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与记忆理论:对文化遗产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从历史主义的立场对遗产尤其是公共遗产进行批判的做法由来已久,而历史和文化遗产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鸿沟,从历史学的角度对遗产进行研究往往并不完全适用。相反,遗产与集体记忆、文化记忆之间有着更强的同构性和一致性,它们在多数时候是同一的。根据文化记忆理论,可以将公共遗产当做文化记忆本身,因此,把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理论引入到文化遗产研究当中会更加符合遗产的本质属性,有助于克服物质遗产、非物质遗产过度有形化的倾向,也更利于保护文化遗产。     

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建设

通过对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的剖析,阐明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紧迫性,论述了以数字化形式保护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然性、必要性,并对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的内容与方法进行了描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学史与活的记忆

经典的文学史研究理论关注的核心是狭义的文学文本,即通过书写和评价而固化、经典化了的书面文学形态。固化了的文学典籍文本是特定时间断面上留下的体验记忆,而经典的文学史就是把这些固化了的记忆片断通过某种逻辑联系起来,构成了关于历史过程的想象。这种历史叙述虽然以历史文本为依据,对于历史活动过程的解释却是建立在想象逻辑的基础上,脱离了历史语境的活态。对历史的研究还需要一种对持续地发生和发展中的活态过程的关注,即关注文本背后的活动形态和发展演变的动态,更加关注文学行为而不仅仅是固化了的文本。这就是对活的记忆的追寻和重构工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典籍文本所记录的历史片断不同,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遗产,而是通过持续的活动延续至今的活的历史记忆。文学史的研究应当从经典的研究思路中拓展开,关注这种被典籍掩盖了的记忆,通过寻找这种文本外的活动与经典文本的关系而形成新的更加系统生动的历史记忆。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转译模型构建与数字化传播——以朱仙镇木版年画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历史与文明成果的标志。随着国家经济、技术的快速发展,不少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自身的限制和束缚,不可避免地遭到其他文明的冲击,正逐步趋于消亡。在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时代背景下,数字媒介高效、便捷的传播特点,可对文化传承效果带来直接的影响。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朱仙镇木版年画为例,基于文化论引入文化转译的概念和方法,根据文化中物质层、行为层、哲学层三个层次,逐一推演出每个层次与朱仙镇木版年画文化内容的关联性,结合符号学与情感化理论构建文化转译模型,以此为基础深化数字媒介的传播功能,探索数字化创新传播策略。此研究有助于保留朱仙镇木版年画完整的文化结构,并且由浅入深地将其核心文化符号转译进数字媒介中,以一个更适配于现代社会的全新形象重新被大众所认可,以此来提升朱仙镇木版年画在当代的传播效果,对我国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与帮助。     

“徽州文化”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思考

2000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蒲晃一郎代表该组织发起“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项目，决定每两年申报、宣布一次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2000年8月即下发正式文件在全国启动这一“申遗”工作，并决定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试点工程，文化部高官在专门考察了黄山市所在的古徽州之     

身份与认同：非遗纪实影像的“记忆之场”构建

纪实影像既是摹写记忆的载体,也是重塑记忆的场域。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对象的纪实影像作品开拓了国产纪实影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呼唤民族集体记忆的精品化路径。从近年来的创作实践来看,其建构“记忆之场”的方式在于：一方面,以时间维度联通历史记忆与时代语境;另一方面,以空间维度重塑大众在地性的身份认同。非遗纪实影像的“记忆之场”除叙事的表述以外,还含纳象征性意味,是一种符号化的记忆再现过程。在一定程度上,非遗纪实影像本身构成了国族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在影像建构的“记忆之场”中,人们未知或误解的非遗不再是“迷思”一般的存在,而是成为其坚定身份归属、增强文化认同的精神力量。     

“文化财产”与“文化遗产”辨:一种国际法的视角

从国际法的视角来看,"文化财产"一词混淆了现代文化财产与历史文化财产的区别,抹杀了保护对象的历史性和传承性,且含义较窄,通常限于具有商业价值的有形财产;"文化遗产"一词则突出了保护对象的历史性和传承性,避免过分强调物品的商业价值,且含义更丰富,涵盖了不具有高商业价值但又需要法律保护的各种文化表现形式,比"文化财产"更可取。为更好地履行国际义务并传承中华文明,我国现行立法应将保护对象从"文物"扩大到"文化遗产",将有关立法整合为一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并在时机成熟时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法通则》。     

遗忘与记忆:“被遗忘”的翻译家张友松研究——基于社会与文化记忆理论

张友松是马克·吐温作品的翻译大家,却多次被媒体报道为"被遗忘""被埋没"。本文从其"被遗忘"的叙事切入,借助社会与文化记忆理论,结合史料研究及访谈法,探讨其是否"被遗忘",原因何在。研究表明张友松并未被遗忘,原因在于:张氏译著的经典性;压制性遗忘的不可持续性;保存性遗忘的记忆潜伏性;社会关系网的延续性;大众媒体及互联网的记忆效应;记忆的伦理责任要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有关张友松记忆的构建问题:由自传记忆和他者叙事记忆共同建构,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唯我偏颇性,后者因为叙述者自身及社会框架的制约作用,同样具有选择性。这些多样化、多层次、动态的叙事语篇互构出事实的多层性质,复调式的集体记忆构建了张友松的多重身份。     

民族文化记忆和人类文化记忆的融合

红河哈尼梯田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带给我们的首先应该也必须是一种责任,即保护好这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对于这份文化遗产的所作所为,对于多元化的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所以,这里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的并非由此产生出来的经济效益,而是一种文化态度,一种融入人类文化记忆中的民族文化的安全战略。     

记忆的现代性危机与文化记忆的开启

现代性导致的记忆危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现代社会的线性时间结构中断了社会发展的连续性,造成了记忆的断裂;媒介技术的发展产生记忆悖论:在提供丰富多样的记忆手段的同时却加速了遗忘,造就了技术性失忆的状态;现代社会的消费主义使记忆娱乐化,导致了记忆历史意识的隐退。对记忆现代性危机的解答促成了记忆研究的文化学转向,继而开启了文化记忆研究。     

北朝至隋代墓葬文化的演变

北朝至隋代墓葬文化的演变经历了相对完整的分合过程,是研究唐代墓葬文化形成的关键阶段。由于与南朝争夺正统的需要,北魏平城时代墓葬文化先后经历了两种制度模式。北魏平城时代早期建立的北魏制,是从十六国边疆地区寻找曹魏文化因素的遗留,有意回避西晋洛阳地区形成的晋制文化,以自塑优先于南朝的正统渊源。至北魏平城时代中、晚期,北魏的文化实践逐步转向晋制,意在直接针对南朝的正统性展开同质性、排他性的竞争,越来越多的墓葬文化特征向着西晋洛阳墓葬的模式靠拢。北魏晚期的洛阳墓葬文化继承和丰富了晋制路线,汉化更为全面。北魏分裂后,东魏北齐墓葬文化糅合了两种制度模式,西魏北周墓葬文化则对晋制模式进行了个性化改造。隋代统一后,墓葬文化对北周、北齐因素各有取舍,将二者统合为一套新的礼制,初具唐制之雏形。     

文化乡愁:文化记忆的情感维度

文化记忆从社会记忆中提炼而成,既具有社会记忆的普遍特征,也具有作为人类文明生活体验的特殊性。文化记忆的情感维度是一种具有社会群体特征的对于逝去的文化现象"乡愁"式的追怀心理。文化乡愁在文化记忆的找回、认同、储存、沟通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为文化记忆提供重要的情感催化,既是文化记忆的情感引导模式,也是文化记忆的情感沟通方式。文化乡愁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构建文化记忆,唤起文化价值,引领文化思潮。文化乡愁代表了现代化之后本民族的历史性格和文化心态,是文化记忆从生成到发育成熟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记忆的内在灵魂。     

文化:关系向人的生成——兼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规定

从汉语的"文""化"或西方语言的"文化"(culture)出发,文化可以定义为:关系向人的生成。文化主要包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精神三重关系,而如何在当代生成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精神的关系成为当代文化问题的中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性为文化规定,其意义在于所聚集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精神等关系的当下呈现。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保护

如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成为社会时尚话语,对于它的保护已成为社会共识。笔者认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从遗产本身的文化空间入手,不仅保护遗产本身,还应保护其生存与传承的文化空间,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     

作为“地方性知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文化价值探微

近年来,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文化)的命运及其保护等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尤其是人文知识分子及文化专家的热门话题。当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在我国学界还刚刚起步,研究大多集中在如何保护和抢救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本身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从“地方     

文化生态视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我国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面临衰退、萎缩乃至失传的困境.根本原因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遭到破坏。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文化学的视角出发,比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相关理论和我国的现状,由此反思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路径和对策.其关键在于处理好四大关系,即"变"与"不变"的关系、"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保护"与"创新"的关系、"政府主导"与"群众参与"的关系。     

关于文化遗产的属性、价值及保护的文化思索

文化遗产是文化现象,它所标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对环境采取的态度和摆脱野蛮状态走向人化的方式及其结果的总和。因此不应以阶级或政治眼光来看待和处理文化遗产问题,也不应取单一的认知标准。文化遗产的价值即其历史价值,包括认知价值、评价价值、科学价值和生活价值。同时,文化遗产应该是一种正文化事象,而不是负（反）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的意义对某一特定民族（族群）而言就在于保持文化独特性,对整个国家或整个世界来说,就是保持文化多样性,保证健康和谐的文化生态;保护文化遗产还可以从中吸取古老但并不过时的处理现代问题的智慧。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以盐文化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价值,我国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大国之一,需要利用知识产权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人以法律的手段设立合理可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益分享和保护机制。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可知识产权的融合性,它在保护传统、信息本质等方面与知识产权制度存在许多契合之处,对其加强基于现有知识产权制度体系的综合手段保护模式并辅以适当的行政保护手段,便有可能逐步形成合理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保护体系。     

“文化线路”与“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探析

"文化线路"是近年来国际遗产保护领域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遗产保护理念,"文化线路"的提出对世界遗产保护事业有着深远的影响.文章以"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为例,将"文化线路"理念/方法与"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相结合,对"文化线路"构建"丝绸之路"文化遗产保护体系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探索.     

驳达赖集团的“文化灭绝论”——从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

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扶持下,西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很好地体现了我国的文化政策,有力驳斥了达赖集团提出的“文化灭绝论”,为创造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构建和谐社会作出了贡献,在反分裂斗争中发挥了特殊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