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环境政治研究理论探讨

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主流学派——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分别以权力、制度和观念研究为价值标准,用以揭示当代国际政治“问题领域”(issue areas)研究的内在逻辑规律.国际关系理论有助于人们分析研究全球环境变化和治理形成的动因,然而,一些西方学者质疑现存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是否真正具有可行性和研究价值,认为重构全球治理机制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主要途径,强调:人们应该更多地关注超越政治传统的全球环境政策议程问题.学界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探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全球环境变化的政治和经济原因.二,说明全球环境关切兴起的因素、主要行为体的认知以及应对环境变化挑战的有效途径.三,构建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当代国际政治主流理论的分析视角、研究取向有助于解释全球环境治理的特征和目标.     

欧盟全球战略中的环境政策及其影响

欧盟的环境政策是欧盟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推动全球性的环境合作 ,欧盟提高了国际影响力 ,强化了世界大国集团地位。迄今为止 ,欧盟在争取全球环境主导权方面已抢得先机 ,对全球环境治理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它与其他国家围绕全球环境问题展开的合作与竞争 ,必将对西西关系和南北关系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全球环境问题中的南北关系

南北双方对于全球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解决方法存在很大的分歧和对立。表面看起来 ,南方国家由贫穷导致的环境问题与北方国家由富裕导致的环境问题是两个孤立的现象 ,其实 ,两类环境问题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体系中紧密相连。在很大的程度上 ,全球环境问题是北方国家利用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长期掠夺地球的结果。因此 ,北方国家应该承担起历史的责任和现实的责任 ,但由于环境问题的全球性质 ,丝毫不能排除南方国家所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特别是那些新兴工业化国家     

联合国环境大会之绩效评估——兼论后约翰内斯堡时代的环境治理

从"产出"的角度对三次联合国环境大会在全球环境治理进程中的绩效进行评估,认为尽管200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得分最低,但这反应了后约翰内斯堡时代的全球环境治理面临着国际协议落实困难、某些国家政治意愿缺失以及国际社会"绿色疲惫"等状况。     

全球环境治理与生态型政府构建

应对与解决全球环境问题迫切需要发展全球多元环境主体和建立全球环境合作机制的全球环境治理。而全球环境治理中的非政府主体成长和参与，以及合作性规制制定和实施都必须依赖生态型政府的支持与引导以及主导与推动。真正全球环境治理的非政府主体兴起有力促进生态型政府的职能转变，其民主责任模式要求深入推动生态型政府的民主进步，而扭曲全球环境治理的强势国家主权干涉则严重阻碍生态型政府的自主发展。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和“环境与发展会议”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于1972年6月5日-15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环境问题为主题召开的政府间国际会议。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人类环境行动计划》,筹建并随后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大会召开的这一天,即6月5日被联合国定为"世界环境日"。"人类环境会议"开启并初步奠定了全球环境治理的体系,从此,人类进入了全球性环境治理的新时代。由于会议在斯德     

演进中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

自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以来,环境问题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全球环境治理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已经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主体共同参与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这一体系涵盖人类环境的几乎所有领域,环境条约的制定也突破了原来的临时性而具有一定的制度性特征,环境因素已经内化为国际决策的一个因素。但是,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也需要进一步改进,以应对日益紧迫的环境问题的挑战。     

相互建构的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

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既能相互促进也能相互制约，并且，这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所形成的持续塑造过程可以使其作用关系最终被归结到建构性质上来，即全球环境话语与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是相互建构的。     

基于环境大数据的“环境治理共同体”构建新理路

互联网大数据的迅猛发展改变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数据已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当前,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环境大数据是大数据技术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应用和体现,为环境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从长远来看,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发挥国家在环境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更要重视市场与社会的作用,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生态环境的新格局。环境大数据能够提供开放透明的环境信息、科学的环境决策资源和前沿的技术支持,推动构建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参与、平等协商、双向互动的"环境治理共同体"。运用环境大数据搭建环境治理主体之间良性互动平台,促进治理主体、线上线下的有效沟通和协同参与,推进环境产品创新和环境服务创新,将是未来环境治理的重要突破口。     

生态文明视角下我国环境危机成因分析

我国环境危机成因的复杂性,成为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环境治理路径选择的一个难点。准确界定我国环境危机成因中的主要因素,成为环境治理成败的前提。深入分析历史与现实,可以认定目前我国环境危机的成因主要包括近代列强入侵、全球产业链体系中的生态帝国主义行为、粗放型发展方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逻辑的存在四个方面。我国环境治理应从化解这四个环境危机成因入手,从全球环境新秩序的构建、资本逻辑和异化劳动的消除、生态生产力的培育、生态文化的创造方面来努力推进。     

从科学到政治: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化

作为一种典型的全球公共问题,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经历了一个从科学到政治的政治化进程。其初期表现为一系列国际气候会议的频繁召开,后期表现为气候问题进入了"安全化"动议。国际社会对诸如气候变化之类的全球公共问题的政治化操作会产生正反两种效果:正面的政治化有利于该问题获得所需的政治支持;反面的政治化由于在成员国间引起政治争议而内耗了所需的公共资源。因此,应该以一种辩证的观点看待全球公共问题治理进程中的政治化现象。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应当凝聚更多的政治共识和行动,而不是一味地相互指责、推卸责任。     

全球治理视域下提升中国话语权研究——话语权比较与评价视角分析

话语权问题与国家利益的实现和维护息息相关，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全球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全球多边治理，是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由于全球治理本身具有的集体主义和公共选择等特征，以话语权为主要文化标识的软实力如今也被纳入各国竞争的重要目标。长期以来，部分西方国家由于其不断积累的话语优势在全球政治格局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如何对抗西方话语霸权的强势围剿，如何在国际社会提升中国声音的传播力度，如何向世界展示更加立体、真实的中国是当前亟须破解的一大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相应地，我国在国际舞台上传播的中国声音、中国故事也得到了更多关注，中国话语权有了新的突破性发展。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目前我国话语权地位已经和我国综合国力相匹配。不容否认，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话语权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为了打好提升中国话语权的"争夺战"，基于话语权比较与评价视角，迫切需要从传承与延续、国际与国内角度思考全球治理与中国话语权的内涵及其逻辑关系，为提升中国话语权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与内生动力。目前，我国在对外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中国方案等方面仍然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 "挨骂" "失语""失声"问题仍然存在，主要包括西方话语霸权打压中国话语空间；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依然存在；诋毁社会主义制度话语不绝于耳等。针对这些问题，在全球治理视域下，立足话语评价视角加快提升与我国综合国力相匹配的话语权已经成为重中之重。展望未来，面对中国话语权所面临的风险挑战，为了让其他国家准确理解和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必须在国内外的重要场合发声，实现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转变，从我国国家治理理念、制度优势、能力及实践等方面汲取经验与智慧，探究话语权提升路径，准确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坚持把我国治理实践转化为话语权力；把我国治理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把我国制度自信转化为话语自信；把我国治理愿景转化为世界认同，充分展现中国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成效，理直气壮地参与塑造全球治理，让中国声音响彻世界。     

RCEP和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困境、机遇与路径

为识别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面临的挑战,探索《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带来的机遇,对中国借力RCEP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的路径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既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机制建设滞后,个别国家蓄意设置治理障碍,逆全球化浪潮削弱了改革共识; RCEP能够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带来新的契机,有助于重构合理高效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消弭单边和霸权主义障碍,弥合全球多边政治互信; 中国亟需紧抓RCEP签署的机遇,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凝聚区域经贸合作伙伴力量妥善处理中美竞合新关系,积极探索全球投资贸易治理机制创新,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RCEP框架良好对接,守护多边主义,巩固政治互信。     

全球治理下非政府组织跨国效应的研究

本研究分析了全球非政府组织间串连、在不同国家主导下接轨、与联合国系统作多种领域合作,进而在不同领域发挥了各种不同的作用,其达成全球治理的方法也包含了联合国的行动和其他国际政府组织及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合作的协议。本研究在检验不同类型的非政府组织的同时,观察非政府组织发挥其国际影响,与全球非政府组织串连、与联合国系统合作并发展"伙伴关系",充分地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使非政府组织力量有机会融入到全球治理的架构中去。本研究提出,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非政府组织通过跨国性活动参与全球治理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政治议题。因此,建构一个非政府组织跨国合作的模式,参与全球治理的机制,以便促进人类社会同步发展的目标,是一件重要而又迫切的议题。     

新冠疫情下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新冠疫情暴发对全球公共卫生事业造成历史性打击,但也为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国际合作在应对疫情和促进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推动了新治理需求,疫情相关的问题涌现突出了网络空间治理议题的新重点。同时,人们探索和适应新兴技术的步伐也得到加快,新技术将成为重要治理手段。但疫情之下的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仍面临诸多挑战。网络空间大国的激烈博弈使国际合作意愿不断受挫,网络安全、逆全球化等网络空间全球治理议题的复杂性不断加强,而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的效用却未能充分发挥,并且在新技术部署等方面,网络空间全球治理机制显露出明显的滞后性。新冠疫情对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为国际社会与我国更好推进这一议程提供可探讨的方向。     

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发展与共享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新中国制度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长期实践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浙江省实践、湖州市实践、织里基层实践,展现了中国治理的时代价值。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始终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正确、有效、成功的。中国治理蕴含的制度价值保障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中国治理能够为后发国家提供“非西方化的现代化”建设经验,推动和支持多边主义的全球治理方案,促进不同文明互学互鉴,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借鉴,具有世界意义。     

法治与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化

主体重塑是全球治理浮现和发展的重要特征,各种不同类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逐步转型为各具特点的全球治理机制是主体重塑的表现之一,但也引发了关于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的追问。全球治理宪法化这一理论就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种尝试,但仍有其局限性。全球治理宪法化的主张实际上意味着一种从法治的角度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及完善其合法性的努力。近年来关于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法治化进程的讨论展现了这一思考进程的重要性。     

论全球环境治理中软法的地位

软法是硬法的对称,软法有助于绕过主权限制,消除主权国家的签约疑虑,开展更深层的国际合作,更能真实体现和反映各主权国家对全球环境治理制度的预期,且其宣示的理念与全球治理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在全球环境治理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正在成为《国际法院规约》没有预见的新的国际法渊源。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破解全球治理失灵难题的必由之路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价值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是全球性风险日益增多和全球治理日益陷入失灵困境双重压力之下的理论自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球治理理论及其实践的发展历程、宝贵经验大跨度回顾总结的科学性和创造性结论,蕴涵着广阔的历史背景、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博大的中国智慧。其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实现对民族国家主权意识的超越,破解强权国家主权意识日益膨胀难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融合传统规则治理和关系治理,提升全球治理效能;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民族国家主权平等为基础推动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新体制的形成,为全球治理走出失灵困境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现实指引。     

作为“普遍的善”而存在的全球伦理

在人类社会发展面临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的今天,基于道德哲学层面的全球伦理研究无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全球伦理是一种手段、一种工具,更是作为“普遍的善”而存在的理想目标,它在“良知”、“责任”、“公正”三个方面表现出来的价值诉求诠释了它丰富的伦理内涵,而通过从实现个体的自由到建立一种善治的社会将能够实现作为“普遍的善”而存在的全球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