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来源国对FDI技术溢出的影响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机构按照属地原则是中国技术创新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外资在东道国的技术溢出,能够直接或者间接提升本国技术水平,从而带动本国产业发展.从中外研究来看,技术溢出确实存在,但是外资的技术溢出受诸多因素影响:从投资来源国的角度分析,投资来源国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较小、文化背景接近时,技术溢出效应更容易发生;就投资方式来说,中外合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比较理想并且对中国技术水平提高的促进作用也较大.此外成本与收益也是影响外资技术溢出的重要因素.     

内生溢出效应、技术能力与企业技术联盟方式选择

溢出效应是影响企业技术联盟稳定运行的重要决定因素,是企业技术联盟方式的重要影响因素。技术能力是溢出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基于技术能力的内生溢出效应能够有效地反映企业的资源和能力状况。通过A-J模型的拓展,对技术能力的互补性进行深入的探讨,分析内生溢出效应对技术联盟运作方式的影响,结果显示:企业的技术能力决定着溢出效应,决定着企业参加技术联盟的创新结果,当企业具有同质的技术能力时,成本共享型联盟方式显得更有效率;当企业的技术能力较高并互补时,企业倾向于组建技术共享联盟;当企业的技术能力比较低并互补时,企业倾向于组建成本共享型联盟。     

数字贸易、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检验

从理论层面分析数字贸易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利用201 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在作用机理方面,数字贸易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促进效应;在影响机制方面,数字贸易通过提高技术进步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在异质性方面,数字贸易的红利溢出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更加显著。建议增强数字贸易的支持力度;加强技术进步的驱动效应;发挥数字贸易的“引擎”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模型及实证研究

以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从全要素生产率、FDI溢出效应以及吸收能力3个方面探究FDI技术溢出机制,构建了FDI技术溢出的基本模型和基于吸收能力的溢出模型,并以长春市12年的序列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长春市的FDI存在正的溢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吸收能力和技术溢出存在二次函数的非线性关系,当吸收能力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时,FDI技术溢出效应最大.     

FDI影响技术创新中间传导环节的实证分析——基于苏州地区1995-2008年的数据

本文首先利用动态外溢模型测算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然后从理论上分析了产业集群内部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技术创新能力的机制,提出了溢出效应、吸收效应和产业集群效应这三个中间传导环节,并对该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作为第一环节的溢出效应,没有对技术创新能力起到显著的影响,而吸收效应和产业集群效应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总体上却是显著的。这说明苏州地区技术创新能力没有随着外资的进入而提高的真正原因在于技术溢出环节。最后本文从负的溢出效应、溢出效应被抑制、溢出效应需求的非迫切性和技术溢出的机会稀缺性这四个方面解释了技术溢出环节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地区差异和门槛效应——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0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积极的逆向溢出效应发生在发达的东部地区。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门槛回归模型进一步检验了影响对外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纯粹技术进步逆向溢出的各吸收能力因素的门槛特征,并从R&D强度、人力资本、经济发展、技术差距、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6个方面测算了引发积极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门槛水平。     

FDI溢出、吸收能力与东道国IT产业的发展

通过构建东道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在IT产业的Bertrand博弈竞争模型,探讨东道国企业的技术能力、内外资企业市场竞争、行业特征、知识产权等微观、中观、宏观因素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吸收利用,并以分位数回归法分析吸收能力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不大、竞争充分的条件下,竞争机制和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决定FDI溢出效应和技术转移的有效机制.东道国变量对处于不同分位的FDI溢出存在非对称性影响,具体而言,研发投入对FDI溢出的正向影响在条件分布的高端和低端最为显著,FDI的溢出效应随着技术差距和人力资本存量由条件分布的低端向高端变动都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加大虽能促进FDI的流入,但不利于FDI的技术溢出,网络效应对FDI技术溢出具有较小但平稳的正向影响.     

外部社会资本与集群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知识溢出与学习效应的影响

以知识溢出、学习效应为中介变量,研究跨国公司主导下外部社会资本对集群创新的影响.基于上海浦东ICT集群的实证研究显示,外部社会资本的3个维度均不直接影响集群企业的创新绩效,而是通过知识溢出和学习效应间接产生影响.其中,外部结构资本通过知识溢出和学习效应间接影响集群企业创新绩效;外部关系资本和外部认知资本通过知识溢出间接影响集群企业创新绩效.     

离岸与在岸人民币汇率:联动机制和溢出效应——基于VAR-GARCH-BEKK模型的分析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人民币离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研究离岸与在岸市场汇率的联动机制与相互影响,对于探讨人民币定价权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风险管理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建立VAR-GARCH(1,1)-BEKK模型,在控制美元汇率、全球投资者恐慌情绪、宏观经济走势等变量后,分析了在岸与离岸人民币即期汇率、远期汇率之间的冲击传导效应、均值溢出效应和波动溢出效应,深入探讨了两个市场的联动性.结果表明:1)两个市场存在明显的均值溢出和波动溢出效应,在岸市场对离岸市场的冲击更大,而离岸市场的远期汇率引导着在岸远期汇率的形成; 2)“8. 11汇改”后离岸市场对在岸市场的影响增强,两个市场的联动性更加明显; 3)美元走势对在岸和离岸人民币汇率影响都非常显著,但即使控制美元走势后两个市场之间的汇率联动关系仍然存在.     

中国货币政策与物价指数的相互溢出效应研究——基于行业视角

维持物价稳定是实施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不同于以往的总量研究，本研究从行业层面出发，拓展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研究物价波动通过投入产出、资本关联等渠道进行跨行业溢出的作用机制，分析货币政策与物价指数的相互溢出效应并提出假说.然后，利用中国货币政策、供给端生产价格指数和需求端消费价格指数构建LASSO-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论表明供给端价格指数对需求端的溢出效应大于反方向溢出效应，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与物价指数之间具有更强的相互溢出效应；行业层面，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与物价指数之间具有更强的相互溢出效应；供给端物价指数波动的渠道分解方面，相比资本关联、投入产出关联，以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波动为代表的共同冲击是物价波动的重要来源.本研究为我国货币当局有效稳定物价水平提供参考依据.     

数字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及渠道机制研究——来自《信息技术协议》扩表的证据

伴随着数字全球化的快速演进,数字产品贸易自由化已成为促进数字市场健康发展、完善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关键性议题。本文围绕数字产品的内在特性,构建寡头竞争模型考察数字产品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并将关税影响数字产品贸易福利的作用机制分解为质量效应、竞争效应和溢出效应3个方面;进一步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信息技术协议》（ITA）扩表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全球166个国家或地区2010～2018年产品贸易数据,运用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和机制检验。研究结果表明,ITA扩表政策使成员国相对于非成员国数字产品的贸易福利变化要高出20.1%,尤其是使信息通信（ICT）产品的贸易福利变化高出非ICT产品15.1%,表明ITA扩表政策能够在国家和产品层面显著改善数字产品的贸易福利。渠道机制分析表明,质量升级有利于提升贸易福利,竞争效应倾向于降低贸易福利,而溢出效应的影响则取决于关税水平的高低。同时,这3种机制均有助于增强关税变化对贸易福利的边际影响,最终使得贸易福利呈现非线性的变化趋势。在政策层面上,应关注数字产品的溢出特性,协调不同政策的作用效果,打造公平开放共赢的数字贸易新格局。     

以美国为参照的国际性技术外溢的经济效果研究

首先,以影响母国技术溢出和东道国吸收同化的8项指标为主要依据,使用因子分析法对26个选定国家进行综合排序,并选取了基于美国技术外溢的11个主要接受国.其次,在对技术知识存量和技术同化能力的度量方法进行描述后,将美国单独作为技术溢出方,测算了11个主要接受国通过进口贸易、FDI和人员交流3种无形(直接)外溢渠道,从美国吸收的外溢技术知识存量.最后,将11个主要接受国从美国吸收的知识存量总和的面板数据纳入广义Cobb-Douglas生产函数中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美国的国际性技术外溢在各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跨国公司在华专利活动的技术溢出效应

基于技术领域构建了跨国公司专利活动技术溢出分析框架,以跨国公司在华专利活动为研究对象,分析了1987～2007年跨国公司在华专利活动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华专利活动对中国发明专利具有正向溢出效应,1987～2007年间,跨国公司发明专利技术溢出呈现明显的阶段特征;中外技术差距和竞争程度对跨国公司专利活动技术溢出程度具有显著的影响.     

全球性股市恐慌下的股市日内风险传染:来自欧债危机时期的证据

本文主要着眼于全球性股市恐慌下的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股市之间的日内风险传染现象,使用日内5分钟数据,应用FFF回归、FIEGARCH模型、ARFIMAX模型的波动溢出三步检验法,对内地股市与其他三个东亚股市之间的日内波动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股市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中国内地与日本股市互不影响;中国内地与中国台湾股市之间,虽然在非恐慌时期几乎不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但进入恐慌时期后中国台湾股市显著受到内地股市影响.股票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具有非对称性特征,并且股市下跌时的波动溢出效应比上涨时要大.     

外资进入如何影响制造业市场势力?

准确衡量外资的市场效应是制定对外开放政策的基础,通过使用Roeger模型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层面的市场势力测算发现：制造业在两位数与四位数产业层面均存在显著的市场势力;外资水平溢出效应、外资前向溢出效应、外资垂直关联效应、市场集中度、资本密集度在不同产业层面对制造业的市场势力溢价有不同的影响。     

金融高阶矩风险溢出效应研究

开展金融风险溢出效应的研究,对于避免金融风险从一个国家、地区或市场迅速地传播到其它的国家、地区或市场具有重要的意义.早期的金融风险溢出研究只考虑前二阶矩,即均值的溢出效应和方差的溢出效应.在一元GARCD-JSU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世界因子、地区因子及单个市场因子三个因子模型,并对高阶矩风险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分解,用于研究金融高阶矩风险在世界、地区和单个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最后,对亚洲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金融风险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空间格局及传导机制研究

<正>对外直接投资（OFDI）逆向技术溢出作为母国获取技术的新渠道,已成为全球-地区背景下发展中地区经济、技术演变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分析结果表明：全国样本下,相较于FDI和IM技术溢出的滞后提升作用和抑制作用而言,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技术发展。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与技术进步效应显著性较一致。分区域水平上,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较一致的空间格局。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协调促进作用是国际技术溢出提高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制,其中尤以技术效率更为重要。     

技术溢出效应对东道国出口商品竞争力的影响

<正>传统的外国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理论,大多是从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内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劳动生产率等方面进行研究和论述的。对于技术溢出效应对东道国出口商品的影响研究较少。本文主要目的就是论述技术溢出效应对东道国出口商品结构到底存在哪些方面的影响,究其根本,技术溢出效应对东道国自身的技术水平、管理水     

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采用BVGARCH-BEKK模型,结合LR似然比检验和Wald检验,实证研究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采用1997年1月1日～2008年12月31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和上证A股指数的日交易数据,并考虑到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这一事件可能产生的结构性影响.划分为汇改前和汇改后两个子样本区间,深入分析人民币汇率与上证A股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汇率与股票市场之间存在波动溢出效应,且在汇改前和汇改后的表现不同;汇改前表现为显著的从汇率到股市收益率的波动溢出,汇改后主要表现为显著的从股市收益率到汇率变动率的波动溢出,汇改后汇率与股票市场之间的联系有所增强.针对实证结论,分析其背后的经济制度因素,并且得出一些政策启示.     

FDI技术溢出、企业所有制类型与产业结构调整——来自广东省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选取广东省2001-2010年16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基于所有制结构视角,检验FDI技术溢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结果表明,FDI总体上产生了正向显著的水平技术溢出效应,对民营及内资企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FDI垂直溢出效应为负,但作用效果并不显著,后向溢出显著促进了国有企业技术进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