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傩礼中方相氏的地位嬗变

方相氏是傩礼中的主角,其主要职责是"驱疫"。但汉以后,方相氏的绝对主导地位逐渐被弱化。方相氏职责和地位的变化,表明一直高高在上的方相氏已开始走向民间,自周以来傩仪的礼制规范已渐渐被打破,驱傩本来的内涵已发生改变。随着傩仪逐渐由严肃的国家礼制向娱人化、世俗化方向发展,傩与戏剧越走越近,并最终促成了傩戏的诞生。     

朝鲜王朝大射礼研究——以《大射礼仪轨》为中心

以记录朝鲜时代英祖十九年大射礼筹备、施行过程的《大射礼仪轨》为中心,采用文献资料法,在介绍大射礼在朝鲜半岛传播及与施行情况的同时,对英祖十九年大射礼的历史背景、礼器用具、仪轨构成等进行展析,力图再现朝鲜时代大射礼的基本样相,为大射礼的发展与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史料参考。     

朝鲜王朝时代的成均馆和科举

朝鲜王朝时代的科举以学校教育为基础而被制度化。朝鲜王朝初期的成均馆教育以培养文官人才为目标,教育课程与文科考试科目相互对应,其教育理念体现了与科举之间的密切联系。十六七世纪,由于教育机会的扩大以及儒生人数的增加,科举与学校教育逐步被分离开。自18世纪中期开始,成均馆考试被当作文科考试的一种,20%—30%的文科合格者都是通过成均馆考试而及第的。这说明,此时的成均馆考试逐渐呈现出科举化的倾向。     

朝鲜王朝时期文人对苏轼诗歌的推崇与模仿

朝鲜王朝时期,以宋朝为治国之典范,尊重文人,注重文采,所以朝鲜国王为代表的朝廷君臣们都十分仰慕宋朝的文人,尤其推崇苏轼及其诗歌作品。朝廷大量引进和刊发有关苏轼及其诗歌作品的书籍,供朝廷内外的文人们学习和模仿。朝鲜王朝的文人们高度评价苏轼及其诗文,认为苏轼"气节凌宇宙""文章焕星斗""诗文具神境",但同时也指出其"专尚用事""多用佛语"的问题。他们在诗歌创作过程中模仿苏轼作品的创作风格和艺术手法的同时,在题材内容上也热衷学习苏轼的作品,从中吸取营养,创作出许多属于朝鲜民族的汉文诗。     

韩国朝鲜王朝的庙学与书院

朝鲜王朝的庙学与书院仿效中国宋明制度,设立庙祠,奉祀先圣、先贤、先儒,使得成圣教育的理想得以具象化,进而也使教育园地神圣化,这是东亚教育圈的共性,不见于西方各国。但20世纪以来,我们受西方教育的影响,只注重学,而忽视庙祠,这种现象亟待矫正。     

司马迁王朝变迁观念刍议

司马迁不仅是一位史学家、文学家,更是一位哲人。他以清醒的头脑思考着三千年来历史上王朝更替变迁,在付出毕生精力凝结而成的《史记》中,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探究天道与王道的关系,总结历史经验,警告为政者,要顺应历史,视势办事,巩固统治。     

朝鲜王朝前期对女真人的防御

朝鲜王朝前期对于女真人的防御总体上是成功的，所以在长达二百余年的历史时段内始终掌控着与女真诸部交往的主导权。朝鲜方面对于女真人的防御，不仅仅是单纯地在军事领域部署并实施战守方案，其实质上是一个关涉军事、政治、经济及外交等诸多层面的整体性工程，即诸措并举，互为补益，最终形成防御上的合力，而这恰恰是朝鲜在其北部边境取得突出防御成效的关键。至于朝鲜对女真人多次使用非必要的过度暴力，则给女真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种“以攻为守”的举动，单方面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实际上是朝鲜方面偶有防御失当的一种典型体现。     

朝鲜王朝前期的女真向化人

朝鲜王朝前期,一些住居在咸吉道的女真部落,或是住居在朝鲜近境的女真人物,逐渐放弃了自身女真人的民族特征,被归化成"朝鲜人"或是"准朝鲜人"。他们作为"向化人"定居于朝鲜境内,享受着朝鲜王朝给予的安抚及优待政策,其酋长担任朝鲜官职,属民向朝鲜王朝承担赋役,并且与朝鲜人互通婚姻。因而在朝鲜君臣看来,他们已与本国人无甚差异。也恰是基于此种情形,朝鲜方面依照本国法律或专门针对向化人而制定的法规,建立起了对女真向化人的有效管治。朝鲜人与女真人两大族群毗邻而居数千年,双方交往密切,彼此互有同化,而朝鲜王朝前期的女真向化人恰是其中的一类典型人群。     

论朝鲜王朝《时政记》之纂修及其特征

朝鲜王朝仿效宋朝编修《时政记》,乃是一项重要的修史制度。朝鲜《时政记》的编修,并非像唐宋由宰相或枢密院副使执笔,而是由专职史官编修。为确保《时政记》依时完成,朝鲜建立了严格的监督与考察史官的制度,依据《时政记》的好坏,评定史官的考核等级;《时政记》乃是在《承政院日记》及各司文书基础上,重点记录现行的各项制度并加以评论,是编修实录的重要史料来源;一旦实录编成,《时政记》与史草一同被洗草。因为《时政记》乃记录当朝人物与政事,也成为朝鲜党争的重要因由,朝鲜历史上的"戊午史祸"与"乙巳史祸"皆不同程度与《时政记》相关。研究《时政记》,也可以透视朝鲜王朝政治斗争的某些特征。     

朝鲜时期贞烈观的形成及其特点

朝鲜时期贞烈观是在朝鲜王朝的强制、引诱与教化下逐渐形成的,在其形成过程中受到中国宋朝及明清时期贞烈观的直接影响。但因为社会、历史、民族、文化等的不同,朝鲜时期贞烈观表现出更加僵化、保守、有悖人性的特点。     

“样板戏”的舞台艺术风格及其美学逻辑

本文试图撇开政治权力消长和意识形态转型所带来的偏见,以学术的方式考察“文革”时期“样板戏”在舞台艺术风格方面的特征以及“样板戏”主导者的真实意图。本文认为,“样板戏”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艺术编程。“样板戏”根据“文革”意识形态逻辑,在戏剧结构、音乐形式、唱腔设计、舞台美术以及戏剧语言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变革,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艺术风格,同时又是在政治权力指令下的自上而下的文艺生产制造出来的一种畸形的艺术。在庞大的意识形态神话破产之后,那些从意识形态躯壳上脱落下来的若干艺术残片,却仍散发出几丝迷人的美学光芒。     

略论《金瓶梅》中的海盐腔戏曲史料

《金瓶梅》以写实的方式保存了大量的海盐腔戏曲史料。这些资料涉及海盐腔的演出剧目、表演特点、组织经营方式与演员构成，以及戏剧的功能等多个方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戏剧学研究价值。本文以小说中保存的海盐腔戏曲史料为切入点，探析明代戏曲中海盐腔盛行的状况和发展流变的特点.     

结构主义视角下的元代“逐臣孤子”类杂剧解读

结构主义叙事学倡导从共时性的角度探讨故事讲述的模式及模式之下内蕴的深层结构,从而达到对某种共同的文化精神或心理即"价值"的认识。以此观照元代"逐臣孤子"类杂剧就会发现:一、其人物是毫无"特性"的模糊存在;二、其情节是淡化和弱化了的"误会"性冲突;三、其"故事"是二元对立的环形结构。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循环结构隐喻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只是"皇帝轮流做"的改朝换代而已,并无真正的变革。     

晚清戏曲改良与早期话剧舞台艺术的民族化

传统戏曲难以在晚清剧烈的社会变革中适应观众和时代的需求,难以发挥革命宣传、鼓动以及启蒙民智的社会作用,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派人士积极推进晚清"戏曲改良",艰难的戏曲改良又迫使改良者将目光投向西方的话剧艺术,去接受新的戏剧观念和思潮。新剧作为舶来的戏剧艺术与中国的民族审美存在隔膜,要在中国戏剧舞台上扎根、延续,必须与民族传统、戏曲传统相"融合",吸收、借鉴戏曲改良中的优秀成果从而使得话剧舞台艺术在舞台表演、舞美、剧场等方面得到丰富和发展,推进了话剧的民族化进程。     

晚明皖籍家乐对戏曲发展的影响

家乐是明清时期重要的戏剧文化现象,也是昆曲发展过程中的特有现象。家乐即家庭戏班,是指由私人蓄养的以满足家庭娱乐需要为目的的家庭戏乐组织以及这一组织从事的文化娱乐活动。明中叶后整个社会痴迷昆曲,蓄养家乐盛行一时,梅鼎祚、吴用先、吴琨、阮大铖、汪宗孝等安徽籍的家乐对于剧本创作、戏曲理论、戏曲表演和昆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明清戏曲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元明清白话词语释

本文选取《汉语大词典》没有收录而在明清白话小说中较广泛使用的若干条词语进行解释 ,对《汉语大词典》收录而释义不全或释义有误的词语进行补释或订正 ,同时还列举了《汉语大词典》收录而例证晚于清代的数条词语     

附加式后缀从上古到魏晋六朝的嬗变

附加后缀在上古有三个主要特点:从战国开始,"然"就占据了后缀的主导地位;后缀由A然发展成AA然;后缀以附加式形容词为主。到魏晋六朝时期有了新的变化:新的后缀不断出现;词类的不断增加;AA然呈急剧下降态势。由此得出结论:后缀"然"在上古就占主导地位,到魏晋六朝后缀词类不断增加,AA然经过上古的繁荣鼎盛之后,已渐消退,分化为AA式和A然式。     

从商业品质看元杂剧的兴衰

元杂剧作为劳动成果,其演艺谋生性盈利与市民娱乐性消费公平交换,现实而直接地实现其使用价值,具有独特的商业品质。从艺术行为到商业行为的发展变化,使元杂剧走向成熟,其中瓦舍勾栏的创设起着关键作用;以盈利为目的,以竞争创效益,名家名作不断涌现,优秀演员人才辈出,元杂剧迅速发展。雅化曲、教化剧的出现,观众消费群体不再成为杂剧艺术最后完成的能动主体,此乃元杂剧走向衰亡最根本的原因。     

辽西两蕃对则天朝政局之影响

地处辽西的契丹和奚族 ,史称两蕃。则天朝万岁通天元年 (6 96年 )契丹叛唐 ,奚族与其他东北民族也迅速卷入其中 ,武则天不得不“倾天下以事一隅” ,先后三次派大军征讨 ,出兵达数十万之多。通过这场战争 ,唐府兵制度败坏、内部用人选将不当、忽视对东北边防的经营、对河北管理不力等诸多问题都暴露出来 ,并且对则天朝储位之争、东突厥复兴、渤海的兴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同时更造成唐东北防线退出辽西 ,后撤至幽州一线的严重后果 ,从而对后来玄宗朝的军事政策和军事布局构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