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不服从理论的现实困境——以六十年代美国学生运动为例

罗尔斯立足于理想主义的正义社会基础,试图通过公民不服从理论来解决社会的不正义问题。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等现实的公民不服从行动中,罗尔斯的公民不服从理论在基本前提、合法性及反抗手段等方面遭遇到一系列的困境。     

正义的领域及其缺陷--女性主义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评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是否适用于作为私人领域的家庭,这是女性主义批评罗尔斯正义论的一个重要话题.罗尔斯对该问题的论述存在着矛盾,他既承认家庭是社会基本结构的"某种形式",又认为正义原则不应该运用于家庭领域.女性主义认为这种矛盾源自父权制传统与自由主义的"两分法",这就需要解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元对立结构,将正义原则的运用范围从"公共领域"延伸到作为"私人领域"的家庭,在实现家庭正义的基础上,保证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性.     

全球公民社会与全球社会契约

作为独立于国家和市场之外的第三部门,全球公民社会可以有效地沟通国际组织、民族-国家和公民之间的联系,通过与不同全球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逐渐形成正义的全球社会契约。     

如何应对柏拉图《理想国》的制度性失误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的"制度性设计"的尝试,它在制度设计上的根本缺陷,是建立了以所谓"哲学王"为统领的"正义"立法原则的政治等级制度。"哲学王"集最高权力与最高智慧于一身,将国家前途建立在"好人"基础之上。《理想国》将"正义"解释为"政治正确"而不是自由、民主、允许争论等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其倡导的正义是建立在服从基础上的秩序。《理想国》缺少近代启蒙思想的人权观念,而人权的核心是个人的政治权利。应对《理想国》的制度性失误,应使政治制度保证公民政治权利中的个人性,用宽容取代"正确"。在这个过程中,纯粹善良的私人生活比《理想国》里的公共社会生活更符合人的天性以及人类幸福的本意。     

公民不服从的宪政意义及其中国语境

公民不服从是实现宪政平衡的重要力量。但公民不服从概念及其理论是纯粹西方式的,其前提、理论基础等来自西方。我国目前尚未完全具备采行公民不服从的前提,也未建立起充分完善的相关理论。因此,我国当前不宜采行公民不服从。     

亚里士多德正义观及其启示

亚里士多德对正义问题做出了较全面深入的研究。他认为正义、公正就是给予和维护幸福,或者是政治共同体福利的组成部分。正义可分为普遍正义与特殊正义。普遍正义它要求公民的言行举止必须遵守法律,特殊正义则包括分配正义、矫正正义和交换正义三种。就正义作用范围而言,正义分为家庭正义和政治正义。关于公正原则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城邦政治法律制度原则。其二,作为个体正义美德原则,即人们从内心自觉服从和践行这些规则时,社会正义方能有效实现。亚里士多德正义观充满了内在矛盾。他的正义观,不仅为西方文明奠定了基础,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也具有一定启示。我们应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战略方针,正确认识和处理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扩大中产阶层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从全球公民社会看世界贸易组织正义的构建

按照罗尔斯关于公平即正义的界定,发展中国家这类"最少受惠者"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被边缘化是其正义性缺失的主要表现.发展中国家利益被边缘化是WTO长期以来以自由为价值核心向度的必然结果,因此,自身讨价还价能力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很难发起有效的体制改革,构建正义的世界贸易组织.全球公民社会是构建WTO正义性的重要力量,其有效路径包括:组织国际性集体社会行动影响WTO的决策、正式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活动、对发达国家进行游说和施压和与发展中国家直接合作.全球公民社会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可以改变赤裸裸的权力政治,赋予国家行为以伦理价值的约束,使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为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     

承认的哲学:霍耐特承认理论评述

霍耐特承认理论在后形而上学的哲学视野中,基于"社会性关注与社会发展、批判规范的探寻和社会正义构想"的问题意识,回答了"为什么我得承认你","承认如何可能","美好生活如何实现"等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实现了社会批判理论的伦理-政治转向,并着力于构建极具当代理论-实践价值的政治正义学说.     

社会秩序·制度理性·公正理想——西方思想文化中公正观念之范式沿革（上）

人类政治活动的直接目标,即是平衡主体之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关系。所谓正义或者公正,正是对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理性平衡。西方历史文化中的正义观,概括起来,主要有六种形态:(1)奠立于古代"自然法"基础上的古希腊的理性"正义论";(2)奠立于基督教神学教义基础之上的中世纪"神学正义观";(3)奠立于社会"公意"基础之上的西方近代"契约正义观";(4)奠立于对人性之两面性整合与超越的哲学预设基础之上的"权利正义观";(5)奠立于未来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价值信念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正义观";(6)奠立于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罗尔斯的"社会正义论"、诺齐克的"资格正义论"以及麦金太尔的后现代主义的"实用理性正义论"。     

民主概念的语言分析及解释框架

对民主概念的语言分析显示,该概念最初指称"人民的统治",其意义的深化源于"人民"内涵的演变.就"人民"来看,它具有类、群体、个体三个逻辑层次和"贵族-市民-公民-自由个性"四种历史形态,它们分别决定了民主形态具有一般性、阶级性和个体性之区分,以及民主实践具有古典意义、现代意义和未来意义之划界.从逻辑上看,民主的基本架构有三,即人民主体、公权客体和授权手段,其基本内涵可概括为"主权在民、公民授权和公权服从".当代中国的民主实践既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同时,在公民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又显现出不足,能否确当评估其有效性对推进中国民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环境正义的公共政治向度——环境物品分配体系的制度安排

环境物品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环境政策本质上是对环境物品这一公共资源的再次分配.环境利益的不平等分配、环境风险的不公平承受和环境治理责任的不合理负担是主要的环境分配不正义现象,其根源于公民参与不足的政府环境决策体制、效率优先的公共环境政策导向、市场机制为核心的环境资源配置制度和政府责任缺失的环境物品分配结构.只有改变产生环境不正义的政治结构、调整环境资源配置机制、转变政府环境建设决策模式、明确政府在环境物品公平分配方面的政治责任、尊重公民的环境人权和政治参与权、完善公共环境服务体系,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环境不正义产生的政治根源,实现环境物品的公正分配.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马克思正义思想（英文）

"马克思与正义"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外学界重点关注和讨论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之一。马克思的正义思想根源于物质实践而不是抽象的观念,因为,他的正义思想突破了传统分配正义的局限,是唯物史观视域中分配正义和生产正义的有机统一。其分配正义和生产正义有机统一的正义思想主要体现在《资本论》中。对"马克思与正义"的问题,"伍德-胡萨米之争",双方虽各执一端,但都局限于分配正义。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也没有达到马克思正义思想的高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确立的以"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核心的、分配正义和生产正义统一的正义观,是对资产阶级以平等权利为核心的抽象正义观的超越,是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     

正义与和谐:宪法的价值基础

美国宪法将正义的理念冠于宪法之首,中国古代法文化以"和谐"为追求境界."正义"与"和谐"构成了现代立宪国家宪法的价值基础.宪法的价值的实现,景根本的是在立宪阶段构建起完整的正义观与大和谐观,然后在行宪和司完过程中实现正义,从而有力地推进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和谐、国际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宪法的现代性的实质是在对东、西方的法文化进行辩证否定,并在整合正义与和谐这两种价值的基础上,实现宪法的理性化和道德化.     

正义的实现次序——一个公民权利框架

正义是一个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然而,作为正义的两个组成部分的平等与自由却存在深刻的冲突,强调一方就会削弱另一方.如果将正义看作权利的价值基础,将权利作为正义的具体实现,进而确定不同权利之间的优先标准,就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解决这种冲突.公民权利的优先次序从高到低可分为:生命健康权利、人身政治权利、法律社会权利和经济文化权利四个序列,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公民权利的范围和实现程度不断扩大,因此任何社会和经济发展,都不能以牺牲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代价.     

法律正义: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石

社会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义,制度正义是构建社会正义的基础,而法律正义作为最根本的制度正义就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制度基石.和谐社会离不开法律正义,应该依靠法律正义来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依靠法律正义来保障和谐社会的实践,依靠法律正义来引导和谐社会的发展.在和谐社会视域下,立法正义、守法正义、执法正义与司法正义成为实现法律正义的基本途径.     

当代西方主流政治伦理学与中国新时期分配政策的发展

当前,西方主流社会正义理论主要有四种,即功利主叉正义论、Rawls正义论、Nozick自由主义正义论及Stn能力正义论,它们对社会经济政策产生了广泛影响.马克思主义的政策正义观在社会主义实践之中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演化.中国最近20多年的改革经验表明,中国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政策取向虽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但其政治哲学基础或内涵却已经变得更加灵活和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制度正义的"理性不及"及其价值补偿

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实现对人的平等权利的尊重,需要全社会公民的道德水平提升.但这种提升完全依靠个人的道德自律来实现在现实普遍意义中是不可行的,它需要制度的强制规约.然而当制度在追求正义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不正义,使制度无法无差别地对待每一个人的时候,就需要对正义进行补偿或矫正.通过建立补偿正义对不正当的程序或是获利进行矫正,同时对社会竞争中的最不利者或失利者进行实质性意义上的补偿,使差异的存在止于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当中,将差别变成实质上的互惠.     

"好公民"与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以公民教育为视角

现代化不仅是一系列经济发展指标,更重要的是现代的政治理念、法治精神和民主意识.然而我国当前的现状却是公民身份与公民意识严重脱节.这种状况的深层根源在于我国传统观念的固着所导致的对现代文化的非理性抵抗.为此,我再次提出"好公民"概念.作为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植入到公民意识的培养和塑造中,旨在融合现代政治法律文化对"公民"的内在要求和我国传统文化对"好人"的一贯诉求,使现代化的政治文明和法律文明因注入儒家文化的血脉而不再给我们一种完全疏离于本土文化的异己感和外在感,促使广大社会成员自觉完成法治社会"公民"的角色转换,以文化的和谐来构建社会整体的和谐.     

"大部制"改革不可回避的几个问题

"大部制"作为中国共产党十七大的构想之一,即将在新一年两会上成为实施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并成为中国推进世界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法治国家实施宪法的需要,基于国家宪政建设根本地位的考虑,以及中国社会实践亟于加强必要而科学的监督,"大部制"改革不仅涉及社会转型时期的诸多利益分配,涉及宪政人权保障价值和社会正义价值的选择,而且涉及对改革发展中"党政分开"成果的坚持,以及国家权力监督制度的强化.为此,本文拟提出四点建议,希望能对"大部制"的推进和实践略尽绵薄之力.     

论政治学的学科性质及与政治哲学的关系

政治学的学科性质属于人文艺术学科,而不是什么科学.用科学至上主义的方法去研究政治学,其后果必然是把人当作无生命的东西来看待.政治学知识和政治智慧是一种独特的人文知识、人文智慧.这种人文特性要求政治学研究方法必须是人文主义的.政治学研究的最佳视角是把公民之闻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广泛的博弈关系.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是:国际政治关系、国内公共事务和公民的政治参与.政治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并非"实然"与"应然"、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政治学是研究特定政体内的政治行为目标与其手段间的关系;政治哲学则是研究与社会类型相匹配的制度规则的价值观.政治正义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命题;而规则正义却是政治哲学研究的核心命题.政治哲学是独立于任何哲学派别的;它所提出的制度价值规范是政治学进行政治行为分析评价的伦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