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研究

近年来,一些欧美国家调整政策,企图实现“去中国化”,导致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发生深刻变革,严重威胁我国产业安全。针对当前复杂环境,有必要对全球供应链治理进行重新认识,厘清全球供应链治理的动因和现存问题,以便进一步构建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与治理新格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伟大实践,从政治、安全、经济、文明交流和生态维度为全球供应链治理开辟了新的思路和路径。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的构建应秉承“共商”“共建”和“共享”的价值基础,以凝聚合作共识、深化战略合作、完善体制机制和共享治理成果为行动导向,以承认多元参与主体的差异性、寻求多元参与主体的一致性、拓宽“一带一路”合作领域、创新多边双边合作模式、建立国际治理组织、建立双边和小多边治理组织、打造国际公共产品、建立共享机制为关键抓手,以实现全球供应链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共同期望。     

民办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重维度探讨

民办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办高校要按照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和治理价值三个维度兴利除弊、革故鼎新,推进学校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治理主体上,要实现由举办者控制的单边治理模式转向更有利于发展的多元利益主体参与的共同治理模式,切实维护各利益主体的权益;在治理方式上,要摆脱人治的困扰,构建“五位一体”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从“个人治理”转向“制度治理”,切实提高民办高校治理能力;在治理价值上,以公益性为民办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取向与价值旨归,最大限度地实现教育公益性。     

普遍价值及其客观基础

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关于“普遍伦理”或“全球伦理”的探讨,本文从哲学价值论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前提性的问题,如价值的共同性和普遍性的涵义,“普遍伦理”的主客观形态及传统观念的弱点,形成“全人类普遍价值”体系的可能性、条件和途径等。作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全人类普遍价值体系,要以“人类共主体形态”的客观形成为前提。目前,全球共同利益问题的明朗化为此奠定了基础,但尚未达到形成普遍一致规范体系的程度。结论是：在维护全球共同利益的前提下,尊重而不是否定多元文化和生活方式的自主发展,保持彼此间的宽容、理解、合作与交流,采取“内生”而不是“外推”的方式,通过增加人们之间实际的共同点来促进“人类共主体形态”的形成,这是目前形成、维护和扩大人类普遍价值的根本途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全球人权治理的本质审视

总的来说,现代人权意味着人类社会崇高的道德诉求、政治理想与法律规范。中国提出并践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人权的政治性、道德性和法理性三个本质维度引领着全球人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回应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道德诉求,引领全球人权治理从“普世价值”到“共同价值”的共识转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回应了世界历史的政治理想,引领全球人权治理从“单边主义”到“多边主义”的秩序转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回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的法律规范,引领全球人权治理从“强权即公理”到“良法即善治”的机制转向。     

世界文明进步视域内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阐扬理路

全人类共同价值顺应了世界文明进步的发展趋势,体现了全球普遍交往的实践逻辑,蕴含着人类趋向更高层次的自由与解放的美好生活追求。在当今全球格局体系更迭变换的国际大环境下,世界的文明进步依然在遭受着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种种困扰,实现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追求依然面临着资本现代性的诸多挑战。站在全球和谐共在的世界历史发展新高度积极阐释和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才能有效应对西方国家“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的意识形态冲击,才能充分彰显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意义。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阐释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需要在文明互联的“历史母体”中考镜源流,在文明互鉴的“话语承认”中确证意涵,在文明互融的“生存实践”中夯实根基。     

中国—东盟“软法—硬法”嵌合治理体系建构与前瞻——基于法治“一带一路”视野

法治治理是全球治理模式的最大公约数,“一带一路”倡议是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性公共产品,二者具有天然的共生性。东盟国家历来处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当前,中国—东盟关系已成为亚太区域合作中最为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范,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例证。面对全球层出不穷的风险挑战,中国—东盟健康发展的经济、贸易、文化关系为区域和全球稳定提供了支持。丝路精神特别是海丝文化所指向的世界和平与发展理念是实现人类生存与进步的方法,也是中国—东盟硬法与软法法律效力的深层次来源。法治“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东盟规范性体系外在表现为“软法—硬法”嵌合治理体系,内在表现为外散内紧式开放性规范体系。这一体系是基于丝路精神的、由硬法与软法共同组成的综合性规范性结构,既包括法律,也包括政策、标准等;既包括国际法规范,也包括国内法规范。法治“一带一路”、“软法—硬法”嵌合治理体系、外散内紧式开放性规范体系是对法治“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东盟规则体系在不同维度上的刻画。从实践性角度,中国—东盟规范性体系可区别为框架性规范与领域类规范,其中,领域类规范以经济类规范为主...     

功能主义视域下新媒体法治传播的内容构成、困境及优化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新媒体作为新兴传播形态,因其用户规模庞大,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持,也是法治传播的核心主体之一。新媒体法治传播具有传播属性和法律属性,其主要的特征为传播主体多元化、信息体量爆炸式发展、传播方式呈现交互性、信息的价值多元以及传播内容碎片化。卢曼的“功能—结构主义”作为社会理论,可用于研究新媒体在法治领域的传播功能。新媒体法治传播功能的内容构成可分为政治功能、法律功能与社会功能。其法治传播功能发挥具有一定限制,原因是面临着规制不足、主体泛化、伦理失范的现实困境。对此,通过新媒体治理法治化、建设“价值—技术”多元依法治理制度体系、完善新媒体从业人员自律机制三条进路可以实现新媒体法治传播的功能优化。     

从“脆弱性”到“韧性”: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的风险与应对

新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着更为复杂多样的灾害风险。在公共卫生合作领域，多重复合致因的卫生安全风险考验着羸弱不堪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当前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凸显脆弱性风险，表现为治理共识的“离心性”、治理主体的“分散性”、治理体系的“粗放性”以及治理举措的“被动性”。跳出以西方为中心的治理所带来的理念、体系和技术等羁绊，克服传统“碎片化”治理的短板，构建全球公共卫生合作韧性治理体制机制，是有效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合作治理风险的内在要求。为此需要融贯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筑牢与多元主体合作、健全国内国际双循环机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为纾解困境、提升全球公共卫生合作能力提供切实可行的路径。     

罗尔斯的反全球正义观念及其批评

在发表《正义论》之后，罗尔斯在晚年发表《万民法》，对全球正义做了一元论解读。他提倡人民主体性和万民法原则，怀疑全球正义与合理多元论的相容性，尝试建构以万民(peoples)为主体的“现实乌托邦”，寻求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义务的折衷方案。罗尔斯的万民法学说虽为全球正义研究提供了理论参照，却没有认真对待全球正义实践诉求。扬弃罗尔斯万民法学说，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将为探讨全球正义提供新的基点。由此出发，消解国际现实主义，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寻求实现全球正义的多种可能形式，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将为全球正义实践提供一个更加合理的理论框架。     

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必然与未来可能

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涉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范畴之一。在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从共同体的维度探析全球治理难题与困境之根源,才能找到破解的出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意涵了人类社会呈现不同的共同体形态而演进的客观规律,以之审视当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必然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经济格局重塑、国际政治新秩序设计以及全人类共同价值升华创造了未来实践的可能。而理论科学性与价值实践性的统一也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破解全球治理难题的中国方案,还将成为引领世界迈向“真正的共同体”之必由之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依据、重大意义及实践路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着眼于全球发展和人类发展，在关照“两个大局”基础上创造性提出的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据，全面继承和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升华了中国始终坚持的和平外交理念。作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内核理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维护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解决人类发展的共同难题，推动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共建和平发展的新型国家关系。新时代需要通过培育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增强共同利益意识，完善和健全话语传播体系等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会计治理：本质、制度性话语权与我国的应对

全球会计治理是会计领域全球制度性公共物品创设与司法辖区内部会计治理对立统一的过程,其制度性话语权是实现全球治理价值和司法辖区会计治理利益的重要保障。“十一五”到“十四五”期间,我国会计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逐步提出明确且日益深化的全球会计治理制度性话语权建设要求,制度性话语权理论研究和构建实践不断深入,话语权战略需求持续增强。为扎实推进“十四五”时期我国全球会计治理制度性话语权建设,需要更深刻地理解和践行全球治理价值观、更清晰的话语权目标定位、更深入的双重会计治理互动、更明确的话语权构建原则以及顺应制度型开放需要更精准的话语权建设重点定位。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与系统构建——以南京市域治理为例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是新时代基层党建和社会建设的主线。南京市域治理经验表明,以党的组织体系为中轴的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决定了以党的组织建设再造社会治理体系,以党的功能建设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实践特征。其内在机理体现在坚持党的主导地位与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有机结合,坚持构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协同的组织系统,坚持党建创新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逻辑。新时代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系统构建的创新路径,必须坚持构建“市—区—街—社”四级联动的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组织体系,建构以提升党建能力引领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机制,并以党建品牌为示范,以制度为保障,实现党的建设效能与社会治理能力双提升。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坚持胸怀天下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必须坚持胸怀天下”,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解决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实现开放、合作、共赢的世界交往,推动建设更加美好世界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胸怀天下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理论的新时代阐释,是倡导人类共同价值和构建未来人类社会理想图式的中国智慧,是以世界各国人民为主体,以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点,以“立己达人”为实现径路,以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为目标,在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开放大格局中与世界各国人民一起,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目标奋斗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国际法视域下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模式转型与中国贡献

18个“区域海”的分布确立了海洋生态环境区域治理模式。该模式突破了国家治理维度,在近半个世纪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表现出高度依存性和渗透性,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流露出综合性与复杂性。因此,寻求整体论下的全球治理模式,成为破解这一困境的关键。从理论上来看,新模式以全球共治理论、“新区域主义”理论和全球公民社会理论为溯源,将“条块”治理转向“系统”治理;从规范上来看,它基于《人类环境宣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国际法,聚拢了生成条件。在转型时,区域利益让位于全球利益是基本逻辑,从“中心—边缘”走向“去中心”为内部结构,多边主义下的规则建构是法律支撑,从单向指令走向双向互动为合作秩序。作为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将在“全球—区域—国家—地方”四级治理体系下,一方面推动“海洋生态环境命运共同体”之构建,探索全球利益关照下的区域利益与国家利益观,另一方面优化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对现有海洋法律体系予以完善,将国家治理融入全球治理,以实现治理共融。     

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个分析框架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以公共利益为主旨,多主体在共同认可的规则下,共有共用资源并集体行动的有机体,有着主体、认同、规则、行动等基本要素。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在治理主体结构、公共性的具体特征、规则运行、资源状况等诸多方面都有其特殊性。在“理念—场域”“主体—规则”“资源—行动”的结构下,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需要在“公—共—私”的双向转化中,持续生产、拓展公共性;在政府引导下实现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共同生长与发展,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双法”融合并形塑积极行动者;治理资源的输入与内在资源的转化并重,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共有共享并集体行动。     

绿色正义：概念演进、构成要素与运行系统

全球生态治理赤字折射出全球生态治理价值的缺位。人类对于全球生态治理价值的找寻,经历生态至上的生态正义、人类至上的环境正义,落脚于回归地球整体性的绿色正义。绿色正义是全球生态危机下生态治理的价值导向与评判标准。绿色正义由绿色正义目标、绿色正义标准、绿色正义规范、绿色正义道德、绿色正义认知、绿色正义角色、绿色正义评价等要素构成。这些要素遵循“输入—转换—输出—反馈”机制耦合成绿色正义系统,于全球绿色空间中生产与传递绿色能量。绿色正义在追寻人类美好生活的正义目标下,分解为人类与自然协同演进的标准,通过赋值绿色规范与绿色道德,推动国家和个人绿色认知与绿色角色扮演,输出绿色行为结果。绿色正义是全球生态治理的价值重塑,有助于消除全球生态治理赤字,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善治”。     

论共同价值作为人权基础论证范式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概念,也是新时代中国人权话语体系的实质基础。从人权基础论证范式的危机角度,“普世价值”范式存在“武断性”的危机,差异价值范式存在“正当性”的危机,需要以共识性的共同价值为基础转换人权论证范式。从共同价值范式结构而言,共同价值具有“三阶六层”的价值体系构造,共同生存、共同发展、共同幸福三个阶段是生存性、社会性、政治性的价值定位,从而赋予了首要人权、平等人权、最大人权新的内涵。就全球人权治理而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是共同价值范式及其价值体系的体现,并以此为法理可以塑造出共通性、融贯性、公度性品格的人权命运共同体。共同价值范式及其价值体系,可以为人权基础提供一种新的论证支撑范式。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底蕴､文化范式与历史逻辑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是对全球治理理念和模式的一种革新,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理念的全新探索。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这既是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也有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传播体系,有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致力于全人类参与的共建、共享、共赢的价值导向,以包容互鉴的态度尊重不同文化之间的多样性与差异性,是对人类命运的历史思考,也是对当前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现实回应。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承载着对人类命运的历史思辨,体现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的价值引领。     

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时代意义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出的一个重大战略理念,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进步事业的最新探索与鲜明宣示。全人类共同价值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广泛实践基础,并深入揭示其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基于规范性价值判定的内涵有机体,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兼容人类文明的多样与开放,超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分歧与对立,实现了人类发展史上一场伟大的价值观革命。全人类共同价值既广泛凝聚了世界不同文明优秀成果,也更多体现了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成功经验,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大国领袖、大党领袖对于人类前途命运问题的深入思考、不懈探求和创造性贡献。我们应该同世界人民一道广泛宣传、大力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坚决与西方“普世价值”谎言斗争,把全人类共同价值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实现各国人民利益的实践中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前途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