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表现"与文学的"表现"--中国古代文学思想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中,由于从事文学创作活动本身也是古代文人"以自表见"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一文人存在价值的"自我表现"意识就与具有"表现论"色彩的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不可避免地取得联系.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学、文论的文化精神和民族品格,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探视点.     

"以文会友"交往传统的诗学美学阐释

"以文会友"是中国古代文人交往的基本形式,是文人高雅雍容、文质彬彬的品格风度的体现.它根源于传统礼乐文化,从礼制发展到礼俗,蕴藏着歌诗为礼、缘情放言、"群"而可"兴"的诗学美学内涵,并促进了古代诗歌形态的发展和诗歌创作的繁荣,在中国古代诗学美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略论道家美学本体论——"道"论的审美生成

"道"是中国古代文化中十分重要的概念.先秦道家论"道",主观上并非为了论文谈美,客观上却具有十分深刻的美学意义.老子从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中概括和总结出他的道论思想,他所提出的一些基本范畴和理论命题内孕育了许多文艺观点和审美问题.庄子道论主要着眼于主体修养,从心理、生理学角度作了深刻的阐述,把理想的审美境界和体道的境界联系起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论道,为哲学范畴中的"道"本体论转向美学范畴中的"道"本体论提供了可能,滥觞为"道"为本体的道家美学.     

"东亚古代汉文学史"简介

2019年,以南京大学文学院卞东波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亚古代汉文学史"(19ZDA260)获得立项.该项目旨在从东亚汉文化圈的视角发出,对前现代时期的东亚古代汉文学史进行重新书写. 一、本课题的学术价值 前现代时期的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琉球诸国同属东亚汉文化圈,共享汉字、儒学、佛教、律令制等共同的文化平台.在东亚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古代东亚文人用汉字创作出了海量的汉诗、汉文、汉文辞赋、词曲、传记、纪行、小说等文学作品,这就是"东亚古代汉文学".东亚古代汉文学不但载体是汉字,而且诗文中使用的语汇、意象、修辞都来自于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古代的经典作家对东亚汉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东亚古代汉文学亦有其自身的独特面目,对中国古典文学并非单纯的拟效,亦有很多新变的元素.东亚古代汉文学是中国古典文学在东亚汉文化圈的延续与拓展,其与中国古典文学之间自然有着源流关系,但又保持着自身的独特性和异质性.东亚古代汉文学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的学术增长点.     

关公崇拜与"神道设教"

"神道设教"是我国古代统治者采用的一种思想统制方式,侧重于利用鬼神之道对民众进行教化.由于关公"义勇威武"为主的神格特征,关公崇拜先天具备伦理教化的功能,故而得到了历代封建统治者与文人士大夫的极力倡导,以至风行了千余年之久.可以说,"神道设教"的思想信条是古代关公崇拜盛行的根本原因之一.     

韩国古代汉诗"长安形象"中的中国认识源流蠡论

长安形象因其政治属性与汉文文学特色成为韩国古代汉诗文学中一个具有特殊"文化地位"的文学符号,长安形象在新罗汉诗中的出现,高丽朝和朝鲜朝文学中的接受与再创作过程,映射出经历唐宋狂热崇拜、金元憎恶交流、明代亲善认同、清代憎恶交流等发展阶段,反映了韩国古代文人对中国认识的演变,其中蕴含着国家民族主体间性文化交流、文学语言主体间性意象审美的双重规律.     

"体知"探源——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个案考量

立足于中国古代身体观,"体知"所涵括的"身体能够知道"的义项与西方认知理论中"具身化认知"的新进展相一致,但不同于西方认知科学中向经验的彻底回归以及仅仅将身体看作认知的基础,"体知"也是在高层次上对事物复杂性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体知"之"知"在于"身体自然知-‘道'",则"体知"不是一个纯粹认识论的范畴,"体知"之"体"的动、名词区分,显示了作为隐暗维度的"气",这一"存有的连续"的一体之本然是"‘体知'何以可能"的本体论基础,同时,在此框架下,"身体自然知-‘道'"也体现出修身哲学中"不待修饰把捉"这一实践工夫的独特的理论内涵.因此,作为一个"新"词,"体知"能自然地相承于古代话语,又顺畅地契入于当代生活,可视之为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一个典范.     

徘徊于"文"、"道"之间的桐城派

桐城派文士在"文"、"道"之间小心翼翼地寻求着平衡,他们一方面以文章家自居,将"文章之学"视为终身追求的目标,一方面又紧紧依附于程朱理学,他们所持的"文以载道"的文学创作论几乎使古文沦为护道卫道的工具.但他们中的部分人士,尤其是晚清桐城派中的部分人士甘以文士自居的坦然态度,将"义理"与"文章"相剥离的思想倾向,使传统文学向着独立发展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古代审美的休闲文化与人性的生态建构

休闲是中国古代文人理想的生存状态,诗词创作是古代文人理想的审美体验方式.休闲之为理想在于进入了人类的自在生命领域,创作之为审美理想在于进入了生命的自由体验状态.两者有着共同的心理前提与审美指向.休闲带给人自由体验,审美是体闲的最高层次和最主要方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诗词创作成为古人理想的审美实践,"闲"也作为重要的审美元素拓展了诗词的审美空间.因此,我们在"哀怨起骚人"、"愤怒出诗人"之外,更应关注古代休闲文化对文学,尤其是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关注审美的休闲文化对人性生态建构的意义.     

论韦庄词与"以诗为词"的源头

"以诗为词"是我国古代词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在我国古代文人词的诗化进程中,诗化倾向表现得最早,而又对后世文人以诗为词的诗化进程影响巨大者,当是晚唐词人韦庄.在我国古代文人以诗为词的诗化变革的历史源头上,韦庄无疑是一位最早而又影响较大的重要作家.     

从"以文为诗"到"以诗为画"——北宋士人画体的形成

中国古代与院体画(或称作家画)相对的文人画或士人画体形成于北宋.北宋以苏轼为首的文人在创造了"文章之余事"的"以文为诗"的宋诗体;同时也以书画为诗余,创造了以诗为画的"墨戏"一体.以苏轼为领袖的文人画群体超功利的艺术观念与创造活动,使"墨戏"形成北宋的士人画一体.     

从潘岳的哀挽之作看其"文人无行"

"文人无行"是中国古代文论中较具特色的一个命题,它反映的是文人对操守品德的重视.西晋文人潘岳因拜尘贾氏、依附豪门成为"文人无行"的代表,但后人对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及他与贾门的特殊关系却多有忽略.透视其哀挽作品中的应酬文字,可以洞察其内心情感和微妙复杂的心理活动,从而发现其"无行"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禅境"与音乐表现

禅宗的"明心见性,顿悟成佛",强调个体的"心"对外物的决定作用,开启了历代文人士大夫的个性天地,促进了艺术创作自我意识的觉醒;它主张直觉式的"顿悟",在现实生活的感性经验中直接实现超越和升华,沟通了中国古代艺术家"妙悟"的思维模式;禅境的冷寂空灵、高远清幽、"物我两忘"的审美观照与"即心即佛"的从内心世界中寻求佛性,创构了中国古代美学的至高境界.辩证法取两面,而禅非对称,放下"利"的一面,只取"寂"的一面,并非顾此失彼,让"利"稍停,用"寂"来提升自我,使生命终于可以润泽灵动起来而意趣盎然.文章取音乐人类学的视角,将禅境的美学特征提到创生中国传统音乐艺术的母体地位予以文化解读.     

"文以载道"理论的语义溯源及当代意义

"文以载道"既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又是现代文论视野中饱受批评的一种文学观念.从对"文"这一语词进行语义溯源的角度重新梳理"文"的内涵以及"文"对"道"的关系,可见由于"文"这一语词对"规范性"与"审美性"的双重要求,"文以载道"这个命题既有对艺术的追求又有内容上的框范,该命题呈现出其他命题所没有的自我调适性.在全球化视野下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一命题不仅不应该被摒弃,反而应融汇符合当下文化精神的"道"的内涵,使之成为保持民族特色、指导文学创作的重要文学观念.     

"原人",是否传统文论的核心精神?(专题讨论)主持人语

[主持人语]从20世纪90年代起,笔者在探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过程中,深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原,从而拈出了"原人"两字来概括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基本品格和核心精神,出版了<原人论>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一般认为唯有"道"字才可称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最具统摄意义.在文学批评史方面,"原道"思想早在荀子、扬雄的著作中已经略见端倪,后经<文心雕龙>开宗明义第一篇<原道>加以阐发和强调之后,历代文论家大都将此奉为圭臬,影响了文坛千余年.然而,"道"究竟是什么?历来众说纷纭,"各道其所道".因此,关于文学本原的问题并没有加以集中和解决.笔者在<原人论>中指出,各家之道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都离不开"人",可谓条条"道"路最终都通向了"人".中国文论中的"原道",归根到底就是"原人",它体现在心化、生命化、实用化三个层面上.     

文人画的美学意境探微

文人画是古代社会中文人、士大夫的绘画,是在中国绘画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演变而来的.它以文人特有的精神情趣体现着中国画的美学境界,对后世影响深远.文人画的美学意境是在儒、道、玄、禅多重思想合流的共同作用下而逐渐形成的,具有物我相融、清静空远、荒寒洒落、重"神"用"韵"的美学特征.这些对于当代绘画的发展和境界提升都有着重要启示.     

文化线路视野下明清云贵走廊"路诗"研究

贵州古代文学史研究,从现有的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以贵州为单位的省域文学研究;以黔中、黔北、黔西北等为单位的地域文学研究;以著名文化世家为中心的家族文学研究;以族属为单位的族别文学研究;以知名文士为中心的作家个案文学研究,等.文士过境云贵走廊创作的文学作品,往往被人为割裂划入该作家所属省份、地域、家族、民族、流派等范畴的文学史,从文化线路层面论述道路文学的研究成果鲜见.从文化线路视野去探究云贵走廊道路文学遗产,特别是道路诗歌的作者类型、路景、内容及特点,提供有别于贵州地域文学史或文化史研究的"路域"文学研究新路径,践行陈寅恪"以诗文证史"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学术创新价值与意义.     

论十八世纪中朝文人交游的原因

18世纪,中朝文人交流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朝鲜使团频繁出使清朝,为中朝文人的接触与交流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客观基础。18世纪初期的朝鲜朝文士多是希望见到对明朝怀有深厚感情的清朝士人;此外,朝鲜文士积极接触清朝文人:一方面缘于希望实现贤者嘉会、倾心剧谈的夙愿;另一方面意欲加强双方的文化了解,实现显扬声名的愿望。而一些清朝文人或因赏识、钦佩朝鲜文士的才学,或为了商业目的,或为了看朝鲜朝使者的衣冠及期望得到朝鲜的特产,也主动结交朝鲜文士。     

论"道"与中国文化自然观的逻辑起点

道既是从自然中来,又体现为自然本身.可以说,道就是自然,自然就是道.道和自然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因为道是中国文化的最核心范畴和命脉所在,而道又等同于自然,这样,从内在逻辑上,"自然"就顺理成章地过渡为中国文化的最根本的特色和最基本的构成.所以,从自然观入手研究中国文化就等于直指关键和要害,就可以抓住中国文化的命脉所在.从这个逻辑认识的背景下,我们不仅可以说道是中国文化自然观的逻辑起点,而且,甚至可以说道还是全部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起点.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中的“传奇体”

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发生,与古代传奇文体有着密切的关联.现代作家不仅从本事的角度仿作传奇故事,创作了仿传奇的历史小说,而且也从形体的角度拟作历史传奇,写作了拟传奇的历史小说.前者在情感故事中重塑了女性的形象,对女性进行了新的发现,后者则从文人传奇中接续了中国文人的传统,并展示了其现代性的特征.二者作为现代历史小说的传奇体,以"再续传奇"的方式参与到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发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