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入冥"题材小说与冥界观念的演变

唐代"入冥"题材的小说发展成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此题材的作品包括"泰山巡游"、"地狱巡游"以及其它形式的"冥界游历",反映了唐代丰富的冥界观念.关注此类作品既有助于深入研习唐代小说,亦有益于探究唐代的宗教与文化现象.唐代"入冥"小说在不同阶段具有相异的特征,基本上与当时的宗教理念和小说发展趋势相合,折射了文化观念与宗教理念的演变与递变.     

唐代"山人"考论

张国刚探讨了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的发展脉络.他认为,作为先秦时期百家中的一家,历经汉代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儒家经典被内化为士大夫风操,士族之家各有家法.唐代以来,士族开始与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随后兴起的理学,则是针对业已下移普及的礼法文化完成了一次理论化重建.牟发松对唐代"山人"作了考论,他认为,唐代"山人"大抵可分为为皇室神圣化、王朝正当化提供宗教论证型,身在山林、心在朝阙、走终南捷径型,参与政治又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型,以服食、医药等致长术之术为主的专业型.不过就"山人"身份的本来意义而言,应该是处山林之远,以在野的身份与朝廷之士相对.杜文玉根据<刘中礼墓志铭>等资料对唐代内诸司使中的牛羊使、武德使、客省使等使职职能作了补充研究,并对威远军的设置与罢废以及威远军使的设置情况作了详尽考述,指出了威远军使与监威远军使的区别.孙继民认为,社会史观与唯物史观是陈寅恪、唐长孺解读<桃花源记>的两个维度,在解读<桃花源记>过程中,陈寅恪是开拓者,并给后来者以启示;而唐长孺则是踵继者,自质疑始,又在质疑中继承,同时蕴涵超越.     

"游民"形象与新历史小说中的革命叙事

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游民"问题颇受关注;但在文学作品中,"游民"形象却长期缺席.在这样的背景下,"游民"形象在新历史小说中的大量出现,就具有一定的思想史意义.新历史小说中的革命叙事凸显出"游民"的暴力行为及其在革命中的破坏性,这意味着作家重新回到了文化批判的立场上.     

"兰亭学"论稿

<兰亭序>虽书写于东晋,而"兰亭学"却产生于唐代.唐太宗推崇<兰亭序>,推崇王羲之,实质是发动一场文艺复兴运动,是在借<兰亭序>推进唐代精神文化的建设.<兰亭序>的真伪之争,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多问题需要重新检视,也透视出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兰亭学"的主题是中国书学."兰亭学"的延展,涉及文学、哲学、民俗学、美学等诸多方面.<兰亭序>作为中国文化的经典之一,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某种文化形态的标志,它不仅是晋代精神生活的一面镜子,而且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侧面.     

唐代的 "凤凰热"

唐代特定的历史环境和人文意识,促成了凤文化的繁荣.唐代凤凰大量而广泛地活跃在人们的思想和生活领域,堪称"凤凰热".其表现形式为:以凤喻人,以凤作装饰,以凤美称事物,以凤喻示婚姻情爱.唐代"凤凰热"充分反映了唐朝的时势和唐人的心态.     

论唐传奇中的"侠"

本文着重探讨唐传奇中"侠"这一人物类型的特色:"异"与"俗",归纳出这一阶段文本中的"侠"的文学魅力与其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所携带的意义,从而体现出这一形象类型的时代进步意义与局限性.     

"土地还授"与唐代"均田制"研究——制度得以成立的实施机制

"土地还授"在唐代"均田制"研究中极为关键,是"均田制"作为一种制度是否成立的"实施机制",其本意是为了保证土地耕种及取得赋税.传世文献中没有提到官员的应受田,<田令>中关于职事官的土地还授只是具文.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记载中.土地还授是根据<田令>的规定来执行的,也只是参考.因此,"均田制"不是唐代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土地还授"只是田令当中的一种文本规定.     

韩国古代汉诗"长安形象"中的中国认识源流蠡论

长安形象因其政治属性与汉文文学特色成为韩国古代汉诗文学中一个具有特殊"文化地位"的文学符号,长安形象在新罗汉诗中的出现,高丽朝和朝鲜朝文学中的接受与再创作过程,映射出经历唐宋狂热崇拜、金元憎恶交流、明代亲善认同、清代憎恶交流等发展阶段,反映了韩国古代文人对中国认识的演变,其中蕴含着国家民族主体间性文化交流、文学语言主体间性意象审美的双重规律.     

中国现当代文艺视野下的"国家形象"建构

自20世纪以来,随着古典中国形象的破灭,中国文学开始了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不断寻找与重建.这种重建既是危机中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理想中国的审美性想象,同时也是中华文化在遭遇西方文明入侵时,被迫选择新的发展道路.从本质上来看,这是中国文化传承与复兴的内在需求,也是中国社会推进实现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形象学视域中的“唐代诗人形象”——以宇文所安的《初唐诗》、《盛唐诗》为中心

文学理论中的形象进入了形象学研究的视域,成为了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新思路。宇文所安通过对唐诗的翻译与阐释,构建了一个独特的唐代文学文化世界,而孕育其中的唐代诗人形象更是富有创造性特质。本文试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角,探究宇文所安文论中所赋予唐代诗人形象的表现形式、生成方式以及形象建构的意义。     

唐代书肆与唐诗的发展

唐代书肆是唐诗传播的重要的渠道之一.书肆的诗文集主要有四种来源:收买诗人的诗卷、雇佣书手抄写诗卷、自由抄诗手炫卖的诗卷、拓印金石铭刻诗文.诗文集的去向主要是士人.书肆为唐诗的即时传播和接受搭建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畅销诗卷对诗人的创作有着积极的鼓励作用,获得诗卷的士人在唐诗的熏陶中受到潜移默化的诗艺影响,这些对唐诗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论唐帝王对唐诗繁荣的贡献

以往学界认为 ,唐诗繁荣的局面是当时经济昌盛、政治稳定、思想环境宽松等特定条件所促成 ,也是诗歌自身传统发展的结果。本文则认为 ,唐帝王的个人作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首先 ,唐代君主亲自作诗引领时风 ;其次 ,敕编典籍滋养诗人 ;最后 ,以诗取士发现诗才。惟其如此 ,唐诗创作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唐代诗词视野中的妇女文化观

妇女题材是唐代作家视野中的重要题材,妇女问题在唐代诗词中得到了详细记述和深刻反映。本文从唐诗创作的主客体视角,考察唐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展示唐代妇女的文化风貌。文章还探讨了《敦煌曲子词》中的“闺阁妇女文化”和“青楼妇女文化”。     

论唐人融诗入小说

在叙事中融入大量的诗歌是唐代小说诗意美最直观、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小说中融入诗歌,一方面使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诗的体式,有了诗的体式之美,另一方面又使小说叙事抒情化、内在特质诗意化,从而造就了唐代小说独具时代特色的抒情特性并对后世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代“司法三司”新论

"三司受事"和"三司推事"是两种不同的司法形式,几乎同时创立于高宗时期.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并非先后出现.三司受事主要是受理上诉表状,它并不直接审判一审案件,唐德宗建中以后逐渐废弃此制."三司推事"是由皇帝临时下诏组成三司,负责审问重要诏狱,审完即予裁撤.推事三司主要由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官员组成,其重要特点有二:第一,皇帝常派宰相等重臣来监领三司,以保证审判的效率和公正性;第二,所审案件一般是先移御史台以后,然后组成三司赴御史台鞫问.     

叙事视角的转换--论"临川四梦"对唐代相关小说的改编

"临川四梦"直接或间接地取材于唐代小说.汤显祖在改编唐人小说之际,对其叙事视角也加以改造.相比之下,唐代相关小说<霍小玉传>、<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离魂记>显示了丰富多样的视角操作艺术,并以多视角叙事为主,汤显祖则根据戏剧舞台演出的需要,在叙事视角上通过五种手段将叙述者隐身于戏剧人物之中,使戏剧中的许多人物具有了显在的叙事功能,这种替身的叙事在本质上是一种全知叙事,由此可以窥见汤显祖戏剧叙事艺术之一斑.     

初唐——盛唐边塞诗的摇篮

本文论述初唐边塞诗向盛唐边塞诗发展的演进过程:在初唐前期,宫体诗盛行,边塞诗寥若晨星,到初唐中期出现的反对宫体诗的革命,及至初唐后期陈子昂以“复古”为旗帜,掀起第二次诗坛革命,预示了盛唐边塞诗的到来。     

唐人选唐诗第一人孙季良生平事迹考

孙季良,盛唐时期河南洛阳偃师人。他是名儒尹知章的门生,又与著名诗人张说、贺知章等人同列“开元十八学士”。孙季良的传世诗文作品极少,在整个唐代文学史上湮没无闻,但在唐诗选本史上作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他编选的《正声集》是第一个唐人选唐诗的诗歌选本,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他还擅长书法,并且参与了唐代大型官修类书《唐六典》和《初学记》的修撰。     

《高唐赋》中高唐山的现实原型及山名由来——兼论《庄子》中"唐"字的楚语特征

<高唐赋>所展示的高唐山是簸箕形,它的现实原型是客观存在的蒲矶山.蒲矶山是簸箕山的别称和俗读,是由山形如簸箕而来,与高唐山的总体样态相一致.簸箕山与云梦泽隔江相对,因此,<高唐赋>中的顷襄王对高唐观远处相望,而没有涉江登临.宋玉对高唐山所作的多方面描写.均取象于蒲矶山一带的自然景观,二者可以相互印证.高唐山名称的生成,很大程度上来自它的簸箕形.楚语把周边凸起中间凹空的器物或地形称为"唐","唐"的原始内涵兼有高和空两种意义,并且和楚语存在密切关联.<庄子>书中的"唐"字均取其冲虚空无之义,在相关篇目能够一以贯之,带有楚语的特征.     

论唐朝的民族观念

本文认为 ,唐朝的民族观念处在变动之中。从前期的华夷一家到后期的华夷有别 ,表明唐朝处置民族问题随着形势的变迁而作出不同的回应。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唐人将民族问题置于政治问题之内 ,是政治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唐中央与周边民族势力的关系而论 ,中央集权地位的强盛与衰弱 ,直接导致民族观念的相应变动。这是理解唐朝民族观念的基本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