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观“文”:抗战前清华国学院同学的古代文学研究

清华国学院在短短四年(1925～1929)间培养出诸多学有所成的学界中坚,形成20世纪文史研究领域的一股重要力量,映照着中国现代社会学术转型的历史背景。在当时"国学"语境下,清华国学院的教育训练,以小学和史学为主,而清华国学院的70余位同学中,只有少数同学选择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视野多偏"历史",所涉时代多为宋前。上述特点,是清华国学院教育培养的偏向所致,也与当时"国学"研究多关注中国历史和传统学术的文化倾向息息相关。考察清华国学院的教育训练、时代思潮与同学研究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术生态及其特征,管窥现代学术在"国学"场域中的展开过程,并反思学科专业化后所带来的研究误区。     

如何理性地思考"国学"

"国学"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很多人对"国学"的理解存在误区.现代学术相对于"国学"来说是进步,而非退步;现代学术可能存在一些误读,但这并不是现代学术的必然结果,"国学"研究当然也必定存在诸多误读;"国学"的气度应该宏阔,不应该只研究"中国的",而应该放眼世界;"国学"热的真正原因是,在经济发展之后我们复兴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愿望,但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实质是她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而绝不是其偏狭性.最后,我们呼吁,应该理性地思考"国学".     

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20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呈现出多源多流、交错嬗变的景象,一方面是传统学术自身酝酿着变化,另一方面是因应外来文化的冲击,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推陈出新"和"引西入中"。时代呼唤着既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学养又能利用西方现代文明成果而有独创性建树的人文大师出现。一批人文大师走在时代前列,开风气之先,在一些学科领域做了奠基性工作,创立了新的研究方法,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学术发展,对社会风气的转变也有很大的影响。     

重建中国学术的通性基础

从20世纪初到本世纪初百年间所兴起的两度国学思潮,乃是中国学术文化实现现代转型并获得其新生命的两个必经的阶段.二者的学术指向有异,但却各在其对方中有自身的根据,并不互相排斥.学术文化的客观性和普适性,应理解为一种差异实现前提下的互通性.一种学术文化系统的存在,总表现为一个属于自己的特殊实存且亦向他者敞开的境域.一种学术文化的观念,总是与特殊的历史传统相关联而具有整体性的生命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学术文化的"通"性基础,乃存在于一个不断返归自身历史传统的当代性重建的过程中,表现为一种历史性与当代性的统一.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以分科化和知识化始,而必以其原初赋义基础和其"通"性精神的重建终,才能达到它的最终实现和完成.     

胡适与中国现代学术建设

20世纪初,中国学术面临新的建设格局.胡适融合中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对中国现代学术建设作出示范,他的探索过程和成果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学术走向,是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文化选择的一个范例.     

现代学术与大众传媒的互动——以《京报副刊》广告栏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例

20世纪20年代大学学术与现代大众传媒的复杂关系,一直是副刊研究的一个热点。大众传媒如何参与并推动大学学术的开展,以及大学学术精神对大众传媒文化品格的形成所起到的作用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在深入历史语境的前提下,通过《京报副刊》广告栏来透视这一独特的双向文化交流活动,探究《京报副刊》广告栏对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学术活动的媒体支持,阐明现代大众传媒的学术动员机制,以及这种机制反过来对《京报副刊》自身文化品格与学术风貌的定型作用。     

"国学"的知识论取向——兼与杨春时先生商榷

"国学"的倡导不应当被简单地看作某种文化复古,"国学"的出现实际上是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必然产物。"国学"自身的品质主要是来自其在"地域所属"、"民族种性"和"政权体制"这三个层面所特有的规定。从多元文化共存对话的角度来看,"国学"应当被看作是"现代中国学术"的代名词,"国学"最终只能以特定类型的"知识"形态进入到人类整体的知识序列之中。     

学缘所系:20世纪初厦门大学国学院的研究设想与学术传承

在中国20世纪初的学术活动中,提倡"国学"研究与兴办"国学院",成为一时之重要内容,位于东南边陲的厦门大学也领风气之先,于1926年兴办"国学院",但由于经费及相关人事问题,厦门大学国学院创立半年就宣布结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件憾事.不过,"国学院"所提倡的学术研究方法、提出的研究计划,奠定了厦门大学相关学科的研究方向,一批后来者结缘"国学院"学风,着眼地域,从民俗、地理、语言、海外交通等方面入手,开创具有厦门大学特点的文科研究传统,使"国学院"余脉悠悠,代有传承.     

近代"地理环境论"对梁启超学术著述的影响

梁启超是近代"地理环境论"最早的介绍和宣传者。同时,他的学术著述也受到这一学说的影响,在他的史学思想、哲学研究、宗教学研究、学术史研究中都有体现。这种影响在梁启超20世纪初和20世纪20年代这两个阶段的学术著述中表现不同,体现了梁启超对"地理环境论"认识、吸纳和评价的不断深化,也揭示出近代西方学术思想"东渐"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如何结合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与时代发展的需要,来完成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     

国学辩证

近年国学呈现复兴之势,但"国学是什么"仍是最有争议的.从对国学思潮的产生,整理国故的进行,文史研究的开展和考据方法的提倡的考察,可以认为国学是以研究中国古代文献与历史中存在的狭小的疑难的学术问题为对象;这些问题虽然狭小,但只有具备关于中国文化的广博知识并采用传统的考据方法才能解决的.它是一个中国学术综合的涉及哲学、历史、文学、文字、音韵、文献、版本、校勘、训诂的边缘性的学科,它即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史研究.国学研究与国学基础是两个层面,不能淆混.国学是独立而纯粹的学术,不负担其他政治的、伦理的、社会的,以及普及的任务.国学在弘扬中华优良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有其重要意义,即"中国学术问题需要由中国人自加论定".     

未完成的现代性与中国当代学术思潮

由于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冲突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中国现代性建设没有完成.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当代反现代性学术思潮对现代性的批判就缺乏合理性.当代反现代性学术思潮主要为后殖民主义和国学思潮.后殖民主义认为中国的启蒙主义运动是西方殖民主义话语的产物,国学思潮认为儒家代表的中国文化可以弥补甚至取代现代文明,它们都具有反现代性的倾向.为了建设现代文化和现代学术,必须批判这两种学术思潮.     

试论钱基博与张舜徽的学术精神

钱基博、张舜徽先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循序渐进,博学通贯"的学术精神和学术境界,是他们成为一代国学大师和学术丰碑的根本原因.在学界存在急功近利、学风浮躁现象的今天,探讨这种学术精神、学术境界,对于学人读书治学,尤其是研治、弘扬国学,具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民初趋新学者眼中的国学之"资格"与排他性

20世纪20年代,针对一度风行的整理国故运动,一些趋新学者开始大声疾呼地否定"国学"存在的正当性.有意思的是,同样是这些学者又相当强调国学或国故学的"资格",力图将许多不具此类资格的读书人排除在国学领域之外.这样一种希望维持国学之"清纯"的努力,揭示出这些国学的否定者其实相当看重国学.     

国学与文化自觉

国学原指国家设立的教育机构及其所教育的内容,目的是使贵胄子弟接受礼乐文化、军事技能、驾驭技术、政治典章、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教育,成为社会精英。近代以来,国学的含义有所变化,有的认为国学是本国固有学术及其包含的独特精神,有的认为国学是中国传统学术体系,还有的认为国学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及研究它的现代学术形式。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国学在中国重新出现热潮,既是"人文忧思的盛世危言",又是民族文化价值体系建设迫切需求,更是全球化进程中文化价值互补诉求的反映。它越来越聚焦在中华文明独特的核心理念。国学研究能否深入开展,取决于能否真正了解中华文明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对人类文明已经做出和可能做出的贡献。     

20世纪:文化训诂学的理论省察

在20世纪多种学术话语并存的语境中,本文系统回顾了作为一种学术探索方法的文化训诂学,在现代汲取诸多学术理论营养,向着系统性、逻辑性深层发展的历史过程;并就文化训诂学的多重证据法、融汇法与文化还原法等三种基本方法进行了理论思考与归纳,全面勾勒了训诂学的现代理论形态。     

为中国学术谋解放——胡适开启国学研究的新方向

胡适从新文化的倡导者投入国学运动,志于谋求中国学术的解放.他以再造中华文明为目的,将国学纳入建设新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认为国学是研究中国过去一切文化的学问,提出整理国故,赋予国学以新的内容,改变了以治经为主,以小学为途径,以读经为普及活动的国粹学局面,从而推动了国学向现代学术方向的发展.胡适在20世纪40年代后不再谈国学,而谈文史研究.他认为这是关于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学术中存在的若干疑难的狭小的问题,采用传统考据方法的细密的考证.新中国建立后,文史研究代替了国学、古籍整理代替了整理国故.评价胡适对国学运动的贡献及其文史考证的成就,有助于我们对国学性质的认识,亦有助于对当前国学热潮的再度兴起的理性思考.     

作为文化资源的"国学"

"国学"是20世纪有关中国学术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一个被频繁使用的关键词。其内涵经由学术向文化史的转化后,作为一种潜在的文化资源,对现代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作为传统性的文化存在,其本身暗含的二元对立和价值区分,引发了现实中的学术冲突。而体现"大现代"精神的"新国学"作为对"国学"的反思和发展,以其超越性追求旨在实现学科间的整合和思维上的汇通。由此达成的文化创造必然为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发展提供更加丰富的文化资源。     

辜鸿铭及其文化建设思想

辜鸿铭因政治观点保守,与时代格格不入而遭人遗忘.但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重新思考辜鸿铭的思想,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独到贡献.辜鸿铭最早探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他主张采纳西方文化的拓展精神和进步理念,走出一条基于传统、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上,他创造性地研究国学,使国学走出故道,进入世界性文化大背景之下.他创立"中国学"及述译中国典籍,使西方学者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真精神.辜鸿铭是一位积极的文化建设者.     

吴宓:"古久先生"爱上时髦女子

吴宓,陕西省泾阳县人,学贯中西,融通古今,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青年时代留学哈佛,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上世纪20年代归国,参与了清华大学的筹建并担任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与陈寅恪、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史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一手缔造了清华研究院的繁荣.作为国学的坚决拥护者,反对白话文,回国后就加入了新文学运动的论战当中,和胡适在报纸上互打笔仗;他的作品和日记,多是旧体诗和文言文.在文化上的守旧倾向,也影响了他的生活和做人方式.     

论梁启超向清学正统派的复归

梁启超早年与清学正统派学术结下了很深的渊源。虽然他一度信奉、鼓吹康有为的政论式今文经学说,但由于治学路向的差异,梁启超晚年逐渐逸出今文经学,表露出一种向清学正统派复归的趋向,尤其他弃政从学以后这种趋向更加明显。这一文化现象其实折射出了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之间血脉相通的联系,而２０世纪初年的中国学术也正是以回归传统学术的姿态走向了现代学术,完成了传统向现代的学术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