地的开垦历程及其影响

渭河作为黄河的最大支流,沿岸滩地广阔,在清代经历了从牧场向农田的转变。本文基于大量清代奏折档案,结合方志、舆图等,着重探讨了清代渭河滩地的大规模耕垦历程,包括顺治至雍正年间的零散耕垦、乾隆至咸丰年间的大规模招垦,以及同治至宣统年间招垦停滞与复苏等阶段,指出滩地的大规模开垦对渭河滩地土壤与植被、滨水地带景观和区域社会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     

论清代“六书”学对宋元明“六书”说的传承与超越

清代“六书”学研究在我国传统文字学研究中处于一个巅峰期,究其原因,除了清代尤其是乾嘉时代的学术背景和学术氛围,《说文》学家的个人天赋与艰苦探索之外,他们对宋元明“六书”说的传承借鉴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对此,应全面客观地予以评价。     

清朝对偷参活动的惩治

关于对东北偷采人参活动的惩治问题,是清朝参务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学界尚无这方面的专门研究。经过多年有关资料的搜集,在此对偷参活动的各种形式、清朝防范偷参的主要措施和清朝为打击偷参活动而实施的各种刑罚,力争做一番较为详细的阐述。同时认为,清朝打击偷参活动的政策之所以最终失败,主要是东北管理参务的各级官员没有认真地执行朝廷的有关政令,甚至以权谋私,收受贿赂,故纵偷参者。     

徽州朴学成因的地域性解读——以戴震为中心的考察

从民间学术视野考察可知,徽州朴学家的学术起点和重点在于实用性的学问。他们首先是小学、历算和礼制学家,其次才是经学家和哲学家,这种先"术"后"学"的治学路径,与徽州人文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徽商"贾而好儒"的生活经历有着很大关系。戴震走出徽州后,也是以自然科学的成就显扬于世,并适时地顺应了朝廷的文化取向,故能成就大家,引领风气。     

文化交流与冲突中的国家认同与民族意识——以明末清初回族与西方传教士的文化碰撞为例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特殊的年代,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西方传教士的陆续东来及其带来的文化思想,使中国感受到了外界的巨大冲击。其中,该时段在历法、哲学、翻译等领域的回族领军人物与西方传教士的这种碰撞可分为冲突、交流两大类,其中表现出来的以儒家文化这一传统文化为主导的国家认同和在此背景下体现的民族意识尤其值得关注。某种意义上呈现了回族族群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组成部分,在明末清初的民族融合与国家认同程度。     

“世界万国”中的国家定位与革命派认同困境——在历史现场认识革命派的中国观

辛亥革命最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于其颠覆数千年封建王朝的政治循环,全面推动了王朝中国向主权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王朝中国在社会变革过程开眼看世界,"天下"观向主权"中国"和"世界"观转型,在与拥有坚船利炮的西方主权国家对峙中,王朝国家自我形象不仅在思想家的思想中或模糊或迷失,还被西方主权国家以西方的镜像所模塑。王朝中国不得不在"世界万国"中重新定位自身,重新认识自身,重新定义"中国"。     

晚清时期对国家起源的思考和诠释

晚清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对国家起源问题的思考和诠释,既是晚清国家观变化的重要内容和鲜明标志之一,又是当时中国御侮雪耻、变法求强、推翻帝制和创建共和之迫切现实需求在国家观念上的反映,更是晚清时期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及其后中国的历史进程和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