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县级官制零拾

清制、衙门卫有官、吏、役和幕友、家丁之分,有顶戴、有品级的叫做官,一县之中知县、县丞、主簿、典史叫做官,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书吏即所谓径承的叫做吏。《水浒传》中宋江即是刑房书吏。书吏师徒相承,如张文远即是宋江的继承人。至于役,即县衙门中的马快皂三班,即捉贼     

试析宋代县衙中的层级关系——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中心

县令作为宋代县衙中的核心官员,它与县衙同僚以及与下级吏员之间的人事层级关系作为宋代县令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非常值得探讨。该文试图从《名公书判清明集》入手,结合宋代其他基本史料,尝试从县令的设置、属官与县令的政治关系以及下级吏人与县官的权力互动等方面来分析县衙的层级关系。并指出县衙中的层级关系实质是以县令为核心,上听命于州而下收权于县的高度稳定集权型的统治关系。     

南朝的徭役制度

南朝人民服役年限有缩短的趋向,宋比东晋短,梁、陈又比宋短。在法令上,妇女无徭役负担。南朝的徭役分为力役、兵役、吏役和匠役。“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的力役,类似北周的六丁兵、十二丁兵股役制度,即18人为一组轮番服役,每人每年役期为20日。南朝的世兵制已衰微,统治者多通过召募、征发、初兵制度强迫兵户以外的人服兵役。南朝的吏有文武之别,亦有上下层之分,下层的吏要为官府、官员服诸多杂役,吏的来源有多种途径。南朝的匠役主要由百工户和刑徒承担。百工户同吏户、滂户的来源一样,政府把一部分民户固定下来专服匠役。南朝徭役制度的特点是打上了浓厚的农奴化印记,但那时已逐渐推行番役制、雇借制和折钱代役制,说明国家徭役中的农奴制已开始动摇。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吏役

吏的解释就是官,《说文》"吏,治人者也",那怕最低层的吏本来也都不是役.中央和地方机构中有吏,军中也有吏,我们在史籍中经常见到"吏士"或"吏兵"联称.遏常即泛指将士.但是由于低层的吏例被长官驱使奔走,加以职务的繁重,某些劳役又加在他们头上,充吏就逐渐演变为一种吏役,有时还成为别于编户的特殊户口.这种情况大致始于汉末,成于魏晋,而南北朝时期最为显著.随着形势的发展,吏役的范围逐渐扩大.原先较     

清代地方吏弊防治思想及其变化

近世以来,地方吏役不可避免地成为基层行政的主体,但其专权导致的社会不安在清代地方亦达于极致.有清一代知识分子和官僚精英从强化官长威权以弱化吏役擅权之可能、提高吏役自身素质以降低其弄权之可能和去例案太繁、省文法以改善官役之施政环境等三大方面阐述了他们的地方吏弊防治思想.这些观点和建议,有些在清代的社会发展中遭到淘汰,有些则成为清末官制改革的目标之一,但基本上均无法付诸实践,体现了时代的局限.     

浅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吏”、“力”、“役”

<正> 随着魏晋南北朝阶级结构的复杂化、两极化和多层次化,本来属于封建政府行政管理体系中较低级的一些官吏,身分地位不断卑微化,逐渐与力、役、禄结合在一起.成为官府中服事杂役者,称为吏力,所服之役称为吏役.吏以户为单位,其人身由国家直接控制,没有自由.带有明显的束缚性,被强迫服役和交纳规定的实物.自三国以来,吏户人数极多,在社会历史活动中,影响极大.     

清代县衙吏役的内部管理

清代国家或地方政府除了颁行若干法令律例对吏役进行制度规定之外,州县衙门内部对办公吏役的管理内容更加切实丰富。管理措施包括申饬堂规、颁发告示、设立号簿、严格考勤和定立差捕条约等五个方面,体现了地方衙门办公系统的完善,不仅可以防范吏役作弊,也使得衙门内部运作有章可循。     

明中后期州县田赋征收中的头役佥派

明中后期州县田赋征收中的收头和柜头,是条鞭法推行后税银官收“自封投柜”过程中的主要执行人和实际操控者。头役从最初的看柜收银到拥有催科、倾锭、解运,甚至包征包赔等,功能不断拓展,几乎覆盖了税银“官收官解”的整个流程,头役也成为赋役领域官民之间的代理人。头役佥派之制施行之初,有效地减轻了粮长里甲侵吞之弊,然法久弊生,头役对国家财政和基层社会均产生了消极影响。佥派头役收掌税银之法,也是赋役制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调适的结果,从明代源于民间的歇家包揽钱粮,到清代出自官府的书差包征田赋,明后期的佥派头役正处于过渡环节,是官府借民间力量对社会控制的方式之一。在基层社会各项赋役征派的实际运作中,头役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清代通货膨胀与官银号创设

一、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对清政府财政的影响 清代财政在道光、咸丰以前是比较稳定的。由于岁收主要来源是依靠地丁、漕粮、关税和盐课四项,而四项之中70％来自地丁(地丁即田赋,尽管全国收成年年有丰歉不同,而地丁很少有减     

宋代县级公吏制度初论

宋代号称“吏人世界”或曰“公人世界”。在地方官府中 ,官少吏多 ,日常行政事务主要由广大吏人及公人承办。其中 ,地位较高的吏人主要承担处理各种公文账籍 ,督征赋税 ,承办狱讼等职事 ;地位较低的公人或役人主要承办催驱公事 ,传递文书 ,迎送搬担等役使 ,或负责维持治安 ,管理仓场库务收支等。地方吏人权势的增长 ,与地方政务管理的复杂化、官员无力治吏等有密切关系。     

秦汉魏晋编户民社会身份的变迁——从“士大夫”到“吏民”

秦汉之际,在军功爵制的推行下,"士大夫"多指士、大夫级爵群体,他们是当时基层社会编户民的主体,也是帝国征派赋役的对象。随着秦汉"爵秩体制"的发展,分赐官、民爵,促使官僚贵族化、吏民同质化。因爵制的变化,尤其是民爵日益轻滥,"士大夫"爵制的意义渐趋消亡。同时,因秩制的发展,秩级分化导致官、吏呈现分途之势,吏员群体内又分化为吏与役两个层次,"役"逐渐成为帝国控制小吏和编户民的主要手段。"吏"与"民"因役而同质化,"吏民"逐渐成为编户民的代名词。     

韩非的人才管理思想略论

韩非子哲学思想体系中具有现代管理的合理内核,他的人才管理思想对君主而言是“治吏不治民”,这实质上是一种重君、保君、役使臣民的思想。围绕这个主题,韩非子从多个侧面为保障君权,行使君术以役臣民,提出了种种设计,这其中君对自身的管理和对吏的管理是他论述的主要内容,从而形成了其“君…臣…民”的管理系统。     

论柳宗元民本思想的现实意义

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儒家的民本思想,他提出的"受命于生人之意"、"吏为民役"、"民利"与"民自利"、"官为民役"与"民可黜罚"等民本思想,在当今社会依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芒。     

论后金时期的“巴克什”群体

“巴克什”是后金时期对女真族文人的称呼 ,分为一般低级文职役吏和“赐号”贵族高官两种 ,他们共同构成了后金时期的女真族知识分子群体。这些人中前者管理钱粮账目 ,记录文案档册 ,教授文化知识 ;后者创制满文 ,翻译汉文典籍 ,通使往来。他们对后金 (清 )政权的巩固与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能吏"到"进士"--临川王氏一段家族史隐匿之因的社会学解读及其意义

宋人王安石有二位叔祖,即“能吏”王观之和“进士”王贯之。但是,长期以来只有后者进入研究视野,学界皆认定王安石仅有一位叔祖王贯之。“能吏”王观之在临川王氏家族史中失落,主因是左右宋代士人选材记事的社会观念已发生变更,即北宋进入“选举社会”之际,诸多观念皆历经一次从尊崇“能吏”向标榜“进士”出身的转变。受其影响,临川王氏家族在朝向“进士之家”迈进时,“能吏”王观之就在新兴精英士人的话语体系中淡出、消失。追寻此段隐匿的家族史,对于深析王安石的个人学术史、归纳北宋中前期地方士人家族的变动模式,以及勾勒中国儒学复兴的观念背景等,皆不无重要。     

柳宗元柳州时期的诗歌探析

从柳宗元柳州时期诗歌的内容来看 ,柳宗元柳州时期的情感是错综复杂的 ,虽然因长期遭受贬谪而常常处于抑郁痛苦之中 ,但是其思想并没有颓废倒退 ,他以“泽加于民”的实际行动 ,实践其“吏者民役”的吏治主张     

清代台湾的幕友

本文从<清实录>和部分清人著作、民间文件举例取证,说明清代台湾各级官员普遍辟置幕府、延请幕友的情况,以及清代台湾幕友在台湾公共事务和文学活动方面的表现,从幕府制度的角度证明闽、台两地历史社会在制度文明层面上的共同性.     

岳麓秦简中的“县官田令”初探

岳麓秦简中有一组"县官田令"简,共21枚,经整理,可大致系联为六条令文,其中有四条比较完整。"县官田令"是第一次出现的秦令名,简文中出现的"县官田""田徒"和"田者"等语词也具有其特定含义,通过分析解读,大致可以确定的是,这"县官田令"并不是一般田作管理的秦令,而是专门针对县官田的管理者所颁布的法令条文,它与秦汉简牍中所见的《田律》性质并不完全相同,故不宜简单对比。     

晚清县官治理研究

晚清清廷县官治理政策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演变过程.嘉、道、咸时期清廷主要通过继承清代中前期做法去完成县官治理,随着两次鸦片战争后清廷统治危机增强,清代中前期清廷那相对有效的县官治理政策不仅不合时宜,而且被迫发生变化.它不仅导致了同光时期清廷县官治理政策的部分调整,而且也导致了光宣时期清廷对县官管理的"加强".尽管如此,晚清清廷的县官治理并未取得良好效果.     

元杂剧作家身分初探

元杂剧是元代艺坛上的奇葩,也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浩瀚星空中的璀灿的星系。要探测这个星系的奥秘,就需要研究它的创造者——元杂剧作家的身分,即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所托身的社会阶层。本文研究的主要凭据是钟嗣成的((录鬼簿》,明无名氏的《录鬼簿续编》及王国维、孙楷第、隋树森等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的初步探讨有三方面:元杂剧作家多为儒吏;元代社会的儒吏阶层;儒吏身分对杂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