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若干问题

文明起源应该区分为文化成就的起源与国家的起源。从国家起源的角度讲,文明起源的要素不应是各种因素的简单排列,而是社会分化逻辑展开的结果。如果中国文明中存在玉器时代,我们就应承认,不能以其它文明中无玉器时代而加以否认。起源阶段与早期阶段的文明不可能是奴隶社会。此外,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还很有可能为陷入困境的中国历史分期研究开辟出一条新路。     

再论治理的历史起源——兼论中国政治科学应该回到哪里的历史

作为一种权力互动关系,治理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早已存在,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古代社会的权力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互动关系,不是权力的单向关系。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政治制度下,权力的互动关系的工具、形式会大相径庭。尤其是政府治理,从文献来看,中国可能为世界提供了最早、最系统的政府治理实践。治理、统治都是政治科学的重要理论概念,所谓“政治学要回到历史”,就不能回到某一个时代的历史,而要追溯这些重要概念所体现的政治科学的本源意义的起点,尽可能地回到被今天所认知了的历史。“大一统”在上古时代就已经成为一种政治实践,但在先秦时期和秦国统一中国以后变为不同的治理形式和治理逻辑,前者是分封治理,而后者则是中央集权的治理。两种不同的治理逻辑所体现的治理伦理也不同,分封治理以正义为前提来构建秩序,而中央集权则以绝对君权的秩序为前提兼顾正义。前者充满了民本主义的政治逻辑,后者则更多的是君权至上主义的政治逻辑。     

现代文学问题若干的思考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已出版多种,但多有不尽人意之憾,对诸如思潮、流派等文学现象的评价,对文学发生的背景因素的勘定,都需做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思考。     

文明起源研究若干前沿问题述论

国内学术界关于文明起源研究的前沿问题,主要集中在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关系、文明形成的标志或要素、文明起源的过程和路径、国家起源的机制、文明形成的原因等问题上。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综合分析,有利于我们辨析研究误区,整合研究思路,创新研究路径。     

接续历史的整体之思——浅析叶维廉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反思

叶维廉反思现代文学研究的真知灼见,长期为他在古典美学和比较文学领域的成就所掩盖.综观叶维廉现代文学研究的思想,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以"历史整体性"的思维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出现的种种弊端,探寻现代文学传统的新质,使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当代文学贯通起来;其二,批判五四后的"定型思维"及其危害,以此展开对现代性思维专制的批判,显现其文学现代性反思的独特路径.叶维廉接续历史的整体之思的意义和价值,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启示显得尤为深刻.     

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

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不能仅仅局限于新民主主义史的视角,而是应该引进民国史视角,这意味着应该全面解读现代文学中的辛亥革命,应该勇于正视民国为现代文学提供的发展空间,应该还原面对民族危机的民国姿态。只有这样,才能清晰地复原现代文学史的原生态,准确地理解作家、作品与其他文学现象。     

民族情感与历史叙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撰述对人种起源问题的阐释

中国人种起源问题是近代中国历史撰述所遭遇的一个重要话题。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撰述中所反映的知识分子对人种“西来说”的信奉、对人种外来说的质疑乃至批判,以及对“土著说”的“暂行断定”,彼此之间不仅并不矛盾,反而是一脉相承的。中国人种“土著说”得以立足于学术界,主要源于“北京猿人”的发现及古人类学等相关研究成果的支撑,抗战期间“民族主义”意识的自觉也推动“土著说”历史认识的发展。这一变化恰好体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中积极寻求民族认同、增强民族自信心所作的努力,这也是特殊时代背景下史学经世致用的反映。     

现代文学研究的民国经济视野：有效性及其限度

较之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与经济的关系更为紧密,更值得我们从经济学角度对文学生产、流通与消费等环节进行详细梳理、辨析与论证。从研究对象看,较之从经济角度对传统文学的研究,"民国经济"维度的研究对象已然转变至现代文学;较之此前已有的从经济角度对现代文学的研究,"民国经济"维度的潜在研究对象将是在这基础之上的"民国",更具整体性。从研究目的看,以"民国经济"为视角进行的研究,其目的不在于建构现代文学经济学,也不在于梳理现代历史中的政治、经济纷争,而在于对文学、文学中的人性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与此相关,我们必须警惕这一阐释视角的有限性,细心甄别研究对象,并力求回归文学本位。     

中国文明起源的若干理论问题新探

关于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所回答的问题,应当是上古时代社会如何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以及进入文明时代的具体时间与标准,而不是对于自有人类出现以来文明因素逐渐增长情况的说明。断定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准除了金属使用、城市兴起等“物”的因素之外,“人”的因素可能更为重要。文明时代的特征,不仅表现于“物”,而且表现于“人”——具有理性思维的人。从某种角度可以说,只有文明时代的“人”的出现,才意味着文明时代的降临。我们应当理出若干文明起源的线索,认识在那个“长时段”里面人的思维经过了怎样的发展过程而由原始思维转变为理性思维。上古先民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增长的智慧,是文明起源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文学史、文学与历史的话语重构——陈平原学案研究之二

如所周知，重写文学史的事情，从海外到海内嚷嚷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很多年了。意味深长的是，加入嚷嚷队伍的人中却并未见到重写得像样点的文学史之一或之二，而从未见参加嚷嚷的陈平原，却早已埋头理出了让人叹服的文学史重构若干。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陈平原并不像那些嚷嚷者大多是出于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厚积薄发，并从未游离于二十多年前他自己即已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个大概念。     

无法还原的历史——“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历史症结

吴秀明认为,对"十七年文学"应作综合整体评价。它既是20世纪中国的"十七年文学",也是具有三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的"十七年文学",同时也是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密切关联,并高度一体化了的"十七年文学"。张光芒认为,不能用硬性的价值尺度来评判"十七年文学",应该综合那个时代的文化生态,以"同情的理解",作为历史叙述的前提,尤其应对生长于时代夹缝中的富有文化启蒙意义的文学作品,作出价值重估。董之林则进一步指出了"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与艰难性,这是无法还原的历史,任何简单的评判都将失去意义,只有跳出预设的思维定式,借助理性的"知识考古",才能达到评判的意义重构。黄健则揭示了"十七年文学"与现代性重构的内在联系,从现代性重建的视角反思"十七年文学"的得失与应有的价值。     

关于中国审计起源与早期审计发展历史的探讨

探讨审计起源之所以有三种观点,概因为没有分清国家(政府)审计、内部审计、社会审计三类审计的起源。本文主要探讨国家审计的起源和早期国家审计发展的历史,具体分析了中国古代国家审计在夏、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历史。同时,廓清了"审计"一词的出处和演变。     

不同指向的艺术起源论：朱光潜与格罗塞

朱光潜的美学思想融贯了中西美学两大传统,《诗论》1是这一特点的集中代表:朱光潜借助西方美学不断克服和突破中国传统诗论的"零乱琐碎",并使其体系化和系统化。格罗塞及其代表作《艺术的起源》对朱光潜产生过至关重要的影响。朱光潜《诗论》与格罗塞《艺术的起源》的相关研究至今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文章以此为契机,从内容书写、观点承续以及篇章结构等方面对《艺术的起源》与《诗论》进行详细解读,从而揭示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对朱光潜《诗论》的深刻影响;同时,朱光潜接受格罗塞美学思想并不是亦步亦趋的,而是在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中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艺术起源论:艺术不受生产方式决定,而是基于心理学的根源;文艺表现个体性价值。     

历史记忆与村落共同体的建构——肇兴侗寨起源故事考察

肇兴侗寨的起源故事是地方社会历史的一部分,它作为当地人的历史记忆存活于集体记忆之中,构成了当地人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的感知和经验,并形成一种人与地方的情感关联即地方感。肇兴侗寨起源故事对于当地人的身份认同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当代村落共同体建构可资利用的历史文化资源。     

跨文化研究的话语——关于历史思维的讨论

跨文化研究越来越成为历史学领域特别是史学理论研究领域的热点课题.认同问题与历史意识紧密结合,对文明的宏观研究可以从对历史意识的研究做起.在关于跨文化历史思维项目的讨论中,学者大多都能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开展积极的对话,能够认识到世界上的文化是多元的、平等的,坚持西方中心主义态度的学者已不多见.有关历史意识的讨论提供了一种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在确立了元概念之后,还进行了量化比较,提供了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的典型.当前世界文化的某些趋同现象的问题的核心是采取什么立场和以谁为中心.在文化传播中强调西方的主体和主动作用,就是西方中心论;强调吸取者主动学习西方,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取舍,把他者的文化与自己的文化加以融合、改造,从而创造出一种既具西方色彩,又使传统文化焕发生机的新文化,就不是西方中心论.     

衡平法兴起及其演变的历史语境

由于普通法的僵硬体制无法满足社会需要,英国法上发展出了衡平法制度,这也是神权、王权、贵族和法律阶层之间斗争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的兴起,大法官身份的世俗化转变,促使衡平法的管辖权逐渐发展起来,最终实现从良心裁决到法律规则的转型和发展,成为英美法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地考察这一制度的形成过程,可以为当前推进我国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提供有益借鉴。     

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若干问题

本文旨在说明自1970年以来至今 ,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的进展、热点问题、研究难点以及未来的可能走向。全文从历史学目的、历史表现、历史真实、历史审美、历史记忆和世界历史观念六个方面展开分析 ,着重论述它们在历史哲学总体中所处不同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还指出 ,当代西方历史哲学经过分析、批判历史哲学的认识论研究高潮之后 ,思辨历史哲学复兴的理论准备已经就绪 ,重构世界历史的实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重新开始 ,这正是朝向一种真正的历史哲学的努力。     

由《天问》看屈原对历史起源的认识

屈原创作《天问》在主观上并非为了探索历史,但在客观上却反映了他对诸多历史问题的认识。就历史起源而言,屈原从宇宙之初问起,并对诸种神话传说及臆说予以诘难。由此可以推断,屈原认为历史的源头应从宇宙诞生开始, 而且与上帝或天神无关。屈原以求真、求实的态度认识历史起源问题,这是其探究历史规律、揭示历史真相、阐述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     

对国家起源问题的再思考

对于中西古代文明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刘家和认为,中国古代虽有夷夏之别,但夷与夏可以互相转化,这种夷夏互转的过程,就是华夏化发展的过程。在中国古代,以中原为中心的对流活动有效地推进了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晁福林认为,从远古到夏商时期,人们的历史观念的主干是对于氏族传承关系的记忆。周代的历史观念与史书体裁依然没有越出氏族史、宗族史的藩蓠,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完备体例的国家史在秦汉帝国时代才得以出现。杨共乐对国家起源问题进行了再思考,认为恩格斯所说的"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并非是指奴隶主和奴隶,在国家起源的原因问题方面,恩格斯虽然更多地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作用,但其从未断言这是国家产生的唯一根源。蒋重跃认为,周代封国与希腊城邦间的相似之处表现有四,即古代中国的"国"字与古希腊文的"城邦"一词在含义上有相通之处;殖民活动;小国寡民与独立性。二者间的不同之处有二,即两重性与单一性之不同及发展前景不同。易宁以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为代表,对古代帝国形成过程的 "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进行了探讨,认为统一与征服是区分古代帝国性质的重要依据。刘林海对罗马帝国的命运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认为无论是从历史层面还是从认识层面上,罗马帝国的命运都是既断又续,断续并存(转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