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利之辨”新议

“义利之辨”新议孔庆明义利之辨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二千多年。“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程颢）义利之辨涵义深广．但从法的价值论上看就是公平与效率之辨。从这个意义上说，义利之辨是法的价值的永恒的课题，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的重大课题。儒家思想在义利之辨...     

胡安国《春秋传》义利之辨的展开及其影响

义利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论题。胡安国在宋代理学背景下,吸收前儒的义利之辨思想,将义、利作为《春秋》的权衡标准。在《春秋传》中,义利之辨的展开以天理人欲之辨作为理论依据,以公、私作为义、利的现实判断标准,义利之辨在民族文化和治国方式上分别体现为华夷之辨和王霸之辨。《春秋传》的义利之辨对 “春秋学”及后儒义利观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社会政治实践上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义利文化研究

中国传统义利之辨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它的思想体系包括四个基本环节:一是“人非利不生”,二是“制礼义以分之”,三是“见利思义”,四是“计利富民”。中国传统义利文化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取向     

浅析中国古代权利概念的缺失

“义利之辨”是中国古代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关于它的讨论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中国古代文化中“义利之辨”中的“利”并非是指我们现在所讲的权利;中国古代的特殊的社会结构导致权利主体的缺失;和谐的价值追求阻碍了权利观念的萌发;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扼杀了权利观念。     

新时代的义利理欲问题

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义利之辨与理欲之辨的讨论，已经延续了二千多年。在今天，义利关系与理欲关系的问题仍然是在现实生活中起作用的重要问题。儒家正统派重义轻利、宣扬“存理去欲”，都是错误的；但是见利忘义、纵情肆欲更是荒谬的。正确的原则应是“遵义兴利”、“循理节欲”。本文对于义利理欲之辨所含蕴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分析。     

孟子“三辨之学”平议

孟子志在救治功利主义横行的整个战国时代,以“人禽之辨”拔本塞源,以“义利之辨”崇本息末,以“王霸之辨”治乱救弊,旨在开显一种不仅可为当世开太平亦可为万世开太平的修身治世之道。这是平议孟子“三辨之学”,澄清后人误解或创造性诠释,避免厚责古人或厚诬古人的重要线索与研究基础。由此出发,可以清晰判断古今学者有关《孟子》“三辨之学”的代表性观点哪些分别与孟子的“本有之意”“当有之意”与“未有之意”相对应,从而有助于在对孟子尽可能平实了解的基础之上,还原《孟子》义理架构的本来面目。      

"义利之辨"的人学底蕴--在个体认同层面的展开

"义利之辨"本质上是一种人生观之辨,它具有深厚的人学底蕴;在人学意义上,"义利之辨"涉及的是个人与自我、个人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反映的是一个人如何对待"自我"、如何对待"他者"的问题;在个体认同意义上,"义利之辨"所内蕴的"自我伦理"和"他者伦理",形塑一种特定的自我观和社会观,为个体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提供一种道德框架.     

殷代统治阶级原始功利主义思想初探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义利思想史,萌芽于奴隶社会,大成于封建社会,延续至近代社会。朱熹指出:“义利之辨,乃儒者第一义。”固然是正确地揭示了义利学说在儒学中的地位,但我们并不就此可以反过来说,只有在儒学中,义利之辨才得以开始,受到重视。要探讨义利之辨的源头,得从更古老的时代开始。鲁僖公二十年,周大夫富辰对周襄王的一番谏说颇有价值。富辰说:“夫义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义则利不阜,不祥则福不降,不仁则民不至。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故能光有天下。”(《国语·周语中》)这里值得注意的有两个方面:其一,至迟在春秋中期,义利概念及探讨两者之关系的义利学说,亦已出现;其二,如从思想联系的角度看,春秋对的义利思想,已是结果而不是初因了:是“古之明王”义利思想的发挥发展而已。根据“同姓则同德”的原则,这里所谓的“古之明王”应是指西周统治者文武周公;然而,“周因子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从而,对于西周     

从义利之辨到理欲之争——论宋明理学“去欲主义”的产生

先秦儒家并不主张“去欲主义”,宋明理学在主观上对利欲亦有所肯定,在客观上却形成了明显的“去欲主义”倾向,其内在原因值得深入研究。本文从利欲本身是不是恶,义利是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义利之辨的对象是不是泛指的第三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孔孟义利之辨与宋明理欲之争在学理规模上的不同之处,认为宋明理学之所以产生“去欲主义”,是因为在一系列理论环节上背离了孔孟义利之辨的真精神。     

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是政治哲学的重要内容 ,迄今仍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无论是“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还是“功贤于耕织”、“义者宜也”,究其实质 ,都关乎义利之辨。“利”应是指物质生产品 ,“义”是指对物质生产品的合理分配 ,二者本为统一的两个方面。     

司法裁判与情感

指出随着法治化进程的推进,大众法律意识的增强,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司法裁判问题,尤其是媒体积极关注的一些案件往往引起人们的激烈争论,有时这种社会舆论也会对最终中的司法判决产生重要影响,司法裁判已经不是一个简单法官适用法律条文断案的问题,人们的情感因素也添加其中;分析了司法裁判到底是否应该考虑情感因素。     

先秦儒家义利思想及其对现代企业经营的启示

先秦时期是我国社会思想发展的黄金时期,其理论思想成为后世思想的源头基础。儒家重义轻利、义以为上、以义克利的义利思想,影响着之后二千多年的义利之辩。企业作为利益与道德的结合体,如何正确地处理企业经营中的义利关系,成为关乎企业和社会健康平稳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公共性论纲

公私之辨、义利之辨一直是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论题。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价值多元化的当代社会,人们的公共活动领域发生了新的变化,已成为当今社会中增长最快的一个领域,公共性已成为全球化时代的属性和要求,公共性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就公共性问题的产生、基本标志、凸显与困境进行说明,对公共性理念进行历史检视和当代重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知识产权法的利益平衡原则:法理学考察

利益平衡既是一项立法原则,也是一项司法原则,在知识产权法中也同样适用。知识产权法中的利益平衡原则可以从法理学的角度加以认识:它是知识产权法中协调利益冲突的需要,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中平等与正义价值的需要,是知识产权法平等正义价值的应有之义,也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中的公共利益目标的需要,是实现知识产权法之公共利益目标的基础和保障。特别是,知识产权法本身存在着重要的公共利益目标,而其本身作为保障私权的制度,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引入利益平衡原则。     

程序正义之利益观

刑事诉讼利益冲突,必然会付出不愉快的代价。程序正义对于利益冲突之解决,肯定了个体利益之优位价值,成为利益冲突之公认法则。通过比较程序正义之两种不同利益观,揭示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不同利益观之下,程序正义构造之不同。无论何种程序正义利益观,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理性地认识程序正义之利益局限,才能理解无论是追究犯罪,抑或保障人权之裁判,其最终的胜利者,乃是国家之法治。     

论经济法的正义观

正义是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和最高美德,而法律是体现和维护正义的重要工具.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在某种程度上是人们追求正义的结果和手段,作为部门法的经济法也概莫能外.经济法所体现和追求的是一种实质性的正义观,是在与民法形式正义观的比较中而独立存在的,体现了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和对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任何法律的正义价值都应当有其实现机制,经济法的正义价值通过静态的立法确立和动态的执法司法维护得以实现.     

法益概念的重新解读——支持“二元论”的一个理由

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二元论）之间的对立是目前刑法学界最尖锐的学术争论,由此引发的关于违法性的本质究竟是法益侵害还是规范违反的立场之争。＂二元论＂的主张有其合理性,但理由应当是利益与伦理内涵的同质性。这决定了对法益侵害的考察必须放在伦理规范的框架之中才有意义。这就意味着纯粹的结果无价值显然不能合理地揭示违法的实质。只有坚持＂二元论＂的主张才能化解这些矛盾。而且,坚持利益与伦理的同质性,有助于深入对实质违法性的研究。     

习近平公平正义思想论析

习近平公平正义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是中国共产党公平正义思想发展的最新成果。他强调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切实推进依法治国,从制度上保证社会公平正义;加强作风建设,坚持公正执法,从组织上保证社会公平正义;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提升国家治理能力,从技能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倡导合作共赢,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力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体现了鲜明的民本主义价值取向、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和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信访制度价值解析

信访制度的价值是信访立法的根据,也是信访制度实施的需要。新《信访条例》确立的权利保障、秩序维持、效率提高、正义实现等价值,是信访制度的基本价值。新信访制度价值的实现需要诸多制度设置上的保障。然而,由于信访制度设置上的障碍、“清官情结”等方面的原因,信访制度价值的实现遇到了阻碍。只有树立法律的权威、弱化信访制度的纠纷解决功能,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才能促进信访制度价值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