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次革命”中的黎元洪

1913年3月,宋教仁案发生。革命党人主张武力讨伐袁世凯,酝酿二次革命。当时在中国能够左右政局的有三大政治军事力量,即北京的袁世凯集团、武昌的黎元洪集团和据有华东、华南的国民党势力。此时,作为第三势力的黎元洪,其地位举足轻重：从政治上看,黎元洪是副总统,在中间派中很有人望;从军事上看,黎元洪占据湖北,处于北洋军南下之必经之路,如黎元洪支持国民党,则袁世凯颇为棘手,而黎元洪倒向袁世凯,则国民党必败无疑。在这个政治三角角逐中,黎元洪成为革命党人和袁世凯均极力争取的对象。黎元洪权衡利弊,决定倒向袁世凯。在二次革命中,他以湖北不靖为由,电请北洋军再次入鄂,震慑南方革命党人,黎元洪充当了北洋军阀镇压这次革命的得力帮凶,可以说二次革命就是袁黎两人共同镇压的。     

略论辛亥革命中的吴禄贞——兼与董方奎同志商榷

吴禄贞(1880年——1911年)湖北云梦人。早年留学日本,追随革命,对孙中山“尤倾倒备至”。1900年,自立军起义,吴禄贞受孙中山之命回国参加起义的筹备和领导工作。起义失败后返日本,继续求学。学成归国后,制定“以改换新军头脑为成事之根本”的革命方针,在湖北新军中“鼓吹革命,不遗余力”,为湖北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吴禄贞因此在湖北革命党人中享有崇高的威信。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曾打算拥戴吴禄贞为军政府都督,并派人与之联系,只是由于远水解不了近渴,才将黎元洪推举上台。总之,辛亥革命前,从吴禄贞开始其政治生涯之初,就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1903年“拒俄运动”之后,更成为革命的骨干分子之一,积极地从事革命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他长期匿身于清     

黎元洪与护国运动

云南起义爆发时,黎元洪是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城中的政治俘虏。护国运动的早期酝酿以孙中山为领袖的中华革命党为主,云南起义反袁,又主要是中华革命党成员的中下级军官联合上级军官中的同盟会员、国民党员经过长期组织发动的结果,护国军政府的政治方向、军事计划和政府组织则由梁启超、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人掌     

辛亥革命初期的新闻传媒与孙中山

从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至年末孙中山返国前的两个半月期间,尽管孙中山不在国内领导革命运动,但是,社会各界根据不同的需要,报道乃至制造了许多直接或间接关于孙中山活动的消息,辗转传闻,不径而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人的心态。这些消息,又以态度比较持中的《申报》的报道为最多。谨将所见新闻媒体等的报道做一归纳,并从而得出一点浅见。一武昌起义后第三天,10月13日,上海报纸即均刊登中外报纸或通讯社的汉口电讯:“群拥黎元洪为统领”,①“协统黎元洪现为革命军大统领,②“协统黎元洪现充革命军领袖,指挥武昌军队”,③准确传递了起义军拥立黎…     

黎元洪的祖籍和姓氏再议

黎元洪的祖籍在哪里?他究竟姓什么?自从武昌起义以来,一直存在不同的说法。武昌起义后七天,即1911年10月16日,《神州日报》发表的署名鄂中武士的《革命军总统黎元洪小史》一文,即说“其先世为皖之宿松人,自其祖与父商于湖北,遂改入黄州府黄冈县籍,故今为湖北人”。同年10月21     

中华革命党别议

中华革命党从诞生的时候起,就颇遭时人非议。今人论及,尚多认为它只是一个“服从个人的、狭隘的革命小团体”,具有“严重的宗派性”。领导了一场伟大革命的孙中山为什么要组建一个具有“严重宗派性”的小团体?中华革命党有别于同盟会、民     

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

在武汉长江大桥武昌引桥东侧,阅马场北端,紧靠蛇山南麓,矗立着一座富有革命意义的红色楼房,这就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建立的湖北革命军政府旧址(见封二图片)。武昌起义是在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影响下,于一九一一年(农历辛亥年)十月十日,在古老的中国爆发的一个震惊世界的大事件。这天晚上,湖北新翌中的革命党人,在经过长期组织发动与筹划的基础上,在风云突变的紧急关头,猝然在武昌发动起义。一夜之间,就击溃了妄图顽抗的清军。     

试论湖北军政府的舆论宣传

辛亥武昌首义中应孕而生的湖北军政府,踏实深入地进行了形式灵活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的舆论宣传。卓有成效地扩大了武昌起义的影响,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一、多样化的宣传形式湖北军政府的宣传方式大致可分为布告、通电、私人信函、外交照会、报纸几类。布告是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将某种决定、某一事件用书面形式张贴出来公诸于众     

谋略处考

一、今人论著中的“谋略处”在关涉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论著中,“谋略处”一直被认为是在首义后的最初几天里行使过最高权力的重要机构。如说: “在把黎元洪推举为都督的那一天,还成立了谋略处。谋略处共十五人,为首的是蔡济民……。他们是文学社或共进会的成员,并且大多是在第一夜起义中的骨干分子。在最初几天里,虽然军政府     

从孙中山的反思看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

对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这次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曾从资产阶级革命党建设的角度,进行过许多反思。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主要教训在于：一是国民革命没有“以革命党为根本”,即没有把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建设成一个严密的、团结的、坚强的领导核心;二是“只破坏地面而不掘地底陈土”,即革命党缺乏彻底革命的纲领;三是“革命行动缺人民心力”,即没有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参加革命;四是“革命之气一落千丈”,即革命党没有始终保持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百折不挠的斗争锐气。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认真吸取这些教训,对于当代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的建设,完成辛亥革命振兴中华的未竟事业,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袁世凯辛亥复出条件考

传统的说法是,武昌起义之后,清廷下诏起复袁世凯,袁向清廷提出出山六条件,利用革命危机,双向取利,取代清政府,攫取革命果实。经作者考察,袁世凯当时提出的出山八项条件,是在臣子职份之内的、为镇压革命党起义所必须的军事条件。出山政治六条是没有史实根据的。     

湖北历史学会年会讨论的几个问题

湖北省历史学会1980年年会,于3月26日至28日在武昌举行。会上讨论了武昌为什么会成为辛亥首义的地区,还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1.如何研究辛亥革命的性质有的同志为了说明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就直接从同盟会及武汉革命党人中,去找哪几个是资本家,或考察武汉的资产阶级分子对革命的态度。大多数同志认为这不是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应该是努力揭示当时的社会阶级矛盾,研究这个革命是在什么样的矛盾基础上爆发,从历史的发展中找出革命的动因。同时也要研究辛亥革命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状况,知识分子的作用,特别是要考察当时的     

湖北军政府初期的财政措施

湖北军政府是武昌起义后建立的第一个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政府。解放后史学界曾对这一政府的政治、军事活动作过研讨,而对它的财政措施方面的研究却很少。下面就这个问题,谈谈我们的一些粗浅看法。武昌起义胜利后建立的湖北军政府,曾一度被认作民国中央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见《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242页),对促进全国革命起了重要作用。军政府成立之初,处境是相当险恶的,随时有被中外反动势力绞杀的危险。军政府要巩固自己的阵地,除必须迅速扩大革命武装,打退反革命势力的进攻外,还必须在内政、外交、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制订出革命的方针政策,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建立巩固的后方。在这众多紧迫的任务之中,采取切实可行的财政措施,成为当务之急。湖北军政府领导人深知,     

孙中山领导的“第三次革命”在江西的起伏——“江西军政两署招新华社党员自首令”剖折

一 1913年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以后,流亡在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谈及将来事业,意见分歧,或缄口不谈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种种灰心,互相诟谇。”而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则表示要以“以前反对君主专制之决心”继续进行革命,因而极力“主张急进,约束前人,激励后进,重新发起中华革命党。……协力同心共图三次革命。”于是,1914年7月中华革命党便在日本正式成立,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宗旨,在艰难困苦中,继续坚持组织讨袁的斗争。为此,孙中山曾派人先后在东北、山东、广东、浙江、上海等     

武昌起义后华侨对广东光复和反袁斗争的贡献

1911年10月12日,孙中山先生从美国报纸上得悉“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后,认为他当时的任务主要是争取列强的支持,于是把美洲的筹款工作,交由张蔼蕴、赵昱等负责,自己转赴英国进行外交活动,分函伦敦、纽约、旧金山、新加坡、西贡和马来亚等地华侨,呼吁给予中国革命以财政上的支持。并指示黄兴负责领导湖北革命军对清作战,胡汉民、朱执信等相机争取广东反正。说明他当时并没有放弃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总任务。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争取“世界列强赞成中国革命”,这完全是一种幻想。     

武昌起义胜利后的领导问题——与竺柏松同志商榷

竺柏松同志在《江汉论坛》1981年第5期发表了《关于武昌起义的领导问题》一文(以下简称“竺文”),对武昌起义酝酿时期、爆发时期和起义胜利后三个时期的领导问题,分别做了分析和论述。对前两个时期的看法,笔者是赞同的;但对竺文中关于武昌起义胜利后的领导问题,我认为有必要作如下商榷。竺文说:“武昌起义胜利后,是指10月11日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成立湖北军政府后     

辛亥甘军攻陕战争述略

辛亥甘军攻陕战争述略杨思信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义后，各地次第响应。１０月２２日，陕西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建立了陕西革命军政府．当时，盘踞在甘肃的封建反动势力，在长庚、升允等人的领导下，组织数万回汉甘军东进攻陕．此次战争从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２１日长...     

析孙中山“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

孙中山把武昌起义之成功 ,解释为“意外” ,有两方面原因 :“南方首义”观为其主观原因 ;流亡生涯是其客观原因。本文据此说明 ,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前对中国革命形势缺少全面性认识。     

论南北议和期间的黎元洪

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黎元洪一直是以复辟势力的代表载入史籍。因为此,黎元洪在首义之初投入革命营垒,与革命党人并肩反清的历史常为研究者们忽略不提。其实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袁世凯诱和至清帝退位,即南北议和时期黎元洪的历史很有考察的必要,看看这一时期黎元洪在袁世凯与革命派之间的态度,对考察其一生的历史,特别是从主观上考察其对反清革命所持的态度很有作用。     

辛亥革命间的海军反正

辛亥武昌起义后,万分震恐的清廷派遣陆海军主力前往镇压,海军提督萨镇冰率巡洋舰队和长江水师驶抵武汉江面,配合南下清方北洋新军对民军作战。经湖北军政府及都督黎元洪的争取,舰队内革命人士及张怿伯、黄钟瑛、汤芗铭等官佐的活动,加之萨镇冰对清廷冷淡,并不阻止反正活动,海军于11月初反清易帜,协助民军对清军作战。海军反正成为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