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新区设立是否促进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而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通过企业高质量发展来实现。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其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有力支撑。为了探究国家级新区设立是否有助于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选取244个城市中的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双重差分模型为研究工具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国家级新区的设立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证明该结果具有稳健性；探究其作用机制可知，国家级新区的设立通过提升国有企业补贴力度进而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相比于重点城市，国家高新区设立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果在一般城市更加明显；国家级新区设立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会因为样本区位差异而产生显著区别；分位数回归的结果显示，随着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逐渐提高，国家级新区设立的促进作用表现为先平缓后激增的变化特征，说明国家级新区设立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具有长期显著促进作用。     

国家级新区创设驱动绿色发展的效应检验

国家级新区是承担国家重大改革发展战略任务和创新体制机制的综合功能区,应该是推动区域绿色发展的排头兵。采用2006—2016年中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国家级新区创设驱动绿色发展的政策效应。结果发现:国家级新区创设能够驱动所在省份的绿色发展,但对其主体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进一步,以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为门槛变量进行估计发现,国家级新区创设驱动所在省份绿色发展并不存在门槛效应。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与创新国际化——来自海外专利申请的证据

创新国际化是深度融合创新驱动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重要途径。以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设立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18年27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设立对创新国际化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设立显著促进了创新国际化水平的提升。进一步研究表明,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设立对创新国际化的促进作用在行政等级更高、经济发展更快以及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城市更大。机制检验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通过降低海外专利申请难度和成本,以及提升城市创新能力,进而推进城市创新国际化。建议积极扩大知识产权示范城市范围,推动知识产权示范城市特色化和差异化发展,充分发挥政府在知识产权方面引导支持的作用,以全面提升城市创新能力,助推创新国际化。     

数字中国战略对科技型新创企业高端颠覆性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分析

在科技型新创企业积极推进高端颠覆性创新的进程中,数字中国战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为切入点,基于我国2012-2022年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对科技型新创企业高端颠覆性创新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显示：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显著推进科技型新创企业高端颠覆性创新质效提升,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促进作用依然显著。进一步机制分析证实,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通过促进创新要素配置、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两种方式,推动科技型新创企业高端颠覆性创新发展。与此同时,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非国有、高技术型、吸收能力强及技术密集型的科技型新创企业高端颠覆性创新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据此,应强化数字中国战略关键作用、发挥创新要素配置作用,营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良好生态,以提高数字中国战略实施的政策效果。     

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创新水平的影响——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创新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在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地区创新水平的提升存在结构差异化与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对地区创新水平的驱动作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其对地区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逐渐增强。基于研究结论，为进一步提升地区创新水平，未来应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实行差异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策略，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地区创新发展的普惠性。     

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十四五”时期我国人口老龄化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深远影响。理论层面从经济城镇化和人口城镇化两大角度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5个效应;实证层面运用2008—2020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建立PVAR模型,动态分析了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建立了面板门槛模型,检验了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与区域异质性。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显著;消费需求的减少、老龄负担的加剧、劳动力优势的丧失和人力资本积累等问题在人口老龄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中均产生了阻碍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受人口老龄化影响的门槛效应和区域异质性显著,地区数值跨越城镇化水平门槛值后人口老龄化对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都将得到大幅度提升,且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人口老龄化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异质性。本文结合各地区人口老龄化发展特点提出了针对性政策建议。     

碳排放权交易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7—2019年城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DID）探究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该结论在经过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政策效应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对东、中部城市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相较于中部城市,政策对东部城市的正向效应更大,对西部城市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在统计学意义上尚不明显。机制分析的结果显示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可以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量”与“质”、优化产业结构等渠道促进城市绿色发展水平提升。     

异质性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影响

城市创新圈是创新要素的高聚集、高密度的创新系统。本研究尝试将产业集聚和数字经济同时纳入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分析框架,基于中国2005—2020年26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通过理论分析与GMM模型实证检验相结合,讨论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发展能力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产业集聚均对城市创新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并且促进效果顺序是制造业集聚大于协同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排在最后。异质性检验表明,在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中,南方地区城市均表现显著的促进作用,北方地区城市则只有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只在制造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协同集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中均发挥出负向调节作用。     

区位导向型产业政策对城市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国家高新区设立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对国家高新区政策的创新激励效应进行了识别与评估.研究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政策实施有助于提升地区创新水平,但国家高新区政策影响城市创新的方向和程度取决于高新区成长周期及所属地区环境,处于成熟期或者位于东部地区的高新区对城市创新水平提升具有更强的带动作用;动态效应检验结果发现,随着国家高新区发展日趋成熟,其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将越来越大.     

高铁开通对物流业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

促进物流业的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内循环发展格局的重要环节,高铁网建设的不断进展使铁路运输能力得到质的飞跃,探讨和分析高铁货运以及高铁开通对物流业的影响具有现实意义和必要性。依据运输业和物流业发展现状及规划发展的相关文件,论证了高铁开通对物流业的影响机制,建立物流业综合水平测度指标,通过PSM-DID模型实证分析高铁对物流发展的影响,进行异质性检验、机制检验等。研究表明：高铁开通对城市区域物流发展水平整体上具有促进作用;高铁对物流业的影响与该城市的规模、等级、地理位置以及运输业市场结构密切相关;高铁对物流业的影响主要通过区域经济增长、货运运输量提升、物流人力资本提升等途径实现。     

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基于系统GMM和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并进一步对其影响效应的异质性进行研究,最后运用门槛模型检验了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共同富裕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显著;机制检验则表明融资约束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说明,共同富裕水平受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两个维度的影响更为明显,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效应大于东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水平的促进作用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其作用大小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据此,提出加大数字普惠金融支持力度、加大数字化建设投入力度、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提升居民基本金融素养等建议。     

科技服务业区域试点政策能否促进绿色创新

通过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和三重差分模型，系统研究科技服务业区域试点政策在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中的角色和地位如何影响绿色创新。研究发现，科技服务业区域试点政策能促进绿色创新。三重差分检验结果发现，科技服务业区域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效应表现出丰富的差异性：与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较少的城市相比，科技服务业区域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新型基础设施投资较多的城市相对更大；与科技人才数量较少的城市相比，科技服务业区域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科技人才数量较多的城市相对更大；与财政科技支出规模较少的城市相比，科技服务业区域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财政科技支出较多的城市相对更大。因此，应进一步发挥科技服务业试点对新型基础设施投资的促进作用，大力发展西部地区科技服务业，不断提高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水平。     

国家级开发区设立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国家级开发区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本研究基于2006至2019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理论阐释和实证检验国家级开发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国家级开发区的设立促进了长江经济带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水平;国家级开发区的设立提升了第一产业的产出比重,对第二产业的产出比重有显著提升,但第三产业的产出比重却被降低;国家级开发区的设立有益于第一、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的提升,但降低了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比重;国家级开发区的设立政策对产业结构的升级效应具有地区差异：长江上游地区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长江下游地区则显著促进其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城市品质、人才集聚与城市创新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构建人才集聚创新增长模型，探讨了城市品质、人才集聚和城市创新之间的作用机制。选取2008—2020年我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市品质通过吸纳人才集聚，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创新增长对城市品质的依赖性更强；胡焕庸线以东地区的城市品质对城市创新的边际贡献大于胡焕庸线以西地区；城市群内的城市品质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可通过打造优良的城市品质、差异化实施城市品质驱动策略、创新引才机制等途径提升城市创新水平。     

城市行政级别对创新能力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人才集聚的视角

城市行政级别作为一种基础性资源,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城市创新能力。为了从人才集聚的视角探析城市行政级别影响创新能力的作用机制,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行政级别、内生技术进步和人才纳入并构建一般均衡框架,通过一个跨区域的两期模型来分析行政级别和人才集聚对城市创新的作用;利用2011—2020年全国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借助熵值法构建城市创新能力指标体系并进行创新能力水平的测度;在此基础上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经验检验。研究发现,城市行政级别能够显著提升创新能力;人才集聚是行政级别提升城市创新能力的重要抓手;不同行政级别城市对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不同,相比普通地级市,非副省级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表明,为提升城市创新水平,需要创造激发创新的生态系统,需要明确本地条件以落实差异化战略,也需要探索市场与行政的“无缝衔接”。     

数字经济、创新资源流动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研究

利用数字经济发展契机促进创新资源流动，进而带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已成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经济高质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2010-2020年我国70个大中型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探究了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之间的关系，并将创新资源流动纳入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影响的分析框架中，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着重分析其传导路径、区域异质性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与创新资源流动均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创新资源流动在数字经济与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之间发挥了明显的正向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和创新资源流动对不同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并不相同，表现出较强的区域异质性特征。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制造业企业韧性的影响机制及其效应研究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增强制造业韧性是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基于2006—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Ａ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系统研究了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制造业企业韧性的影响机制及其效应。研究表明：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制造业企业韧性提升存在积极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创新要素集聚在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制造业企业韧性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其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962%;数字化转型、三类不同的产业集聚与自贸试验区设立的协同效应均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了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制造业企业韧性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东部地区,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制造业企业韧性存在明显的积极影响;随着与自贸试验区距离的增加,自贸试验区对周边城市制造业企业韧性的车头效应会呈现出“先增后减,再增再减,最终趋于0”的波浪式收敛变化趋势;对于初创期制造业企业,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其韧性水平有明显提升作用。     

我国城市新区发展建设的思考与探索

国家级城市新区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体现,在统筹发展和先行先试上承载着探索改革与创新的重要使命。各新区在主导产业的选择及布局方面,抢占产业制高点和以产业集群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是普遍采用的模式。新区空间结构布局的思路,应明确空间发展的主要方向,采取"多中心、组团式"模式,并与中心城区保持一定的距离,配套设置与主导产业相应的功能区,通过产业规划和城市功能空间规划实现产业的集聚化发展。新区建设应成立综合规划与协调机构,采取统分结合管理体制,并倾向于高层政府权力集中。国家级城市新区应突出城市新区发展建设核心价值理念,提高城市新区规划建设水平,加快推进城市新区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强化区域间的合作发展,积极探索土地开发利用模式的创新。     

数字金融、城市异质性与创新质量提升

本文选取九年间我国27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样本,采用系统GMM模型深入探讨数字金融对城市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城市创新质量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促进作用程度依次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在城市规模异质性中,大城市、特大城市以及超大城市两者关系均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中小城市则表现为反向抑制作用;在城市等级异质性中,一线、二线、三线以及四线城市两者关系均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五线城市则表现为反向抑制作用;在城市地域异质性中,东、中、西部地区两者关系均表现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中中部促进效果较大,西部次之,东部相对较小。为进一步推进数字金融发展,应制定和完善数字金融相关领域的政策和实施细则,做好数字金融与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对接;加强存量金融机构的改革和增量金融机构业务的拓展,拓宽数字金融的覆盖面,加强使用深度,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在地域、时空上的优势;因地因城施策,促进数字金融均衡发展。     

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基于我国2005—2016年21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智慧城市建设对我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能显著促进城市经济增长,这一结果通过了逐年匹配PSM-DID检验和反事实检验。通过理论机制分析和实证检验,发现智慧城市建设通过提升城市技术创新水平和带动产业升级促进城市经济增长。通过异质性检验分析,发现城市规模更大、初始经济水平更好、人力资本水平更高的城市,智慧城市建设政策的效果更好,产生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