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社会组织供给社会服务的实现方式

我国“国家－企业”社会发展体制在现实中滞后于社会发展水平,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带来了不稳定因素。将社会组织引入到社会服务供给中,有助于实现我国社会发展体制的成功转型。以社会组织获得外部资源的形式为标准,社会组织供给社会服务的实现方式可以分为政府生产型、政府购买型、用者付费型、志愿提供型,其交叉情形暂不考虑,每种实现方式均有显著特征和现实困境。通过对各种实现方式的综合比较,可以发现政府购买型无疑是现阶段我国社会组织供给社会服务实现方式的最优选择,因为它更符合当前我国国情与国际化发展趋势,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和借鉴性,改革成功的概率更高。     

社会组织促进劳动就业：现状、效应与对策

数据表明，我国社会组织已逐渐成为解决就业和提供创业平台的重要渠道，且潜力巨大，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由社会组织促进就业的反经济周期性和持续性特征决定的。社会组织的发展不仅为直接就业提供了新渠道，而且为间接就业构建了新的服务体系，正在与政府、企业一道搭建促进就业的立体网络。这就要求各级政府在制定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选择上，强调促进就业与公益服务相协调，让社会组织在促进就业增长中发挥更大作用。     

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机遇、挑战与路径

精准扶贫国家战略的全面实施为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提供了广阔空间,而社会组织的日益发展和壮大也成为了精准扶贫深入推进的不竭动力.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既有机遇,也面临诸多挑战,需要进一步夯实政策基础,为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提供根本遵循.形成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精准扶贫"格局,不断增强社会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造血"功能,积极搭建社会组织"供"和贫困人口"需"的桥梁纽带,明确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的目标、任务、举措和方法,并找准着力点,稳步提升其精准扶贫的成效.     

健全的公民社会：现代国家建构的社会基础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可能性的最深刻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与发展,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现实表现在于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的出现;伴随着社会资源占有与控制的多元化,个人独立性相对扩大,个人受组织、身份的限制趋于减弱,寻求自身发展的选择余地不断增加,个人财产权利等各种权利的状况也日益得以彰显和改善。健全的公民社会是现代国家建构的社会基础,要实现国家转型,建构一个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相对均衡的现代国家,必须建立一个健全的、正常发育的公民社会,使社会不会因为政治上的波动而失控。     

空心社会、隐形社会、市民社会与行政国家——中国农村扶贫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解读

中国农村扶贫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可以用"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来代替.建国之后,国家在农村扶贫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却经历了从"空心社会""隐形社会"到当前还不完善的"市民社会"三个阶段.这些阶段的出现是基于不同的原因,各个阶段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表现形态也不相同:"空心社会"的出现是因为"政策忽略"与"传统缺失";"隐形社会"的出现是因为其有弥补政府功能的作用,但其地位卑微;现今社会的独立性越来越明显,在扶贫领域与国家有越来越多的积极合作,并逐渐体现出"市民社会"的特性.     

浙江民间信仰的历史形态与历代政府控制

研究表明,从新石器时代以来,生活在浙江地区的人们在认知环境、认识自我以及谋求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信仰。这些信仰,不仅在其生产、生活和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处于不断的变迁中。其变迁的过程既充分反映了这一地区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发展状况,还与中国社会整个历史变迁以及人口迁徙、文化碰撞与交融的过程紧密相连,更与历代统治者的信仰及政策取向、治理举措息息相关。综观历代封建王朝对浙江地区民间信仰的控制举措,民间信仰的禁而不绝,一方面与无常的自然灾异有关,更与专制社会紧张的社会关系和统治者的价值取向有关。其对民间信仰实施社会控制的本质,是以一种新的更具"主流价值"渗透力的社会控制形式取代旧有的松散无效的社会控制形式,旨在寻求不断巩固王权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更广泛的社会信仰基础。     

我国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与培育策略——一项基于对中小城市的调查与思考

社区社会组织的存在对于整合社区服务资源、满足社区居民服务需求、发展社区民主政治、增强社区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我国社会领域的改革推进较慢,社区社会组织的成长相对滞后,多数中小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上更低于发达省市水平。如何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已经成为中小城市管理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文章在问卷调查与个案分析的基础上,就中小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现状与瓶颈进行了问题诊断,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培育策略。     

当代中国公民社会建构的基础维度论析

公民社会的发育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市场经济造就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发展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四个根本转变.就文化特质而论,公民社会发展是从身份走向契约的历史进程.当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基本要素是: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和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的个人和社会组织;科学界定和规范国家权力;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政治文化的重构.     

从市民社会到公民社会

经过20多年的实践,建立在市场经济体制之上的新生的社会因素和社会制度在不断地生发和成长.这些变化说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进程,需求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形式或生活样式,其中一个重要的制度和文化维度是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在个人的行动和观念的领域.但是,这种新的社会形式或生活样式不应是消极地保护私域免遭国家(政治)权力侵害的"市民社会",因为在当今中国社会,市民社会的概念已经无法涵盖社会发展对它的要求,而应是建立相对独立于国家和政府,以市场经济充分发展,以民主政治高度发达、倡导公民参与意识、责任意识、独立人格为基础的公民社会.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进化：一种不同于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的中国叙事

作为理论舶来品,公民社会和法团主义对中国政社关系的解释力有限,需要一种中国化的理论予以超越和替代。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进化,不同于公民社会模式、法团主义模式,是关于政会关系发展的中国道路、中国叙事。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进化的基本内涵,包括静态的协同关系和动态的演化过程两个方面。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进化论,不仅是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予以理性分析、科学解释的描述性工具,而且是对其发展予以合理引导、预测的规范性尺度。为推进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协同进化,必须按照国家治理的要求,在国家建构与社会生成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实现政会互信,对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各社会组织管理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予以调整。     

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社会政策之维:依据、路径及提升

当前我国社会政策建设滞后所引发的系统性经济社会发展风险,凸显了从社会政策维度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紧迫性。从理论维度看,现代社会政策所蕴含的托底与共享机制,使其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软实力、提高经济发展的内生能力、强化政治发展能力以及社会秩序建构能力。从实践维度看,在国家治理中,化解公平正义欠缺难题、保障民众基本生存与发展权利、促进国土空间的均衡发展与空间正义、推进新常态下经济顺利转型升级,都需要发挥社会政策体系的支撑作用。着眼于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应增强社会政策体系的包容性,构建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持续推动社会政策决策与实施体系现代化。     

税费改革前后村级组织职能的转变——兼论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

农村税费改革前,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对立和分离的态势。村级组织由政府赋予大量的行政职能和相应的行政权威,在很大的程度上保持了行政化的状态。以取消农业税为转折点,政府在农村地区的政策指向和目标要求发生了变化,村级组织的职能也由协助政府汲取资源和管制向为农户提供服务转变。但是,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单向输入性,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平等合作关系并未形成,＂强国家—弱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根本变化。     

英国的宗教社会服务发展脉络及启示

英国宗教社会服务与主流的国家福利之间的关系经历了4次主要变革,不同时期宗教慈善组织通过更新自身来调整与国家的关系,获取在慈善领域的发展空间,并为专业社会服务的形成提供了方法沉淀。将宗教服务放置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内考量,在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重塑的过程中,英国经验对中国的启示在于鼓励宗教慈善组织参与社会福利输送,需要政府提供系统的制度支撑,建立社会取向的社会政策,赋予宗教服务一定的发展空间。悬搁宗教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争论,以民众需求为本位,可以吸纳宗教资源以弥补法定福利供给不足的现状。政府与宗教慈善组织需要对自身分别作出调整,结合本土福利资源的情况,以福利水平的提升为共同目标促成合作。     

中国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角色定位

政府在慈善事业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以及如何扮演,是社会政策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改革开放以来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有益补充,已成为政府管理职能的一部分。目前,政府部门通过把社会慈善资源集中到自己手中,在社会领域对慈善组织实行＂万能＂的计划性行政管理模式,不符合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转型的要求,是导致目前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滞后的主要制约因素。中国政府必须改变与慈善组织的行政隶属关系,逐步退出慈善事业的具体事务,归还慈善组织自主权,逐步实现政府在慈善事业中的治理能力。     

中国公民社会组织的政治功能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动模式和民主政治的发展目标要求在构建国家与社会之良性互动关系的过程中,重视并充分发挥公民社会组织的政治功能。公民社会组织的强大政治功能主要体现在：弥补政府失灵的不足,分担政府社会管理责任;保障公民政治权利,推进政策决策民主化发展;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政府动员与社会组织回应 ——基于新冠疫情防控的混合研究

社会组织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能够发挥补充和补足政府功能的作用。在新冠疫情防控中,社会组织的作用发挥存在不充分、不均衡特征,制度环境和治理能力视角下的研究难以对此做出合理解释。借助扎根理论方法对动员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发现,政府动员具有与疫情防控需求、社会组织整体发展水平、政府日常工作相“适配”的特征,是一种“适配型动员”;进一步的案例分析发现,社会组织在不同层次上参与到疫情防控之中,但其参与受动员政策的影响有限,对政府动员显现出“低度回应”特征。提高政府对社会组织的动员力,既要加强动员政策与社会组织实际需求的适配性,也要加强政策宣传和执行监控。     

“国家—社会”互动中的校园“免费午餐”政策建构——基于中印两国的比较分析

为解决贫困儿童的营养问题,印度与中国相继制定和完善了校园“免费午餐”政策,这一政策建构也是政府与社会组织不断互动的结果.但在“免费午餐”政策的建构中,印度的社会组织已与政府初步结成了制度化的公私伙伴关系,而在中国,两者的互动仍在非制度化的框架下权宜性地进行,但是两国的社会组织都与政府以理性合作而非对抗斗争的方式展开互动,由此形成了福利合力.原因在于:提供社会福利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统治合法化的一种有效途径,而社会组织也意在通过互惠手段增进社会福祉,努力在两者间培育出以信任为表征的社会资本,增进社会团结.     

社会工作:智慧社会中的组织运行模式选择

作为一种新型社会形态,智慧社会促使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及思维方式发生重大变化,进而对社会工作及其组织机构运行产生深刻影响。智慧社会的社会工作将是一个新兴的社会场域和社会形态中的智慧化专业性服务,需要根据时代特征、发展阶段和组织结构,科学合理地选择和调整组织运行模式。我国社会工作组织运行出现过政府和民间两种模式并存的状态,且其他非企业机构甚至一些企业组织的运行模式很有可能为社会工作组织运行提供有益借鉴。智慧社会中社会工作组织运行模式的确立,应以科学技术革命和国家政策制度变革为背景,依据智慧社会对社会工作及其组织的要求、智慧社会中社会工作组织机构的状况,以及智慧社会的社会工作模式变迁来遴选、修改和再造。     

新世纪非洲脱贫障碍及其社会政策新进展

新世纪以来,非洲贫困呈现出新的特点,即经济增长与严重贫困化并存问题日益突出。致力于摆脱非洲贫困境地不仅是非洲自身发展的要求,更是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发展的迫切需求。非洲脱贫的障碍从殖民统治历史、不良的政府治理以及国际贸易秩序的不平等三方面来解释,虽各具其理,但仍不够切中要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非洲的贫困问题。非洲脱贫的关键在于自身的发展。近年来,以非盟为代表的区域合作组织纷纷提出制定一体化的反贫困社会政策的要求,在社会保护、就业和劳动市场建设、教育和卫生等主要社会政策领域作出了新的探索,可以说这是非洲迈出谋求自身发展道路的实质性一步。毋庸置疑,这对非洲早日脱贫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社会管理创新中的若干理念辨析

新的社会管理格局的构建需要新的理念支撑。"公民社会"的提法缺乏历史与逻辑的理据,甚至具有一定的虚构性。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是一体两面的,它有助于实现对公权力的制约,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取向是建立法治社会。"强政府、强社会"的理念不仅要求提高政府的管理能力,更要求提升其服务能力,同时还要求建立自我管理和服务能力强的社会。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方向应当是构筑"强社会、强政府"。自治民主具有独立的内在价值,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弥补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缺陷,社会管理创新应当保障和促进各种社会组织和团体的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