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诗的语言与文体问题再认识

胡适认为现代新诗的语言是白话,古诗中"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诗就是"白话诗".这不仅混淆了诗歌艺术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的界限,也混淆了古代优秀诗歌和普通白话诗的差别.在胡适的影响下,新诗以未经艺术加工的白话语言走向了"非诗"的道路.鉴于诗歌文体对于审美语言的形成具有一定的规范和引导作用,新诗一直试图摆脱自由文体,建立文体规范.在新的成熟文体出现之前,新诗应该以必要的"诗体意识"对诗歌创作进行内在的规范和引导.     

诗化叙事与人生救赎——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审美现代性

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传统中一直有一个"呼唤现代文明"式的历史主题,而在对现代小说的研究中也相应地存在一个中心价值——文学对历史进步主题的呼应。这一表现与评价模式同样规范着现代小说的体式。现代作家的诗化叙事正是逸出这种规范后的小说实践,其中也正蕴含着小说文体解放和生命自由的可能。"诗化小说"接续的更多的是王国维曾经实践过的现代性理路,既强调小说的审美特性,又不忘与人生"救赎"关联;而这种小说的拯救功能与强调"小说救世"的社会历史意义的不同在于,诗化小说参与中国现代性建构时不再需要经由"小说救世论"的认定方可获得自身的价值依据。诗化叙事有效地克服了心灵单一化、粗俗化所带来的叙事局限,在文体形式和文化理念上使小说叙事获得了双重解脱。     

反思与重建--论百年新诗文体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重构的可能

20世纪新诗虽然已经具有百年的历史,但其文体建设还远未成熟.这不但是新诗在确立其文体标准的时候难以进行归纳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新诗在古典传统面前感到尴尬的原因.因此,通过总体梳理百年新诗文体建设的过程,找寻百年新诗文体尚未进入成熟或曰文体幼稚的原因,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和新诗现有的形势,在沟通传统与现代、中西文化的基础上,提出"内在的结构"和"多元化的整饬"等两方面重要的原则,其目的就是通过"反思与重建"的方式,为新诗能够更好地发展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依据.     

现代时间与新诗

现代时间及其所引致的现代价值观念的融入是新诗现代性认识的重要纬度,它是新诗从思潮到语言表述发展演变的内在根本动力,并在很大程度上,是新诗在面对域外诗歌和传统汉语诗歌的厚重传统压力下获得自我认知的重要尺度。但同时,以“新”为价值取向的现代价值观念也给新诗带来了空前的窘境,限制了新诗从审美规范到语言表达的积累。     

浅议新诗百年发展过程中的文体建设——以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为例

从早期白话诗至今,中国新诗的探索进入了新的时代.回顾百年新诗的发展轨迹,起伏与转折常令人始料不及;从文化的角度考察新诗的百年探索,充分认识和分析不同诗歌文体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就要重新审视和把握这其间发生的、容易被忽略的重要的文化现象.政治抒情诗对新诗发展的贡献在于建立一种相对规范的文体,并且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能够进行持续的创作,这种文化现象对于诗歌的发展影响深远.在新诗百年探索的大背景下,考察作为政治抒情诗的代表性人物贺敬之及其艺术情怀,认识政治抒情诗的成就和历史价值是十分重要的.     

"大众化"与"经典化"--"红色经典"论之五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在确认这种经典化文学遗产价值存在的合理性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话语概念就是“大众化文体”。本文先将“大众化”作为一种“现代性”思想文化现象进行检视,继而从“大众化文体”与革命意识形态、“大众化文体”的“一体两面”的审美言说方式这两个论述层面,解析了“大众化文体”在“红色经典”中的审美构成功能和创作思维机制,并阐释了“红色经典”是如何通过“大众化文体”解读世界、建构意义。     

在救赎与守望中寻找丰碑--论转型期历史小说的现代性及其走向

本文从主体精神、审美表现、文体特征三个方面入手,寻绎了新时期以来传统历史小说的现代性运演.文章分为三个部分主体的政治激情与人格信仰投射、文的解放及其现代性历程,以及文体意义上"史诗意识"的承继与淡化.     

就雅与从俗的冲突与和谐——中国新诗现代性的思考之一

在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就雅”与“从俗”这一对矛盾。这既导致了诗歌大众化或者纯粹化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也造成了新诗在文体形式建构上的艰难。本文不在于简单地判定“雅”与“俗”之间究竞孰是孰非,而在于强调二者从冲突与走向和谐,从矛盾达至融合、共赏。     

新诗之“新”的反思

五四以来，在破旧立新的时代精神和现代观念的影响下，新诗形成了一种“求新”与反传统的价值导向。这种传统在新诗发展初期为其自立与进步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而在新诗的嬗变中其扮演的角色却变得逐渐复杂起来，有时反而成为影响新诗正常发展的消极因素。盲目地求新使得新诗在发展过程中忽视了对于诗美的建构；“现代性”并不完全等同于“新”,还应该包含对于古典传统“再发现”与建构自身美学范式的向度。新诗的发展目标，究其根本而言应该是诗的、美的，而不仅仅是新的、趋时的。     

《论诗》与郭沫若新诗理论的建构

郭沫若的《论诗》是新诗理论的重要文献,对认识新诗文体建构时期的理论观念具有重要意义,是郭沫若从诗的觉醒到作诗,从作诗再到论诗的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的集中体现。《论诗》首先涉及到新诗创作中新诗人的诞生的问题,认为诗人应当是那种天才式的人物,诗人能够成为真正的"人"才能有作诗的资格。郭沫若从诗人的精神世界的探求中寻找新诗文体的韵律,将诗人的心境与新诗文体联系起来,从诗人的情感与心理世界的变化中探寻新诗韵律,从宇宙万物的自然现象中寻找诗的韵律,并最后完成新诗哲学的美学建构。     

新诗的现代品格

“现代性”是个内涵复杂的西方概念,它首先是一种时间观念,其次成为一个价值观念。表现在文学上,就是文学品格上的现代性,即审美现代性,可以称为“现代品格”。中国新诗运动初期,主张同旧诗划清界限,体现了时间观念上的现代性标准。到20年代中期后,诗人们开始注意新诗的现代品格问题。新诗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时期是30年代前中期、4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新诗的现代品格是个混合体,大体概括就是现代情绪(涉及新诗的内质)、现代思维(涉及新诗的技巧)和现代语言(涉及表达的工具)。     

切入现场的思想言说——论程光炜的新诗研究

程光炜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他在新诗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建构起以时间为经、以重点群体与现象为纬的"现代性"述史模式;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深入诗歌实际,做深刻的思想阐发;坚持本体立场,形成了带有诗性的研究风格.他的新诗研究在思想和方法上为后来者提供了无限的启迪.     

现代性的话语限度与文学史的人文回归

现代性话语理论成为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种尺度,也给文学史起到学科建构、系统梳理等积极作用。但现代性自身的异质性、模糊性和单一性面对更为复杂多样的文学史进程显出理论的僵化和文学自身话语的失落;另一方面,现代性自身与文学性、人文性和审美现代性之间的张力关系也使文学史的价值取向产生游移。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坚持历史价值的"谱系性"原则、美学的体验原则和对人文、人性的关注成为文学史基本的价值立场,同时也能够促使文学史在学科互涉、文化研究、消解意义的后现代保持审美立场和人文回归。依托"无定法的历史规约"、"独到的审美体验"和"丰富的情感"等原则,人文性质的文学史书写得以可能。     

客观的偏至——从另一角度看现时代新诗研究的特点

自新诗陷入危机后,现时代的新诗研究似乎特别强调历史的、客观的态度,希望借此可以扭转新诗的不利处境。现时代新诗研究从微观的视角,即不再像以往那样从宏观角度探索新诗本质、发展规律,而是特别注重研究新诗的局部或典型的新诗现象,从微观的视角切入并呈现新诗内部的复杂性、多层次性。告别宏观研究的另一体现,则是现时代新诗研究不囿于既有的学术研究范式,灵活、自由地穿梭于新诗的历史与现状,从不同角度重新思考典型的新诗问题。现时代新诗研究向宏大诗学体系告别,在重新思考新诗的发生以及新诗典型现象的过程中,也在建构自己的诗学观念,所不同的是,他们的诗学主张建构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现时代新诗研究运用反二元对立的思维重新审视新诗典型现象,通过回溯新诗的发生以及发展过程,在史料的梳理与辨析中澄清新诗的历史的、艺术的传统。虽然没有正面回答"新诗是不是诗"、"新诗的标准是什么"等本质问题,但在探寻新诗的别样发生、语言特性与发展过程中,揭示了新诗存在的价值和发展前景。新诗将在危机中迎来新的生机。     

现代化诗学的发生与限度

现代化先后经历欧化和西化的修正,由工业、经济渗透到文化和文学领域,承载了中国文艺复兴的想象.新诗现代化属于理想主义范畴的现代性话语,与民族国家的现代进程与文化身份建构密切相关,当它启蒙具体化为复杂形式的创造与接受,现代化诗学也就建立起面向未来的合法性基础.新诗通过解构音韵、格律、抒情等规范突破传统诗歌知识谱系,但在学习西方技巧与经验时面临文化本位迷失困境时,传统资源又经常被当成补救的武器而启用,这一点构成了"现代化诗学"的边界与限度.     

京派对诗歌格律形式的探索与建构

京派是较为典型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在人生态度和审美取向上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继新月派之后,京派致力于诗歌格律形式问题的探索与建构。通过对中外诗歌的考察,京派充分肯定了格律形式的价值与作用,并在创作实践中进行积极尝试,对新诗形式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节奏：新诗的形式之美——《节奏与中国现代诗歌》评议

节奏是中国新诗诗体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质性诗学元素。王雪松教授的专著《节奏与中国现代诗歌》经由概念论、历史论和比较论三条路径全面考察了中国现代诗歌节奏原理机制、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该论著在概念上扩大了新诗节奏的外延并适当调整了节奏理论系统的内部结构,使之适应多变的新诗文本现象;从语言本质、传播接受和传统影响三个方面描述了新诗节奏形态与功能的现代性特征;通过新诗史上几种代表性节奏观的梳理,打开了新诗发展不同阶段的节奏美学空间。王雪松的研究尝试建构一个新诗节奏理论体系和阐释平台,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是近年来新诗本体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     

后形而上学现代性视域中的中国发展模式建构

中国发展模式建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当今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双重境遇使得阐释中国发展模式必然面对这样一种情势: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共同在中国出场.中国在寻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主要形成了关于现代的四种典型话语格局.现代性自身是不断进化的,后现代性帮助现代性完成了自己的改写或重写,即现代性变成了"后现代性之后的现代性".由此引发的实践智慧将直接启示一种发展模式的理论建构.击中现代性本身并对其前提进行哲学与资本的双重批判,这对于后形而上学时代中国发展模式的建构具有重要启示.     

"理性"与现代性的价值依托

在梁漱溟的哲学中,"理性"是一个"重要而费解"的观念.他早期用直觉论、后来用"理性"论来解释儒家的伦理思想.这个转折不仅是词语的转换,也是意义的转换,即他主张是"理性"而不是直觉更适宜于担当中国现代性的价值依托.梁漱溟在此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韦伯式的思想现代性的发展需要有价值的依托.借助于韦伯的思想,我们认识到梁漱溟的直觉论和"理性"论之于现代性的不同意义.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用直觉论来批判西方的现代性观念,那么在30年代以后他的"理性"论在为建构中国的现代性而努力.     

解构语境中的建构性话语——兼论19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理论的逻辑建构

检视1990年代以来本土文学批评理论中的建构性话语,能给我们提供建构的资源和创新的原则、方向.19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理论主要以"文学性"为建构的逻辑起点,在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形式审美与人文意蕴的关系;二是文学批评理论建构中的民族性问题;三是审美中的超越性问题.这些建构话语丰富了文学本质的内涵.同时,这些建构中又存在语境化、价值与价值生成机制之间的倒置及忽视批评对象等不足.本文在检视这些建构性话语的基础上提出文学批评理论的重建要回到文本,在对象认知与价值评判、客体意蕴与主体感受、现实语境与历史视野之间进行视域融合,生成新的价值与体验,同时这种融合是动态的不可最后完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