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与社区应急治理的双向赋能：理论逻辑与实践进路

增强和发挥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现有研究多探讨一般意义上和日常状态下党建对社区治理的引领,对应急状态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和这一过程对党建本身的促进作用关注不足。在阐明党和社区在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过程中“双向赋能”逻辑的基础上,文章立足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应急治理中的结构功能优势,结合应急防控中的“党员先锋队”案例,勾勒了这一逻辑在应急情境下的运行机制框架。应急状态下党建与社区治理的双向赋能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优势,总结其经验对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优化社区常态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机制和现实路径

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政党被视为具备政治整合、组织动员和参与治理等功能的社会政治组织结构。发挥政党基层治理效能重要路径在于党建引领,基层党建也更强调治理和服务功能。通过理清政党、政府和村庄社会三者的治理关系发现,政党能够弥合行政与自治之间的张力,对政府进行政治领导和机制创新,对社会进行政治引导和整合动员,将社会的实际情况与需求反馈到行政体制,优化政府政策和政策执行。基层党组织遵循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通过党组织结构创新、党的群众工作方式机制创新以及党员的政治培养和转化机制创新等,从治理结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主体四个方面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建引领将是未来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完善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方法、创新治理机制还存在大量值得探索的空间。     

“政党中心”：中国共产党整合乡村社会的现实逻辑及其调适

中国共产党在整合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政党中心”的政治整合逻辑不仅适用于革命史研究,同样可以用于理解当代中国政治整合的原理。以改革开放以来的乡村社会为例,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整合在继承原有经验基础上,还处于不断地动态调适中。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现实条件的转换,“政党中心”的主线整合逻辑逐渐调整为以村级党组织为中心的复合型主体结构,同时为治党逻辑与治理逻辑互嵌中系统性政治整合路径的形成锻造了前提。进一步而言,这种系统性整合在内涵上表现为党的建设逻辑与乡村治理逻辑的互动,在实践中则凝练为人民集体行动逻辑与党的领导逻辑的统一。就其作用与前景来看,“政党中心”整合模式的动态调适无疑为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发展和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分层机制研究——基于AGIL模型的拓展性分析

强化基层党建对于引领城市治理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结构功能主义AGIL模型的延伸和修正为透视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运行机理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可以将其中的“模式维护”“适应”“整合”“目的达成”四项基本功能转化为“价值统一”“制度保障”“要素整合”“目的达成”四个维度,即构建VIEG四维模型。价值统一体现为坚持执政党的政治权威;制度保障体现为党组织的嵌入与赋权;要素整合体现为街镇与社区的分层整合,其中,街镇层面以行政整合与平台整合为主要路径,社区层面以网络整合与党员引领为主要路径;而目的达成体现为党组织的管理和服务职能。这四个维度分别包含多种具体运行机制。     

我国70年城市基层治理的历程与展望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的城市基层治理经历了起步探索、社区建设和现代化治理三个阶段的改革,对社会结构的平衡机制作出了重大调整。社会组织化方式从"单位-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变,社会组织得到长足的发展,基层党组织也呈现出再组织化的趋势;治理模式从总体性治理向一定程度上的权宜性治理转变;治理结构从一元治理结构向多元治理结构转变;治理方式从单向管制变为协同治理。尽管城市基层治理的改革取得了众多突破,新时代的治理现代化之路仍任重而道远,今后在建立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的整合机制、强化党建引领,以及培育扶持社会组织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完善。     

调适性引领：党领导社会组织制度的变迁逻辑及实现路径

党领导社会组织,对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落实党领导一切的政治原则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面向。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社会组织制度相继经历了“总体性支配中的党政社一体化”“转型社会中的党社同构”“服务型社会中的党政吸纳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党社嵌入式发展”四个阶段。在使命引领的前提下,针对不同时期的具体治理情境,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主动调适来推动领导制度的创新,可以称之为“调适性引领”。调适性引领反映的是“政党中心论”的思想,是政党作为一种统合型的力量主动对社会组织进行思想引领、规范调整和资源整合的方式,凸显了政党自主性。它具有一定的调整与适应周期,应采取纵向嵌入与横向整合相结合的方式,并以去除、保留与创新等政策工具实现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调适性引领超越了传统“国家—社会”关系理论研究的边界,对于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社会学的话语体系具有积极的贡献。     

技术整合：数字技术推动行政村社区整合的机制研究

行政村社区的建设是基层政权建设的一大难题,在人为划定的行政村社区层次上进行社区建设,面临着来自民众生活逻辑的挑战。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数字技术在国家系统力量主导下被密集地导入农村,为行政村社区的建设提供了新契机。技术整合行政村社区的实践机制包括：技术导入与制度供应相结合的系统整合,以双层社区成员身份耦合为基础的社区整合,以社群关系纵横发育为逻辑的生活整合。在数字下乡的实践中,协同考虑技术治理手段与村庄具体条件的适配度,是技术整合社区功能发挥效应的关键。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逻辑与进路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是实现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目前,我国城市基层场域中的治理重心下移实践呈现出政党嵌入式治理、网格精细化治理、多元共建式治理等模式,它们在实际运行中都面临着各自的困境。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工作的常态化及其所表现出的党建引领型治理模式,为突破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中的实践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党建引领型治理旨在激活社区内生性资源,实现以党员下沉引领社会治理为核心意涵的视角转换,借由下沉党员的双重身份属性弥合了既有实践政治有效性与治理有效性之间的空白与张力,通过补位动员、激励共振、资源链接的方式贯彻“政党创制社会,党员引领群众”的基本思路,进一步夯实了城市社区善治的微观基础,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实践经验与学理要义。     

城市社区共治过程中的区域化党建困境与优化路径

城市社区共治过程中的区域化党建是基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有益尝试,在价值引领、资源整合、行动协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该项工作还面临着党建理念的行政主导、主体参与的"冷热不均"、客体属性的跨域跨界、媒介使用的重形式轻实效等多重困境。鉴于此,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进一步推动城市社区区域化党建工作,需要从四个方面作出努力:转变党建理念,从行政主导走向"一核多元"共治;衔接自治与共治,推动整体性引领;推动网格化治理,整合社区共治的边界;探索"互联网+社区共治",推动技术运用与社区共治的精准对接。     

文化润疆视阈下基层文化治理研究——基于乌鲁木齐市N社区的实践分析

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手段,文化治理是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层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文化润疆视阈下,基层文化治理对于推动社区和谐稳定、满足居民多样化高品质的文化需求具有重要意义。基层党组织建设在基层文化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社区基层党组织要把握方向：提升基层文化治理的政治引领力;增强认同：提升基层文化治理的思想凝聚力;整合资源：提升社区公共文化资源的利用效率;深度参与：提升基层文化治理的群众号召力;价值旨归：满足社区居民多样化、高品质文化需求。     

从“去单位化”到“去社区化”——城市基层社会再整合的“结”与“解”

解开转型时期城市基层社会整合和秩序建构的“结”,应该跳出“社区”,从社区居委会之外寻求答案.作为制度文本中的“自治组织”和制度实践中的“政府末梢”,社区居委会在承接城市基层再整合功能的过程中显得“有心无力”与“力不从心”.商品住宅区业主们经由“组织化”和“运动化”的维权实践,实现了从“自在小区”到“自为小区”的转变,拓展了城市基层的新公共空间.就此言之,从行政化“社区”到生活化“小区”,不仅意味着群体生活空间和价值认同的巨大转换,更预示着一种社会整合方式的深层变革,它真正实现了从“整合社会”到“社会整合”的逻辑重组.如此这般社会自组织生长和公民权发育的过程,不仅回答了“社会整合如何可能”的问题,亦解开了“由谁来整合”的“结”.     

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地方实践及优化路径——以湖南省C市X村为例

完善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下的乡村治理体制机制,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以湖南省某个中等发展状况的乡村为例,通过调研访谈,总结了该村党组织在政治引领、党员示范、平安乡村建设、网格化管理等方面取得的实践成效,同时指出该村党组织存在空心化趋势隐现、村级资源整合不足、乡土文化重塑乏力、上下级沟通桥梁意识淡薄等问题。未来可从吸纳多源人才、创新群众路线、发展特色产业、推广信息技术、整合多元文化、完善“三治”体系等方面着手,提升村党组织的治理效能,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党微观逻辑

当前,市场化、全球化与网络化成为推动基层党建发展的社会逻辑力量,而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推动基层党建发展的政治逻辑力量.基于社会结构的转型与群众生存方式的多元化,作为政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基层党建发展必须以巩固党的群众基础与提高党的领导的有效性作为根本政治诉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构建复合型党群关系,打造党组织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而无论是构建复合型党群关系还是打造党组织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都要求基层党组织建构枢纽型组织形态来予以承载.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为枢纽型党组织形态的构建提供了技术条件,探索运用信息技术来推进基层党建发展的尝试实际上是为全面推动党组织适应网络社会的组织形态转型与升级提供经验.     

网格化管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运行逻辑与实践特征——基于N市Q区的个案研究

近年来兴起的网格化管理完善和优化了我国以社区制为核心的城市社会治理体制,同时也影响了城市基层的政治社会结构,形塑了秩序整合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和市场间的关系及其制度与组织表现形式。它通过划分网格重构了基层社会治理单元,下沉党政资源的同时激发了社会和市场资源。网格化管理构建起了一种刚性与弹性并济的目标责任制,并通过考核评定来保障其有效实施。此外,网格化管理还创新了基层党政组织的运作方式,增强了党政系统对社会利益诉求的回应与满足,从而有利于秩序稳定。但网格化管理也表现出了"科层化"倾向和"压力型体制"的特征,导致了国家的"内部分化"以及国家与基层社会联结的"非均衡性"与"不稳定性"。这使基层政府无限承担了社会治理责任,却降低了行政管理效率,同时制造了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内在的结构性紧张。     

引导与自觉: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分析

有序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当前促进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应加强政府引导,准确把握社区社会组织的概念、行动逻辑和政策要义;理顺培育管理机制,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纳入社区治理整体布局;强化街道服务管理职责,以城市基层党建为引领,调动街道社区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完善公益创投等项目化运作方式,利用项目孵化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尊重基层首创精神,营造良好环境,增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内生动力。同时,还要注重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引导社区社会组织主动自觉参与社区治理,使社区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受益者。     

新时代基层网格化治理的运行逻辑与优化路径

网格化治理以信息网格技术为栽体,推行一种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模式,在制度机制上实现了行政权力的下沉和整合,对加强基层社会治理有着重要作用.通过厘清网格化治理的发展脉络,结合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典型案例,阐述基层网格化治理的内涵与特征,分析网格化治理的运行机制及各主体的行为逻辑,总结归纳网格化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通过挖掘当前基层网格化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困境,解决网格化治理过程中过度治理和治理真空并存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基层网格化治理的优化路径.     

“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

现代中国将"一盘散沙"的乡土社会整合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政治社会,得益于政党向乡村的延伸和渗透。正是在"政党下乡"的过程中,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成为政党组织网络中的成员;无政治的农民具有了政治意识,动员到了党的目标之下。由此,将一个传统的乡绅社会,改造成为一个现代政党领导和组织下的政治社会。对于现代中国建构中的乡村治理来说,政党整合发挥着政权整合所不能够发挥的作用。党组织成为乡村治理的权力主体,它是对传统乡村社会精英治理体制的现代替代物。与此同时,随着新兴精英的权力化,会产生"脱草根性"的问题,为此需要扩展其民意基础。     

使组织机制运转起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着力点

组织机制分析将组织行动者如何选择适恰的“机制”来实现特定的治理目标作为研究重点。援引这一分析方法,基于社区协商治理典型经验的考察发现,情境创设与规则导入构成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两种重要机制。一是组织行动者借助组织、问题、技术的情境创设机制使党组织在多层级议事组织体系中占据领导核心地位,将复杂的治理难题转化和提炼成公共性议题,并通过技术赋能使社区协商更为便捷、高效;二是组织行动者借助清单式、程序式、激励式规则导入机制对协商内容加以分类和确认,打造递进而闭环的协商流程,实现对行动者的广泛动员。这种运作机制背后蕴含了一种以制度调适和赋权手段界定组织行动的成员构成、权责边界和规则程序的“制度化”逻辑,为抑制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伪创新”提供了可行思路。     

提升社区网格化管理服务水平的对策研究

近年来,国家越来越重视基层社会的治理和发展问题,特别是工作任务繁重、矛盾问题突出的社区,更是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关键环节。网格化管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大实践创新,在有效整合社区资源、降低社区治理成本、提高社区服务水平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提出了“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的具体要求,网格化管理已经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但在实践过程中,社区网格员队伍建设滞后、社会参与程度不高以及信息化平台建设不完善等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区服务水平的提升。     

论基层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

基层人大是我国基层政治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民主的政治实现形式。作为基层权力机关和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基层人大社会整合的成效事关基层社会的秩序稳定和社会发展。从政治逻辑审视,基层人大的社会整合是由制度整合、利益整合、关系整合、观念整合四个方面组成的有机体系。从国家治理实践而言,基层人大社会整合的功能发挥和机制运行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民主化的主导方向,完善人大政治机制,创新整合方式,实现基层政治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