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崛起和中美经贸关系:美国国会的认知与反应

在美国国会部分议员看来,中国经济的崛起已经、正在或将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损害;中国持续高涨的经济对美国的“威胁”是真实而全方位的。为此,美国国会通过听证和立法等手段对布什政府频频施压,试图在诸如“人民币汇率”、“纺织品谈判”、“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本文结合美国最新一届国会在对华问题上的听证和立法材料,分析国会对中国经济崛起的认知与行为反应模式,探讨美国“中国经济威胁论”背后的深层次动因。     

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的实践与失衡

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在2009年之前,新加坡一直奉行一种介于完全的制衡和追随之间的“对冲战略”,即新加坡在经济和外交上与中国保持深度接触,却在安全和战略上与中国保持距离,以实现风险的最小化和利益的最大化。但在2009年美国宣布重返亚太之后,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逐渐失衡,新加坡开始在经济、政治、军事三个方面追随美国制衡中国,其外交中的“联美制华”的色彩日益浓厚。新加坡对华“对冲战略”失衡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崛起给新加坡带来了巨大的体系压力,引发新加坡对中国的忧虑,而新加坡自身的脆弱性又加深这一忧虑,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诱导下,“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领导人做出了错误的战略判断,偏离了原来的对华“对冲战略”。这种失衡的“对冲战略”,导致中新关系恶化和新加坡自身的战略空间被压缩,最终损害了新加坡自身的国家利益。      

"中国威胁论":美国对华外交转变的文化线索

"中国威胁论"是理解冷战后美国对华外交战略调整的文化线索.冷战后,"中国威胁论"持续充斥美国朝野以及各类传媒,涉及文化、经济、军事等方面."中国威胁论"引发美国在战略上对中国的重新定位,并导致美国对华外交战略的调整.     

国外对华双反联动调查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根据国外对华双反调查的新情况和新特点,选取2004—2010年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对华的44起“双反”措施案件,构建了国外对华反倾销反补贴联动调查影响因素的“BC-NB”组合模型,从发起国视角和目标国视角分别选取主要宏观影响因素的相关变量,根据不同视角的特点分别选择定性和计数因变量的研究方法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进出口贸易状况、汇率状况、经济增长状况和宏观决策因素均是影响反倾销反补贴联动调查的显著影响因素.结合中国贸易救济实践得出建议:改善对外贸易结构,鼓励对外直接投资,有效促进贸易平衡;不断增强中国经济实力,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健全并完善中国对外贸易救济体系.     

1949—1950年美国对华石油出口政策解析

作为"贫油国"的近代中国,其城市经济极其依赖西方的石油供应。当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之时,如何处理对华石油出口的问题被美国政府提上了议事日程。在美国看来,石油作为典型的军民两用型物资,既可以增强解放军对西方的威胁,又可以被美国当做筹码以操纵新中国的外交方向。最初,美国政府将分化中苏关系作为对华政策的主要方向,因此允许在一定限制条件内继续对华出口石油,此后伴随着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和朝鲜战争的爆发,限制共产主义在远东的"扩张"成为美国远东政策的主要关注点,美国逐步加强了对华石油出口的限制,并最终对华全面禁运石油。通过这一时期美国对华石油出口管理的操作可发现,本国企业和盟国政府的配合是美国能否成功实施对华石油出口管制的前提条件,这也为当前中国如何反制美国对华技术出口和贸易歧视提供了借鉴材料。     

论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战略的制订与实施

本文主要研究和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1949～1955)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战略的制订和实施。新中国建立之初,美国出于防止中国加入苏联阵营的目的,曾对华采取了较灵活的贸易政策,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对华则采取了全面经济遏制和封锁的政策。朝鲜战争停战后,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和国内的一些不同意见,继续带头对华采取孤立和封锁的政策。     

1949-1954年美国对香港的经济防卫政策

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政策是美国东亚遏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确保对华经济遏制政策的顺利实施 ,美国对中国的南方门户———香港也实行了严厉的贸易管制 ,企图控制这条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唯一通道。 194 9— 1954年间 ,受美国对华经济遏制政策变化的影响 ,美国对香港的经济防卫政策经历了由削弱其转运作用到对其实行许可证管制的发展过程。这种演变表明 ,新中国成立后 ,香港已成为遏制中国的前沿阵地     

汇率变动与经济增长:面板协整分析

关于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的分歧,集中在人民币汇率升值是否会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这一问题上.对汇率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实证检验,是基于11个发达国家和9个发展中国家1975-2005年的面板数据.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发达国家,汇率升值是扩张性的,这与"紧缩性贬值"理论所提出的观点相一致;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汇率升值具有紧缩效应.因此,"紧缩性贬值"理论所预测的"汇率升值会引起扩张效应"的观点,在发展中国家并不成立.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是正在进行汇率调整的中国,汇率变动应该采取更加谨慎的政策.     

法币改革与美国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演变

美国颁行的"购银法案"引起国际银价大幅波动上涨,中国深受其害.中国南京国民政府多方寻求摆脱危机的方式,最终走上了币制改革的艰难之路.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中,美国从危机的制造者转变为支持币制改革的经济伙伴.出现这种巨大的变化,符合上世纪3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环境,美国对华经济政策也是它在远东地区利益的重要体现.     

资讯

观点在刚刚落幕的APEC非正式领袖会议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再度指责人民币被严重低估。美国政府、商会以及研究机构兴起了新一轮人民币"指责潮"。11月16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人民币汇率的指责既没有根据,也没有道理,人民币汇率不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沈丹阳指出,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不是一个简单的汇率问题,也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最关键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美国自身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二是美国相对中国的出口产品采取限制性的、歧视性的措施。     

贸易至上：塔夫脱与美国对华“金元外交”的缘起

考察塔夫脱在处理远东外交事务时对中国认识的演变过程,有利于理解美国对华"金元外交"政策的缘起。塔夫脱通过日美谈判与中国问题的思考,为美国新的外交政策构想建立起一个明确而清晰的框架。其就任美国总统后,一改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中国东北诸问题上对日妥协的"传统"作法,积极对华推行"金元外交"。作为时代的产物,塔夫脱对华"贸易观"与新的外交政策反映出美国资本急需扩张的强烈愿望。     

论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走向

本文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美国的亚太秩序观和美国的对华政策等角度分析了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走向.文章认为,亚太地区在美国大战略中的地位将进一步上升,美国在亚太地区将继续奉行同盟体系为主、大国协调为辅的安全战略,在关注反恐的同时,积极寻求"吓阻"崛起的大国.就对华政策而言,美国将在政治和经济领域通过对华交往以促进其利益,在安全领域保持对中国的"吓阻"与牵制,辅之以有选择的合作与有限的接触.     

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与调整趋势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 ,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频频发生 ,尤其是东南亚金融危机都与汇率制度的安排密切相关 ,从而使得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成为各国所需面对的极其重要的问题。随着中国成为世贸组织的新成员 ,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广度和深度在不断加深 ,金融业对外开放将进一步扩大 ,将在更深的程度上参与经济、金融全球化过程。为此 ,本文拟探讨在此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今后的选择趋势。     

美韩经济关系与中韩经济关系的比较分析——兼论美韩FTA的战略影响

美国与中国是韩国对外经济合作的两个主要对象,美国在推动韩国经济起飞和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则是韩国目前最大的贸易对象和顺差来源国。比较两组经济关系可以发现,政治规定性的不同和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中的级差决定了美韩经济关系与中韩经济关系的结构性不同,贸易竞争力指数和出口相似度指数则显示了中美比较优势的不同和竞争力的差距。随着美韩FTA的生效,美韩经济关系不仅更加密切,双边同盟更能从战略意义上得到强化,中国对此需要做出积极反应。     

国际货币体系对世界经济失衡的影响

当前的世界经济失衡现象并非源于美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汇率错配,而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必然产物。国际化的金融市场、美元本位制以及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浮动汇率和缺乏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调机制是造成各国对美元资产的高度需求和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美国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因而存在维护当前体制,并将调整压力转给贸易伙伴的动力。只有通过开发新的国际储备资产,回到某种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和制订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调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经济失衡加剧的现象。     

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与中国从美进口

采用现代经济计量学的GARCH（1,1）模型、Engle-Granger两步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等对汇率波动对中国从美进口的影响进行研究,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从美进口长期收入效应和价格效应存在且较弱、汇率波动效应不存在;中国从美进口误差修正机制存在且较强;中国从美进口短期价格效应和汇率波动效应存在且较弱;美国政府通过人民币升值和增加浮动性来增加对华出口和向中国转嫁次贷危机不利影响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美国经济学会第九十七届年会

美国经济学会第九十七届年会于1984年12月27—30日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召开。 12月27日上午举行执行委员会会议。 12月28日分组讨论,主要专题为:劳动契约和宏观经济完成情况;合理性、不确定性以及相互作用;艺术创造经济学;贷款和经济不稳定性;汇率的影响;健康保险;婚姻不稳定性对消费者决策和支出的经济影响;国际生产率比较的问题;农业经济学的问题;英国和美国的经济老化;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其贸易;对戈森(H.H.Gossen)《人类关系的规律》(1854年)一书     

美国经济逻辑构成要素的分析与批判

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追求最大化利益的条件是,政府财政预算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本币汇率稳定与维护自由贸易原则,这也是国家经济逻辑的基本构成要素。然而,美国政府秉承的经济逻辑则与此相反：它将财政赤字作为经济增长的引擎,认为贸易逆差是经济健康发展的标志,利用国际储备货币操纵汇率以及凭借霸权地位践踏自由贸易原则,从而在世界经济体系中谋求美国的最大化利益。     

贸易自由度、汇率水平与经济增长

笔者通过构建一个垄断竞争条件下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汇率水平与贸易自由度变化,对一国制造业份额、不同产业、进而对该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型分析的结果显示,汇率水平与贸易自由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取决于自身变化,还取决于两者的组合关系;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两者变化的反应相对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更加敏感。     

鸦片战争时期美国对华“和平”政策经济原因分析——早期中美贸易与中美关系研究系列之一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美国对华"和平"政策,是美国在纵观中外局势、汇集各方意见形成的.<望厦条约>的签订是这一政策的产物,这一政策为其日后推行"合作政策"、"门户开放"政策打下了基础.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的"和平"政策,不仅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对研究19世纪下半叶美国对华政策也具有追根溯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