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型自治：迈向2.0版本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

21世纪以来,一些经济发达或公共事务较多的地区,出现了以规自治、立规自治的现象,议事会、理事会的规则治理就是规则型自治。规则型自治主要源于经济发展、公共事务建设的内生需求,也源于国家制度改革创新及有情怀官员的外部引进和治理创新。规则型自治在经济发达且具有较多公共事务的地区能够持续地良好运行。规则型自治取决于规则的详细程度和规则执行的有效程度,两者的不同组合能够形成不同类型的规则型自治。规则型自治保障了村民参与自治的权利,为村民参与自治提供了渠道、机制,它使村民自治更具规范性、认同性和合法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则型自治可能会全面取代“价值型自治”和“条件型自治”。     

转型期中国农村政治文化对村民自治影响的三维分析

以转型期农村政治文化为切入点看,村民自治运作环境、村民自治运作过程、村民自治主体行为3个维度对村民自治运作带来了影响.当下农村政治文化一方面客观上为村民自治运作营造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宽容的政治环境,影响着村庄公共权力组织的决策和管理活动的民主化趋势,规范和制约着村组干部和村民政治行为的正确选择;另一方面,传统的人情礼俗文化影响着运作环境的法理化,依附性政治心理影响着村民自治主体行为的自主化,家族文化影响着村民自治运作的公正化.     

论业主自治领域合作机制的建构

业主自治属于社会自治与合作治理领域,其内涵可从广义上说明.业主自治领域建构合作机制的必要性,既要从业主自治的多重功能与重大的社会、经济、政治意义方面进行分析,也要从业主自治在实践中存在着各种障碍进行分析.业主自治领域构建合作机制的途径,包括制度规则、合作场域、合作主体角色三个方面的建构.遵循合作机制的建构思路,可以推动业主自治良性发展.     

村民自治的发展与完善——福州3镇6村的调查

村民自治成为村级治理既定的形式,村党组织直接参与村民自治的各项活动,镇(乡)党委政府是村民自治的组织者。本文把村党组织的发展与完善纳入村民自治的范畴,在全面考察村民自治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与民主监督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村庄经济、村庄权力结构、村庄宗派及村庄文化与历史对村民自治的影响,并提出村民自治的发展与完善的具体建议。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与村民自治研究

现阶段,我国村民自治还存在一些不足。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对推进村民自治有一定的作用。应构建以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为主体的村民自治形式。     

透析村民自治的困局

学术界从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的视角对我国村民自治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价值不菲,但却都是从村民自治制度内部求解。本文认为村民自治组织在运行中没有可供调动和整合的经济资源以及它的性质与功能的蜕变,是造成村民自治陷入困局的根本原因。对我国现行村民自治与其它自治实践的对比考察,也可以印证这个结论。解决的方案也只能立足这两个原因。     

村民自治：基层民主之路

村民自治是村民选举村委会依法民主管理本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农村社区制度。村民自治制度是新时期思想解放、经济改革和治理体制相应调整的产物。它不仅具有重要的民主政治意义,而且显示着民主化路径实际选择的重要价值。     

政治文化视野下对村民自治发展困境的解读

当前村民自治在实践推行中遇到了不少困境,主要体现在制度文本与实践对接的困难、外缘式与内生型需要的分离、党政关系新场域中的纠葛。造成当前村民自治困境的重要原因就是农村缺少相应的自治文化基础,为此,构建相应的政治文化,使村民自治所需的平等观念、民主意识、法治精神内化为村民的心理结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就成了摆脱村民自治困境的一种重要选择。     

司法介入村民自治探析

建立村民自治纠纷的司法裁决和村民自治权利的法律救济制度,是村民自治的本质决定的,同时也是与司法本身的特性相适应.它不仅提高村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能力,而且使争议能在法定渠道内得到及时的解决,从而正确规范、引导农村基层公共行政管理中各个主体的行为,确保农村基层管理体制能够有机统一、协调和谐,保障村民自治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中国村民自治的法学思考

本文认为 ,村民自治既不是村民个人自治 ,也不是村民委员会自治 ,而是作为自治主体的全体村民的自治。在条件成熟的时候 ,可以将自治制度作为宪法的独立章节予以明确规定。在全体村民组成的自治共同体内部 ,村民会议是村民自治体的最高权力机关 ,村民委员会只是村民自治体的执行机关 ,不能将其称为“自治组织”。村民自治体应当拥有自治权 ,具有法人资格。根据法人形态法定原则 ,村民自治体可以归类为自治法人     

主体异化下的自治

用权利义务关系重新定位农民和国家的关系 ,确认和保护农民的权利主体地位 ,使其成为社会政治意义上的公民是实施村民自治的基本价值取向。而在实施村民自治体制的过程中却普遍存在偏离这一价值取向 ,出现了各种侵害农民权利主体地位的行为 ,“自治”进而相应的表现出各种畸形状态。上述情况的出现 ,一方面是历史上长期的依附关系及宗族意识的内化严重阻碍了农民主体意识的萌发 ;另一方面 ,将村民自治工具化、手段化的认识倾向则为各种侵害行为做了理论上的辩解。     

村民自治与农民民主意识培育

村民自治是农村基层直接民主的制度创新.村民自治为农民提供了一种适宜的民主实践形式,对启蒙农民民主意识、对农民主体意识、参与意识、法律意识、民主监督意识的培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村民自治促进了我国农民民主意识的增强,推动了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村民自治与农民民主意识培育

村民自治是农村基层直接民主的制度创新。村民自治为农民提供了一种适宜的民主实践形式,对启蒙农民民主意识、对农民主体意识、参与意识、法律意识、民主监督意识的培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村民自治促进了我国农民民主意识的增强,推动了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村民自治中国家与社会关系透析

利益代表机制缺失 ,村级制度低水平均衡 ,影响了农村基层层面的国家与社会合作关系的建构。村民自治要求以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关系为背景。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关系主要体现在 :村民自治有比较灵活的空间 ,形成社会对国家的约束、制衡关系 ;国家的制度安排和社会制约力量能够有效地限制村级自治权的异化。村民自治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调适的实现路径主要在于 ,提升党组织的执政能力、提高村级自治组织的社会整合能力、发展和完善乡村第三部门。     

构建合理的村民自治权利救济机制

中国农村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赋予村民平等的自治权利.然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村民自治运作中的事实权利与法定权利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为保障村民自治权利的有效行使,有关部门应当着力建构一套以自治救济和司法救济为主,多种救济方法和渠道有机结合的,合法、规范、有效的自治权利救济机制.     

组织创新、公共事务管理与城市居民自治——上海市H居民区自治个案研究

现有研究文献孤立地从自治组织、居民参与、公共事务角度分析现实,断言城市居民自治不可能未免失之草率。上海市H居民区的田野调查材料显示,城市居民自治确实同公共事务、自治组织、居民参与密切相关,但是公共事务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开发的,自治组织和居民参与共同形成的自治能力的强弱,决定了社区公共事务的类型和数量,特别是当社区公共事务表现为公共物品的提供和管理时,自治能力的强化可以开拓公共物品从而充实公共事务的内容,而社区公共事务则构成了城市居民自治得以发生的枢纽和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即公共事务同自治组织、居民参与之间存在一种相互支持的关系。     

村民自治组织体系的建构:组织培育与体系重构——论村民自治组织体系的生长逻辑、发展限度与建构路径

村民自治的组织创新和体系建构,是农民根据自身的实际需求和能力自发创造的,并由国家认可最终提升到国家制度,是一个农民创造与国家提升的过程.但在此后的推广和落实中,国家所主导的组织建设和体系建构,忽视了村庄社会的内在需求及其组织的承接能力,使得一些原有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也逐步显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功能的发挥,不利于村民自治的深入发展.因此,培育和丰富村民自治的组织基础、扩展和重构村民自治的组织体系,构建一个更具自主性、制衡性、制度化和开放性的村民自治组织体系,成为推进村民自治不断深入发展的重要举措.     

村民自治中公民政治参与文化的建构

村民自治是我国民主政治在农村的主要实现形式,但由于各种原因,村民自治的优越性在农村民主政治的发展中还未完全发挥出来,其中,农村政治参与文化的低度发育是影响村民自治在农村引领民主政治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从选举制度安排层面、权力分配层面及文化教育层面创造有利于农村政治参与文化发育的空间,对激发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优越性和促进民主政治的长远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中的法律制度创新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经历了由农民自己创造的村民自治到政府推动下的村民自治的历史演变过程,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村民自治实践促成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创新,国家以立法的形式肯定和推动着村民自治的发展。随着村民自治实践的深入进行,仍然需要进一步扩大村民自治法律制度的创新,加快与村民自治相关的立法工作,使村民自治进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规范化健康发展的轨道。     

对山西平遥县芦村村民自治状况的剖析

山西平遥芦村村民对村庄事务不热心 ,村民自治实施的较差。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大力宣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村委会尽可能地开展服务工作 ;让村民广泛参与村庄事务 ;积极发展村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