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情感与认同：疫情纪录片的生命叙事研究

后疫情时代,影像媒介在故事建构和文本叙事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媒介叙事也深刻影响着受众的情感和观念。以新冠疫情题材纪录片为例,可以将其视为一种生命叙事实践,聚焦疫情故事的讲述如何建构意义、传递情感和社会认同。生命叙事实践作为一种"表现性话语",通过个体叙事积极地进行自我主体意识的表达和意义建构,在意义相通的共情场域中唤醒和联结情感记忆,并在情感创伤的"外化"过程中获得心理疗愈。同时,该实践在共情传播过程中以情感话语和"去他者化"话语分别构建价值认同和身份认同,促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社会认同。     

现实关怀下的学术实践——读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

20世纪的历史学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叙事史学,而转变为问题史学,强调的是研究主体对研究对象的解读和分析.它以受众对历史文本进行多维互动的阅读为基础,以能够激发受众理解当下的生活为主要目的.就历史研究主体而言,"理解"实质上是他或她对现实生活的某种关怀方式,研究行为则是主体参与社会实践的具体方式.美国二战后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对反智主义的探源、梳理和分析,就是建立在对50年代美国社会生活的深度思考基础之上的,并较好地处理了现实关怀与史学学术性根本原则一真实性一之间的关系.     

新闻叙事者的前理解与受众认同

新闻叙事者的前理解制约着其对新闻事实的选择,而外在规约又影响着新闻叙事者的前理解内涵及理解行为,使新闻叙事的原初阶段就面临着新闻事实选择客观真实与否的问题,进而带来叙事视角、聚焦以及叙事方式等出现偏差,最终影响受众的认同。因此,新闻叙事要得到受众的认同,叙事者在前理解这一最初阶段就要进行纠偏。     

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特点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盛景,构建了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话语体系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条崭新的现代化道路,展现出鲜明的多元特征,如强烈的政党引领、坚定的人民主体、明确的目标导向以及深远的世界意义。这一道路以话语体系的构建为表达形式,通过系统叙事讲述中国社会发展的事件和行为过程,旨在传达特定的文化与价值观,进而影响社会的运行和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叙事内核、中华文明为叙事底蕴的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也是基于中国深厚文化底蕴和历史实践经验而发展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该叙事从多个维度出发,系统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多样特征,并显现出以下叙事特点:强调主动叙事,突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现代化的自主性;注重生动叙事,呈显人民主体地位的现代化实践的鲜活性;强化历史叙事,标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的渐进性;重视全球叙事,阐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参照性。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多样特征出发,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多重叙事特点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与特征,也能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虚拟现实媒介叙事主体研究：故事生成的视角

虚拟现实媒介以互动性著称，故事不再由作者单独完成，故事生成视角下包含创作者、用户及机器在内的三元叙事主体关系逐渐形成。在VR叙事中，创作者逐渐成为一种集体形态，其作为叙事主体最重要的功能体现为对叙事的控制及对其他叙事主体的赋权；用户不仅是接受美学意义下的叙事主体，与VR系统的互动也使其成为互动故事的作者和“后故事”作者；而在创作者的赋权之下，机器获得了“准主体”地位，机器智能驱动的自动故事生成和自适应、拟真化的互动使VR叙事愈发呈现出与真实世界类似的随机、生活化特征。     

自他如一的叙事主体——利科主体哲学研究

利科将对主体哲学的研究从"什么"的问题转向"谁"的问题,对"谁"的提问设定了主体自身间接性的返身过程,自身不等于自我,主体自身是作为任何一个自我出现的,第一人称的我在主体问题上不具有优势地位,这尤其体现在叙事维度中,借助叙事情节安排从他者的故事中才能把握自我的故事。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设定了对叙事主体的伦理要求,不同于勒维纳斯的绝对他者,利科认为自我与他者之间应是平等、友好的关系,以此,他者是从自身到自身的最短途径。这是利科哲学观点的独特之处。     

共同体美学视域下的中国电影跨媒体叙事

近年来,中国电影研究领域涌现出了“共同体美学”理论这一重要成果,其作为一种强调协作、互动和共享的理念,为跨媒体叙事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跨媒体叙事”理论与“共同体美学”理论交相呼应,一致强调整体性、互动性和共同性,但也呼唤独立性、个体性和差异性。将中国电影的跨媒体叙事置于“共同体美学”的视野下,从“叙事共同体”“想象共同体”和“参与共同体”三个方面进行概括分析,阐述了中国电影跨媒体叙事的策略取向和发展路径。这些策略取向包括以故事世界构建为叙事表征、将故事消费视为产业基础、以泛娱乐的参与文化为传播策略等。这不仅反映了跨媒体叙事的可实践价值,也凸显了“中国经验”在共同体美学中的指导意义。通过对共同体美学和跨媒体叙事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电影跨媒体叙事的发展趋势,并呼吁中国电影回归本土实践和需求,以应对新时代用户对故事消费的高追求,实现共赢和共享的目标。     

叙事：作为一种成人学习方式

叙事不仅可以作为传递日常生活经验的交往方式和科学研究的方法,还是成人反思与理解自我生活经历的一种学习方式。叙事的教育价值在于,叙事可以促使成人走向一种反思性生活,帮助成人获得自我认同与生活意义,最终引导成人成为终身学习者。由于生活环境、语言习惯、自我需要等因素的影响,成人会交替使用“时间性”叙事、“主题性”叙事和“创造性”叙事等不同类型叙事来实现预期的叙事目的。教学要想促进成人的叙事学习,需要转变叙事观念、凸显主体经验及运用多种形式,让成人成为生活故事的反思者、体验者和书写者。     

理解中国语境中的“人民”概念

“人民”是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的标识性概念。特有的实践赋予概念生成及变迁的特定语境,中国实践中生成的“人民”概念应基于中国语境来考察。在理论语境中,人民是受政治理论规制的概念,不同的政治理论必然呈现不同的“人民”,要从政治理论的转变及发展中对其进行理解。在实践语境中,人民是与政治实践相伴的概念,不同的政治实践必然呈现不同的“人民”,要从国家建构和治国理政的政治实践中对其进行理解。在价值语境中,“人民”以正面的符号、意义以及价值逐渐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要从价值塑造的对象和创造价值的主体中对其进行理解。     

非自然的故事，非自然的序列：非自然叙事学简论

传统的现实主义叙事不仅具有一定的规模，而且故事相对直接，轨迹容易辨识。与之相左，非自然叙事挑战、跨越或拒斥现实主义叙事的诸多规约甚至全部规约。实际上，判别非自然叙事的一个根本标准就是其对模仿规约的违背，此类规约支配口头自然叙事、非虚构文本、并试图模仿非虚构叙事规约的现实主义作品。叙事理论若要发展成为一种综合全面的理论，就需要将非自然叙事的独特实践纳入考量范畴。通过扩展故事/话语的概念，我们既可以公正地对待那些偏离传统叙事实践的非自然叙事文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非自然叙事的虚构性本质。与现实主义文学力图掩盖其人为性的本质不同，非自然叙事文本极力彰显反模仿性，凸显文学的虚构性本质。     

从“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谈起--外宣翻译的互文性研究

周恩来总理将梁祝的故事译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介绍给西方受众堪称外宣工作的经典范例。正确运用这种文本间的相似性即互文性,对翻译尤其是外宣翻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根据两种文化间不同程度的互文性,译者可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以提高互文性,便于读者理解外宣材料。     

十七年文学民间叙事的现代性

十七年文学中的民间叙事具有现代化倾向,文学创作从故事到叙事表明,现代民间话语权利在生成;十七年文学的叙事主体主要是民间叙事;民间叙事的表现形态是革命传奇叙事和农村叙事.     

《为人民服务》人本价值的四重意蕴

《为人民服务》是载入中国共产党史册的光辉篇章,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重要文献,其核心思想“为人民服务”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始终忠实地代表和发展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注重人文关怀,更好地保持党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始终重视促进人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重实现。显然,人的所有价值创造实践皆围绕人的主体需要而展开,这决定了人本价值在所有价值中的核心地位,因此梳理《为人民服务》人本价值的这四重意蕴,对于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思想,这需要我们认真领会和全面落实.从现实和历史、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层面来看,人民主体地位具有法理性、尊严性和普遍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民主体地位必须是核心的、宪政的、实践的和文化的.     

评价论视域中的社会自我批判论纲

马克思"人体解剖"文字中所体现出的社会自我批判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相联系,能够得到更好的理解。自我评价对于主体的自我肯定具有重要意义。国家权威评价和社会民众评价是社会自我评价活动的两种现实形式。在自我批判中,主体揭示作为客体的主体对于主体所具有的否定意义并予以反思,从而在忧患意识中体现为一种进取精神。社会自我批判与社会自我评价相比较,具有更强烈的深刻性和实践意识。人民的社会主体作用体现在社会自我批判的"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及其相互作用中。由此,人民主体意识就成为"至尊的神"。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在本质上是社会自我批判,由此决定了其基本特点:先是"自上而下",然后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相互作用。把社会转型理解为跨越"卡夫丁峡谷"所经历的从自然经济社会形态向商品经济社会形态的转型,这是我国社会自我批判的一个重大成果。在确立人民主体意识中深化社会自我批判,就需要把人民主体意识不仅体现在"自上而下"的社会自我批判中;而且体现"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我批判中,后者对于数字化时代尤其如此。我国所处的社会转型决定了社会自我批判的深化,既需要在摆脱"对人的依赖关系"中促进个体自我觉醒;又需要在摆脱"对物的依赖关系"中"使人的世界"回归人自身。     

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叙事的框架建构与策略探索——基于生态纪录片的思考

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化叙事对于传播科学发展、绿色发展的美丽中国形象，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国际传播领域，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叙事框架因受刻板印象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其叙事文本往往难以呈现青藏高原真实的生态发展面貌。因此，要讲好青藏高原的“生态文明故事”，需要突破原有叙事框架的局限，将生态文明建设与民族文化、脱贫减贫、全球合作等热门议题有机结合，构建“生态+”的大叙事框架，在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的同时，主动开拓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国际化叙事的话语空间，并借助国际受众乐于接受的叙事手法，通过发展困境叙事和“第三者叙事”，进一步探索完善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国际化叙事的可行策略。     

元杂剧叙事僭越的合法性解证

元杂剧叙事僭越的合法性焦虑,暗含了对元杂剧艺术体制自律过程的较少关注,以及自己民族思想之元叙事艺术传统的忽略。元杂剧叙事主体的三种存身方式:行当的超故事层叙述、人物与行当的复合叙述、人物的跨层叙述,以及叙事场域的三组交互关系:时代背景与叙述主体、叙事主体与观众、观众与演述传统,共同建构了元杂剧叙事僭越背后的价值基础、价值准则。由此,判断元杂剧叙事僭越的价值,不能以西方戏剧结构的评价标准为准绳,而应该深入到元杂剧剧本和当时中国戏剧表演的实际场域中,方能做出一个全面而又公允的评价。     

人民主体: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三维主体逻辑

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是体现马克思人民主体思想的民主政治实践模式,是超越资产阶级狭隘性的人民民主,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优势。权力主体、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形成了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人民性的三维结构。权力主体的人民性要求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必须坚持"权为民所有、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察";实践主体的人民性强调人民群众是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的实践主体,强调协商民主实践参与主体的广泛多元性、参与层次和参与形式的多样性及参与过程的真实性;价值主体的人民性要求必须坚持以人民的利益和价值诉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彰显人民在协商民主实践中的价值创造主体、价值评判主体和价值共享主体地位。     

传统文化创新：日本神话文化产品的表征与传播

日本神话题材文化产品的创作和传播都有其独到之处,体现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内涵。在表征上呈现为:反映个人风格和迎合大众口味的结合、表现类型化叙事和碎片化取材、遵循文化循环与迎合消费文化的追求、依靠产业化与技术化进步。在叙事上呈现为:叙事主题的沿袭与重构、叙事形象的当代化塑造、叙事方式的置换与转变。在传播上呈现为:多元传播者的参与、受众的细分化和传播媒介的专门化。这些经验对我们的文化生产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新时代中国特色文化产品的生产要立足传统,彰显民族文化特征,丰富传播类型,融合多元文化,把握文化循环,彰显时代精神,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论明代坊本通俗小说版画"话语"功能的"多声部"特征

版画是明代后期书坊主推销通俗小说的重要手段.从创作主体看,版画是画工、刻工和书坊主共同创造的产物.从通俗小说版画"话语"功能的多声部特征看,一是辅助读者结合文本阅读理解小说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具有叙事功能;二是寓含着画工与刻工对小说文本的艺术理解和再创造,具有再现和隐喻的功能;三是体现着书坊主的商业意图,具有推销产品的广告功能.明代后期金陵版画结合建安派和徽派版画风格,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金陵派版画,在刊印质量和艺术成就上与苏州、杭州等地小说版画一起代表了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画黄金时代的最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