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能人治村:中国乡村政治的新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大批经济能人在中国农村迅速崛起。他们积极介入农村基层政治生活,甚至主政村庄治理,形成了独特的经济能人治村现象。经济能人治村对村庄公共权力运作和农村基层社区管理的进一步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一,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民主基础上的权威政治-—民主—权威政治,是对传统的乡村能人政治——乡绅治理的传承和超越,创造了乡村能人政治的新模式。其二,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经济能人主导的多元精英治理结构,突破了人民公社那种一元集权治理模式,实现了农村基层社区管理模式的创新。其三,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精英主导与群众参与有机结合的精英—群众自治,是村民群众根据村庄治理环境对村民自治理想制度所做的一种适应性调整和务实性创造,拓展了村民自治的形式。从发展趋势看,经济能人治村势必产生一种具有乡土性和本土特色的能人政治现象。因为,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分化,村庄治理模式将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经济能人治村则成为其中的一种选择。在一些非农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它已经成为村庄治理的一种基本趋向。     

乡贤参与村治的“上虞经验”与全国推广

乡贤参与村治的“上虞经验”是枫桥经验的继承与发展，是当代乡村文治、德治、礼治、自治的集中展现，具有客观存在与现实推广的合理性。其丰富内涵构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验系统：乡贤文化认同与现代乡贤培育使得乡贤参与治村成为可能，乡贤的充分参与初步实现了村庄社会全面而有效的治理，“X+乡贤”多重运行机制下现代化村治格局得以初步建构。三者呈现出一种递进关系，亦即参与前提、外在表现与内在机制。乡贤参与村治的“上虞经验”是乡贤治村的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结晶与创新，是历史传承、时代需求、村治优化三重逻辑共促下的一种必然。它在全国的推广、再发展、再创新，顺应了村庄善治与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折射出社会主义中国村庄治理的道路自信、文化自信。     

乡贤返场——构建“乡贤治村”新格局

正"乡贤治村"是通过重塑乡贤公共物品供给者、乡民利益表达者、乡土文明弘扬者等社会角色来完善现代"乡政村治"模式。乡贤返场能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推进实现乡村善治。但乡贤组织定位模糊、乡贤群体力量薄弱、"乡贤治村"以"德"替"法"倾向等桎梏羁绊现代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应当以创建多元共治机制、完善人才延续机制、建设德法并行机制等举措实现"乡贤治村"长效化。     

以利益共享机制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个案研究——以广东省连州市K村为例

本文关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转段关键阶段的关键问题,要如何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通过对广东省连州市K村的个案挖掘,深入了解其“大村一业、小村一品”产业发展模式中利益共享机制的运行现状、特点、优势、不足,探究可供借鉴参考的经验做法,为下一步更好持续推动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推进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对策

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了可靠保障。实施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政策衔接,建立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规划衔接,从机制转变上推动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这为脱贫地区通过政策、制度的支撑,实现“三农”工作重点转移奠定了基础。发挥乡村人才发展优势,创新乡村人才的发展渠道,拓宽乡村管理人才的用武之地,助推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人才衔接,这为缩小乡村之间发展差距、实现城乡居民融合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是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点,注重地域特色、关注人文因素、推进产业集聚是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为加快脱贫地区转型发展,提升乡村产业、产品竞争力提供了有力的帮助。     

家庭、村庄与国家：妇女治村生成机理的三维分析

当前,越来越多农村妇女迈向村治舞台的中央,成为体制内精英的重要组成。沿循“家庭、村庄和国家”的研究思路对华北F村妇女治村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妇女治村的生成源自三维结构性因素的合力作用。它既发端于农民家庭现代化转型所引发的妇女家庭地位提升,又形成于村庄在应对社会流动和公共性流失时的内部调适过程,还受到党的妇女解放事业及乡镇政府目标任务变化的双重影响。妇女治村是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可行之途。各地可以引导更多农村优秀女性加入到乡村振兴干部队伍中,也须保障妇女治村的良好运行。     

"精英俘获"与"全过程民主": 乡村振兴政策"基层空转"的归因及其反转策略

乡村全面振兴得益于政策的推动,但政策落实的关键在基层.目前,乡村振兴政策基层执行过程中存在选择性、表面化、敷衍式等"基层空转"现象.透过"精英俘获"理论视角,发现乡镇政府被动俘获、农村精英主动俘获与普通村民认同俘获是造成政策"空转"的内在原因.为此,应采取加强乡镇政府政策服务公信力、重塑农村精英的村级服务环境以及培育普...     

新中国成立以来村落政治精英的产生与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以浙南XF村为例

新中国成立以来,村落政治精英的产生与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国家权力主导阶段,乡村民主萌生阶段,家族文化复兴阶段,经济能人村治阶段。但是,这四种村治模式都不是理想的法治型村治模式。当前,探索农村基层治理的新路径,就要做到:加强村委会选举的法制建设;大力发展农民文娱组织,消解村落家族文化影响;通过政治社会化提升农民素质;整合和扩大农村政治资源,不断提高执政能力。     

内生与外生：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防贫治理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新形势下,未来5年要增强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能,切实建构防止返贫的治理体系,促进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实践证明,关于贫困现象的认知,有村庄内生的穷人认知体系和外生的贫困认知体系两种差异化解读,对这一问题的认知偏差可能导致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出现"错位""越位"的"悖论性"政策实践,进而降低乡村振兴衔接防贫治理效能。在未来5年的乡村振兴衔接过程中,必须进一步建构和完善促进脱贫地区村庄内生和外生融合发展的长效性防贫治理制度体系,切实增强脱贫地区的发展动能,才能更好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精准脱贫战略下乡村振兴内生力机制研究——基于产业振兴的视角

"精准脱贫"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既是新时代我党针对"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战略决定。两大战略的本质规定性都是通过政府输入外源性发展要素来实现对象(乡村社会、贫困人口)的内源性发展。在两大战略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大力发展乡村产业。一方面,发展乡村产业是实现精准脱贫的基础和着力点,另一方面,实现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依托,因此,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是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     

中国治贫70年:历史变迁、政策特征、典型制度与发展趋势 ——基于各时期典型扶贫政策文本的NVivo分析

新中国70年来,中国贫困治理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际反贫困事业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成功的关键,就在中国特色治贫制度建立和逐步完善。为梳理总结70年中国治贫的经验、特征和模式,为治贫制度的定型化提供理论参考,以1949-2019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出台的扶贫政策文本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词频分析揭示扶贫变迁历程及其特征。研究发现,中国治贫在理念上,经历了经济性扶贫到内生性治贫的转变;在对象瞄准上,实现了区域、县、村、户的层层下移;在治贫主体上,从政府包揽转变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在治贫路径上,从重资金投入转变为分类施策;在治贫制度上,以开发式扶贫为主,典型制度主要有以工代赈、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对口帮扶扶贫等。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的主要问题是摆脱相对贫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应着重构建和完善返贫风险的防控机制、农民工阶层固化的阻断机制、农村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和互联网赋能反贫困的开发机制。     

农村基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的实践与启示——以广东省陆河县螺溪镇书村村为例

“群众富不富,关键看支部”。实现乡村振兴要坚持党建引领,关键在配强乡村“领头雁”,重点在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要善于依靠村民、引导村民、带动村民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广东省陆河县螺溪镇书村村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搭建“党建+产业+群众”的机制和平台,促进乡村振兴发展工作,持续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坚持党建引领村支柱产业发展,把握乡村振兴的关键时间节点,并以提高农民收入为核心,奔着“生态、美丽、富裕”的奋斗目标持续向前。     

深度嵌合:乡域政治中的精英互动——以华北A村的一起更名事件为例

该文以发生在华北A村的一起更名事件为例,探索在乡域政治运作过程中,以乡镇干部为代表的国家精英、以村干部为代表的双重精英和以地方能人为代表的社会精英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对文本的叙事性描述和“过程—事件”分析,研究发现在国家权力的实践过程中,乡域政治中各精英主体深度嵌入乡村熟人社会结构,通过体制、权力、文化和关系等共同运作...     

乡村环境治理中党建嵌入与“治联体”自治的双向耦合

乡村环境具有天然的隐蔽性、分散性、流动性、复合性等特征,“治联体”自治是乡村生态振兴背景下基层党建嵌入乡村以整体性推进环境善治的新型治理结构。基于“价值—结构—制度”的三维分析框架,结合T村环境治理实践,揭示党建嵌入与“治联体”自治双向耦合的机理。结果表明,党建嵌入与“治联体”自治的双向耦合是一个价值互认、结构互嵌和制度互融的过程。一方面,基层党建以理念嵌入、身份嵌入、制度嵌入等方式嵌入“治联体”,在“价值认同—结构优化—制度整合”的层层递进链条下激发村民进行环境治理的行动自觉;另一方面,“治联体”的嵌入性自主,不仅使“治联体”自治以新的简约形态复归落位,也为基层党建创新提供了中间渠道和行动空间。双向耦合下的乡村环境治理,实现了局部有效和整体有效的双重提升、政治定力和社会活力的协同进阶、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     

影响大学生“村官”留村任职因素实证研究——基于浙江省的调查

我国大学生“村官”战略的任务之一是鼓励大学生扎根农村，成为新农村建设事业的骨干人才。通过对浙江省的实地调研发现，大学生“村官”在竞选村“两委”时受到乡镇政府态度、是否本村、竞选机遇、“能人治村”及乡村贿选等因素的影响；在任期届满的续聘中，也受到浙江省有关文件的制约。本文认为要使大学生能长期服务农村，还应结合其它相关政策进一步制度创新。     

乡村组织的运作逻辑与村庄民主建设的治理方向

在国家行政体制和乡村社会变迁的共同作用下,乡村组织呈现出"策略维控—能人治村"和"发展主义—富人治村"两种运作逻辑。这种"能人"、"富人"治村的现象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导致村庄寡头政治,从而对村庄民主建设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形成阻碍的隐患。为纠偏并更好地完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应逐步推动乡村组织治理转型和村庄民主治理规则的重塑。     

乡贤嵌入村务监督的实践逻辑与可行路径研究

中国是一个乡贤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家。在中国传统社会,皇权与绅权的分立与交织,造就了传统乡贤的出场。在传统乡村治理中,乡贤扮演着沟通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国家权力与草根社会的重要角色。及至当今,随着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贤在乡村治理和村务监督中的重要作用渐趋显现。一些地方展开了乡贤理事会、乡贤工作站嵌入村务监督的探索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了更好地促进乡贤嵌入村务监督,当前中国理应进一步拓展乡贤嵌入村务监督的思路与渠道,健全完善乡贤嵌入村务监督的保障措施,即细化乡贤参与村务监督的规定,夯实乡贤参与村务监督的法理保障;完善乡贤归土返乡的激励保障机制,大力培育弘扬乡贤文化。     

新发展阶段生态扶贫脱贫成果巩固中的返贫风险及其防控机制构建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我国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进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发展阶段.当前,我国正处于生态文明建设、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叠加推进的历史交汇期,生态扶贫脱贫成果巩固关乎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全局.由于脱贫人口抗风险能力薄弱、环境风险引发的突发环境事件和 自然灾害频发、后续生态产业发展动力缺乏、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突出等因素,导致农村生态扶贫脱贫成果巩固存在着很大的返贫风险.促进生态扶贫与乡村生态振兴有效衔接,需要有效防范农村生态扶贫脱贫成果巩固中的返贫风险.要激发市场益贫机制,增强农户对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建立农村环境综合治理机制,夯实乡村振兴发展生态基础;增强脱贫农户内生动力机制,提高脱贫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健全农村生态补偿机制,优化农村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完善脱贫长效保障机制,增强脱贫人口应对各类社会风险的能力.     

进一步认识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方针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实现长效脱贫、走向农业农村现代化、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全面推进高质量乡村振兴战略,提升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效率,需准确把握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文章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方针为主线,进一步阐述乡村振兴战略“二十字”方针所内含的五大目标任务及其内在逻辑和有机联系,探讨新时期乡村振兴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若干问题和实现路径。     

生态振兴视域下脱贫乡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路径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续乡村生态振兴的重要内容。从制度动态演变过程来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路线的制定,呈现“中央—地方—个体”的互动演进逻辑。从韧性发展理论来看,增强生态韧性对提升脱贫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具有促进作用,通过促进脱贫乡村韧性发展的方式,能够推动脱贫乡村更好、更快地进入乡村生态振兴的新阶段。在苏北地区脱贫乡村案例中,江苏省各级政府针对脱贫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发挥不同的功能,从统筹、落实、建设、参与等方面加强协调配合,获得了农户的积极响应和良好的治理效果。有鉴于此,“十四五”时期可从提高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效能、建设绿色共富的韧性乡村、激发合作自治的内生动力、提供精准到位的政策支持等方面,综合提升脱贫乡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