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东亚对周作人的评价——以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为例

周作人从1920—40年代与韩国文人和知识阶层有过持续的接触和交流,堪称中国文人中最关心韩国文化的一位。他学习韩国语,还高度评价韩国的艺术价值,支持韩国的独立,积极肯定韩国的文化认同。当时韩国人也和周作人这位中国新文学主要作家频繁进行交流,关注他的文学活动及思想观念,并把他介绍给韩国,有时予以评论。最值得瞩目的是1920、30年代在北京留学的丁来东(1903—1985)发表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1934年9、10月)。这篇文章系统、全面地对周作人进行了评论和介绍。丁来东对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以前的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及思想立场集中进行了探讨,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由于丁来东的文章出现,从那以后韩国读者们对作为中国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周作人有了多方面的了解。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是和中国、日本的周作人研究同时进行的。丁来东于1934年5月结束了北京留学生活最终回国,他可能已经了解到从那年4月初开始展开的对周作人《五十自寿诗》的争论。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文艺论,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丁来东与周作人在意识形态上达成一致,产生了共鸣,而且当时韩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没落的现实等各种变化因素重叠在一起,使丁来东对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和思想态度更加关注。结果是丁来东通读了周作人的许多作品和著作之后,发表了《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这篇文章包含了对周作人的人生文学观、言志文学观、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特点及成果、周作人丰富的阅读修养、以内容与思想为中心的白话文学论、批判国民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立场、周作人对小品文这一成为现代文学顶峰的文学体裁的提倡、对民间文艺的重视以及具有包容性的文艺批评态度等大量内容,这在当时来说可谓是相当系统全面的评论。苏雪林的《周作人先生研究》是1934年12月发表的,增田涉的《周作人论》是1935年9月发表的,而丁来东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是在早于他们的1934年9、10月间就已经发表了,这一点也有必要予以关注。虽然丁来东对周作人的评论不是长期持续进行的,但却是在较早时期进行,而且在韩国又是首次系统全面地评论了周作人,因此这在东亚的周作人研究史上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     

论周作人的故乡情缘

周作人一生充满矛盾,于故乡矛盾的态度即其一例.该文从知识分子精神追求存在永相矛盾的两面,即回归自我、实现精神自由无拘的向往与投身社会、参与现实变革的渴望这一理论观点出发,认为周作人笔下的故乡其实存在着两个具有不同思想内涵与不同审美结构的故乡,即梦幻故乡与现实故乡.它们分别反映着周作人作为知识分子精神追求的一个方面.由此深入分析,该文的结论是周作人于故乡的态度并无矛盾.这一观点也有助于我们去认识周作人身上的其他矛盾.     

周作人的现代散文源流观

文章梳理了周作人的中国现代散文源流观 ,肯定了他将西方个性主义、人本主义思潮本土化的散文源流阐释是中国现代散文理论成熟的标志之一。     

黄裳散文与“苦茶庵法脉 ”

黄裳对研究者将其创作归入"周作人传统"很不认同,但作为学者型的散文作家,他的很多作品在写作上正是延续了周作人散文的"苦茶庵法脉",其对创作的自我表述也和周作人如出一辙。而黄裳之所以否认自己与周作人的联系,一方面因为其创作并非全部属于"周作人传统"或"苦茶庵法脉"这一范围,另一方面也因为感情上对周作人的拒斥。     

《小河》：“五四战士”的忧郁

《小河》时期的周作人是当之无愧的五四战士,处处流露着他的“少年精神”,但《小河》蕴藏着他内心深处的一种隐隐的忧郁,体现着启蒙者的困惑,也昭示了思想启蒙者必然面临的“两难”境地。《小河》之后不久,经过痛苦的思考,周作人开始高举个性解放与自由的旗帜,开辟了自己的园地。     

“歉收”的思维

父亲到小菜畦转悠了一会，回来说菜上虫很多，再不浇药水，小菜就要被虫吃光了，让我去买两盒“敌杀死”。我以为听错了：“就巴掌大一块地，能有多少虫，要两盒药水?”父亲瞪了我一眼：“你懂个啥!春季虫多，你光灭自家菜地里的虫，不灭旁边人家的几块菜畦，前灭后进，哪年长出个菜来?”     

周作人与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

对古文学的调查与整理阑入了中国现代散文建设的规划和设计,其动因源自周作人早年留学所处的革命环境,及“五四”时期形成的人道主义文学观。新生运动影响了尚处于被引领和启蒙状态中的周作人,并充分体现在后来他所厘定的言志派谱系中。对韩愈、试贴诗、八股文和桐城派的批判是周作人建构现代散文诗学的重要一环。战时的周作人提出两大改革与三盏灯火,源于对道学派的反驳。周作人介入个人日常生活现代性体验,道德、智识、个性、趣味等是具体表现。周作人从思想到艺术的一系列实践丰富了中国现代散文生态,包括美文、近代散文、杂文等散文理论的倡导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甚至培育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化散文和大散文,产生了当代反响。     

“香炉论”和“作家论”之区别——周作人与郁达夫散文观一评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导言因都是名家所作而在文学史上有着相当3的分量,特31是分别由周作人和郁达夫执笔的散文部分的两集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散文观,比较二者之异同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从两篇导言的特别的两个部分“香炉论”和“作家论”入手,来对比两人在此时期散文观上的异同。     

人生:“文学是人学”命题不可或缺的维度和要涵——以“人生主义”的两岸演绎为证

新时期以来,"文学是人学"命题广获接受,文学表现人性及其与现实社会、时代政治无关的纯艺术观点盛行。然而梳理相关理论概念的建构论争史,可知此类观点与长期形成的文坛基本共识——文学通过人生描写以表现人性——颇有距离。周作人基于人类进化观点建立了融合兽性和神性的人性观,以"人间本位主义"、记录研究"人生诸问题"等表述,强调文学的社会性,并将传统的"人生主义"视为中国文学发展的"木本水源"。夏济安、夏志清兄弟将周氏"人的文学"理念传衍到台湾,提倡从新旧过渡时期的道德演变中展现复杂人性,主张以捕捉描写"人间的冲突悲苦"作为衡文准则,明确反对以审美形式、艺术性等作为评价标准。梁实秋的人性论具有两个版本:在台湾影响正面的"人生三境界"说与周作人相似,将人性定位于兽性与神性之间;早年与左翼作家争论而抛出抽象人性论,则暴露了梁实秋畏惧工农运动的阶级立场和悖离时代语境的思想弱点。相似一幕也曾在台湾文坛重演。上述过程丰富了中国新文学的经验宝库,其启示包括:"文学是人学"仅强调"人性"是不够的,须将"人生"描写作为其最主要的内涵和不可或缺的维度,如此才能趋近文学的本质规律,也切近20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精神。     

周作人时事散文论

周作人时事散文创作几乎涵盖了辛亥革命至抗战之前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留下了作者对中国现代历史近距离的观察与思考。在创作上,周作人大胆探索,其时事散文包含了杂文、随笔、书信、序、跋等多种形式,在风格上,含蓄、隐晦,但富有反语、嘲讽,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故乡是歌

出门在外的人是失根的兰花，是逐浪的浮萍，是飞舞的秋蓬，是因风四起的蒲公英。而我，正是兰花中的一棵，浮萍中的一朵，秋蓬的一丛，蒲公英的一蕊。[第一段]     

论周作人散文的风格

平缓、平正、平实、平易、平质是周作人散文的内涵意蕴、文学追求、审美情趣、文风语言、秉性资质的集中体现。     

论周作人晚年的鲁迅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晚年的周作人继续写有大量的散文作品.周作人的这些晚期散文对于鲁迅研究具有特殊且重要的意义.作为鲁迅早年生活最熟悉的亲历者,周作人晚年不仅为鲁迅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还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极具个性的独特视角和独特观点,这些都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论周作人闲适散文的思想品质和艺术特色

周作人的闲适散文为中国现代散文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散文家,周作人的闲适散文有一个突出成就为同时代作家所不及,那就是思想性突出。若忽视思想性,必将导致周作人阅读和接受的庸俗化,但片面强调思想性而淡化他的艺术性,也将使我们不能正确地评价其在现代散文史上的贡献。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充分研究其思想的前提下,把握这种闲适散文的独特品格,这是我们今天阅读周作人散文时所特别要注意的。     

别忘了喊声“邻居”

每天早上,唧唧喳喳的鸟叫把你唤醒,没有汽车的噪音或是工厂的轰鸣,楼下是浓浓的绿荫,晨练的人们都绽开笑容,你相信这是在城市里吗?也许你会说城里有那么好的地方,那么幽静?不错,知道它的人都叫它城市“鸟天堂”。这是一个20世纪80年代建设的老居民区,六层的楼房一幢幢整齐地排列着,居民区中心是一个池塘,夏天有荷花,蜻蜓在其中轻舞,冬天水冻起来,可以在上面溜冰。池塘边是长廊,是夏天人们休闲纳凉的好去处。要说起这个小区的特别之处,那便是居民区里的树了。夏天的时候,一进小区,刹时凉风阵阵花香宜人。小区的人们爱植物,在可以利用的土地上…     

周作人散文新论--兼与鲁迅散文比较

将周作人从"文学革命"到"抗战前夕"散文发展的三个阶段,与同时期鲁迅的散文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从人品的高低和从时代的需要来看,周作人的散文固无法与鲁迅的相提并论;但如果仅就文学作品的本身而言,那么,应该承认,周氏兄弟确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两大派别的代表.也就是说,周作人的散文远远没有得到它所应得到的地位.     

周作人与《圣经》文学

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其他倡导者而言,周作人对基督教文学,特别是《圣经》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在《欧洲文学史》、《艺术与生活》、《谈龙集》、《谈虎集》等多部著作中均有深入的探讨。他的主要观点是：一、《圣经》的中译本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对中国语言的改造能够起到帮助作用;二、《圣经》里的牧歌及恋爱诗在中国很少见,可以帮助中国的新兴文学衍出一种新体;三、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基本上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非常值得注意和研究。五四前后周作人在翻译、介绍、研究西方文学方面的突出成就同他对《圣经》的研究关系很大,于此得益非浅。     

周作人与《圣经》文学

相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其他倡导者而言,周作人对基督教文学,特别是《圣经》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在《欧洲文学史》、《艺术与生活》、《谈龙集》、《谈虎集》等多部著作中均有深入的探讨。他的主要观点是：一、《圣经》的中译本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对中国语言的改造能够起到帮助作用;二、《圣经》里的牧歌及恋爱诗在中国很少见,可以帮助中国的新兴文学衍出一种新体;三、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基本上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非常值得注意和研究。五四前后周作人在翻译、介绍、研究西方文学方面的突出成就同他对《圣经》的研究关系很大,于此得益非浅。     

作为事件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关于言志、公安派、小品文的论争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把文学分为载道、言志派,并以二派的起伏描述中国文学史的变迁.钱钟书、朱光潜等批评者认为,周作人的言志、载道,区分在于文学内容之思想与情感;实则,周作人依据即兴与赋得的为己与为人之不同.针对周氏新文学运动是明末公安、竟陵派复兴之观念,阿英、陈子展、许杰等批评者或者把新文学看作载道文学以截断其与明末言志派文学之联系,或者从社会经济方面说明新文学发生之因.周作人与批评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小品文是言志,抑或载道.周作人舍弃"人的文学"中的人类主义和人道主义,独尊个人主义,把革命文学看作载道/遵命文学,从而从"叛徒"走向"隐士";而鲁迅、阿英等左翼文人提倡小品文的战斗性,意识到干预时代和社会之可能性,从而徘徊于"十字街头".     

论周作人后期散文风格

本文认为周作人心中“绅士鬼”抬头后散文文风由前期向后期转变 ,风格转向平柔、内省、中庸、隐晦、模糊、清苦和闲适。与“鲁迅风”散文风格相对而另成一格 ,文风柔淡犹疑有余 ,清醒、果断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