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文化史·明清文化史

“古今以智相积,而我生其后,考古所以决今,然不可泥古也。”“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辨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岂不幸乎!” 方以智《通雅》卷首之一,《考古通说》 一、广义的“文化”与狭义的“文化” “文化”,既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概念,又是一个近代引入的外来词汇。 早在先秦,“文”、“文化”等字样已屡见于各种典籍。《论语·学而》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里的“文”指道艺,即诗书礼乐之类;《论语·雍也》又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谓,自然形态胜于人为形态的谓之“野”,     

近代文化往还间“主义”概念的古今转换

“主义”是中华古典词,意谓谨守道义、主张等,今指某种理念或思想体系及信念,也指为实现一定目标而采取的特定方式或方法。其古今转换是通过近代东西对译（与principle、～ism及doctrine）达成的。新名“主义”早为明治日本人创译并使用,于清末传入中国。在其生成、生长、流转过程中,“主义”概念于中日两国被赋予多样意涵及本国元素。这一过程彰显了汉字文化生生不息的基本品格。     

百科瞭望

“华夏”我们中国人常常自称为华夏族的后裔,那么,“华夏”是什么意思呢? 我国古书中对“华”和“夏”的解释并不算少,但一般都是分开来说的。如《左传》中有“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之说;而且《书经》疏注中也说:“冕服采装曰华,大国曰夏。”可见,古人是以服饰华采之美为华;以疆界广阔与文化繁荣、文明道德兴盛为夏。“华”和“夏”到后来才被人合称为“华夏”,是古人对祖国的一种美称,盛赞祖国疆土的广袤和颂扬讲文明、讲道德、讲礼貌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南山)“酒吧”是酒馆的代名词,但最初它只是一根横木的英语译…     

《道德经》中的"大"

枟道德经枠言"大",除有"四大"之论,更主张以"大"名"道",可见其非同一般的重要性. 但为老子所重视的"大",并不是日常的程度比较之"大",而是指"容"或"有容乃大". 是故,以"大"名"道"就不仅意谓"道"之崇高伟大,更意谓包容性是"道"的基本特征. 它包括三个层次:大道以潜藏万物的一切可能而称"大";大道以总揽万物的一切生成而称"大";大道以保全万物的一切价值而称"大". 第三层次最为核心,也是"域中四大"的"大"之所在. "四大"之"大"表现为价值上的包容,又被老子界定为"公". 这既是指不以外力干涉具体存在者的发展,也是指存在者因自身之故堕落时能有所补救. 总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保全"万物之自然".     

《离骚》中之《周易》义理发微

《周易》是我国最古老的经典。它名为一部筮占书,而实为一部“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的“天人之学”。《周易》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儒、道、墨、法、兵、名、阴阳等诸子百家思想都能从中投到各自的渊源。“厨易文化”还具有超时空的价值,诸如印度的佛教哲学,西方的近现代科学等等,无不与之相融通,所以它在当今世界上享有“宇宙代数学”、“科学皇冠上的明珠”等美称。     

“国是”正解

“国是”一词,今人多谓“是”假借作“事”,其误由来巳久.成书于1915年的《中华大字典》首列“是通事”义项,称“见《新序·杂事二》”,从此以讹传讹,竟至新版《辞海》《辞源》失于复审,或迳释“国是”为“国事”,或在释“国是”为“国家大计”后补云“犹言国事”,《中华大词典》亦加了个“国家大事”的含糊尾巴。 “是”字本义依《说文》为“直”,为“正”;正、直可供取法——《韩非子·忠孝》即有“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故引申为“法则”,《尔雅·释言》:“是,则也.”邢疏:“言不非之     

明清时期中朝关系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对“朝贡”和“三田渡盟约”的深度解读

明清时期,朝鲜王朝对华践行历代“朝贡”制度,秉承中华仁与礼乐的文化理念,在签定并履行“三田渡盟约”过程中,以“尊周思明”为“内刚”,与清和好为“外柔”,在“刚”与“柔”之间灵活运用了儒家中庸方法论中的“时中”之道,使两国关系运行在“克己复礼归仁”的正常轨道上,在中朝关系史中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观.     

孩儿茶小考

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须夕娜”条云：“孩儿茶，又名乌爹土，又名青实失之，其实摈榔汗也。”苏继癫先生作《岛夷志略校释》，于孩儿茶”下注云：“此名以见于本书为最早。……这取自一种学名CassiaCatechu之液汁，梵语名Khadira与Khaira，孩儿茶殆由后一梵名而得音。因其对呈绿茶色，故有茶之名。泰米尔语Vodalay，汪大渊之“马爹土”，林草纲目》之“乌多泥”与“乌垒泥”皆其对音。泰语名Sisiat，汪大渊所记“势失之”为其对音。树高二三十英尺，乔木，印度孔坎海岸、孟加拉北部山地、缅甸皆产之。取此木之心熬煎之，则得浓液，以…     

如何说不可说之道?--老子哲学中"道"概念的语义分析

道是老子哲学中之核心概念。依据清代哲学家戴震的解释学思想,运用现代语言哲学与分析哲学方法对老子哲学中“道”概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老子哲学中“道”具有多重意义,其中“本原之道”与“规则之道”是老子道概念的基本内涵。作为“本原之道”,意谓道是万物的总根源,可以从存在论与演化论两个角度去考察;作为“规则之道”,意谓道所蕴含的规则属于次生意义,可以从“天之道”和“人之道”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僰为彝说

关于古代西南夷“焚”的族属问题,目前有氏羌系统说,有百越系统说。本文拟从彝族有关文化现象来探讨“僰”与彝族的关系。 一、僰的分布 史志载,古代僰人分布在键为郡、越巂郡、益州郡。健为者,即以僰道(今宜宾)为中心,《汉书·地理志》注引应劭语说:“(僰道县),故僰侯国也。”《华阳国志·蜀志》:僰道县,……本有僰人,故《秦纪》言僰僮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水经注·江水》:“(僰道)县,本僰人居之。”许慎《说文解字》:“僰,犍为蛮夷。”《华阳国志·南中志》:“朱提郡,治朱提县,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泉池,僰名千顷池。”《史记·平淮书》:“汉通西南夷道,     

写在《〈三国志〉今注今译》出版之际

《<三国志>今注今译》的出版,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三国志》本有裴松之的注。裴松之一反他之前的注家以训诂与正音为主的陈法,而以辑录史实为主,因而裴注或可与陈寿原文相互发明,或可与寿文相互印证,或可补寿文之不足,或可纠寿文之偶误。其价值为历代学者所认同。然而,不但寿文,即使装注,亦非今日一般读者所易了然。故“今注”已为普及《三国志》这一重要史籍所必需。《<三国志>今注今译》的出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值得庆贺。我国有悠久而烂灿的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强大的凝聚力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统一祖国、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思想内涵之一。中华传统文化必须继承、发扬,也必顺吸取新的养料,使之与现代化的要求逐渐相适应。而继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     

北京冬奥会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蕴

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举办,以独具匠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收获了国际友人的一致赞赏,一场科技与文化碰撞的冰雪盛会联结着中国文化自信与奥林匹克体育精神,让世界看到海纳百川、自信从容的中国姿态。从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回顾以及国家形象融入中,解读极具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在“天人合一”生态文明智慧和“天下大同”政治文化格局中探讨北京冬奥会中传统文化之现实意蕴。     

名词活用作意谓性动词质疑

古汉语中的意谓性动词可由名词、形容词和极少量的动词充当,这在我国似乎已成定论了。愚见则以为名词绝无法活用作意谓动词。人们通常所谓名词活用作意谓性动词,其实是名词活用作表示态度方式及动作行为的动词——愚名之曰“态度动词”。从现有的各专家和大学编写的一些古汉语语法书籍来看,他们对名词活用作意谓性动词的定义是这样下的:     

干将、莫邪的传说及演化

干将、莫邪(亦作“莫耶”、“镆邪”、“镆釾”、“镆铘”、“镆鎁”)之名,屡见于载籍,一般都认为是人名,为夫妇。如“干将,吴善冶者姓”(东汉应劭语),“干将、莫邪,当时铸剑者夫妇之名”(《正字通》),“干将善铸剑,故后以为氏”(《路史》),“干将善铸剑,故以干将得名”(《万姓统谱》),“干将是吴国造剑造戈的名手”等等。简言之,凡提及干将、莫邪,多数论者莫不以“著名的铸剑师”视之。然而,笔者以为,其实并非如此。清人章学诚曾认为:“干将、莫邪、属镂之剑,吴鸿、扈稽之钩,传记所载一时人物,亦     

“虎狼之父子”的出处

马中锡《中山狼传》,是古代文学的名篇,其中有一句:“儒谓受人恩而不忍背者,其为子必孝,又谓虎狼之父子。”对于“虎狼之父子”的“之”字各注本多有疑义。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山狼传》注94说:“虎狼之父子,意谓即使     

《卫风·氓》篇“复关”解

历代治《诗》者对于《卫风·氓》篇“复关”一词的解释,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复关”是氓的居住地或居地附近,在诗中借作该男子的代称。 汉人毛亨《传》认为:“复关,君子所近也。”郑玄《笺》云:“前既与民以秋为期,期至,故登毁垣向其所近而望之,犹有廉耻之心,故因复关以托号民”。 唐人孔颖达《毛诗正义》也认为:“复关者,非人之名号,而妇人望之,故知君子所近之地。笺又申之犹有廉耻之心,故因其近复关以托号此民。故下云‘不见复关’、‘既见复关’,皆号此民为复关”。 宋人朱熹在《诗集传》中说:“复关,男子所居地,不敢显言其人,故托言之耳”。     

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访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

中华大文化还有经史子集形式之外的“载体”———这就是《红楼梦》。红学是中华文化震动世界的三大高峰和三大显学之一。甲骨学代表了中华早期文化造诣;敦煌文化,可包括南北朝、隋唐这个极不寻常的文化历史大阶段;《红楼梦》,可包括宋元明清这一大段历史的文化精神实质。三者都代表了一个重要时代历史文化发展的辉煌遗产。其“学”的形成,在于它的内涵底蕴的极其丰厚与“重新发现”。三者并列无愧。《红楼梦》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境界文化状态的神奇表现。《红楼梦》是理解中华文化的总钥匙。从中国学术发展的本质看,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新国学”是时代推迁之势所带来的必然的演化发展。红学研究中有两条重要比喻未能引起重视。一是美国学者提出的《红楼梦》是“研究、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条主脉”的崭新命题。《红楼梦》不宜冠之“百科全书”,因似有“知识摆摊”之嫌;它是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条生命精气贯注、运行流动不息的“主脉”。二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华林”。贾宝玉并非要做一个“华林挽歌”的撰辞人,我们的红学也不能是为了“歌颂悲雾”而不礼赞“华林”。     

释“贺兰”

吾西北二民院之西侧为南北连亘数百里之巍巍贺兰山。“贺兰”一词是何意思?“贺兰山”之名始见于何时?余平时读史。曾加留意,现摭拾史料,简释如下。 “贺兰”一词本突厥语。唐杜佑《通典》突厥条云:“突厥人谓马为贺兰”。同书驳马条云:“马色并驳,故以名云”。但唐代突厥文碑铭《阙特勤碑》中著录之马字,均为at,由此可知《通典》所谓突厥人“谓马为贺兰”,非指一般之马。查《经籍纂诂》,有云:“驳,不纯也”,“驳,杂也。”乃知“贺兰”当为杂色马之意。     

探索中华母亲节的建立与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高度发达的传媒体系使西方节日在我国迅速流行,国民庆祝了多年的母亲节其实是美国的母亲节.故有学者和“两会”代表提出关于以孟母为形象代表、把孟子生日(农历四月初二)定为中华母亲节的议案,倡导民众在这天过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母亲节.探索中华母亲节的建立与发展过程发现,设立中华母亲节对于弘扬爱母孝亲的美德、彰显母教母爱的价值、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它也是对民族文化自觉、自信的表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特殊载体.相关文献资料显示,中华母亲节历经八届,已经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在此之上要深入挖掘并承袭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庆祝有地方特色的母亲节,在全民形成“必须过上中国人自己的母亲节”这一共识的前提下可以保留一些分歧.     

《周颂·三象》舞容与周代前期礼乐文化之嬗变

《周颂·三象》是周代礼乐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自王国维先生起,学者皆以《三象》之舞为“文舞”,从而与《周颂·大武》之为“武舞”相对.然而从《三象》之舞所用舞具入手进行考察,可知历来学界对先秦礼乐文化中“文舞”、“武舞”的舞容区分是不正确的.《三象》之舞也具有相当的“武”的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