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沙白政治抒情诗的艺术特色

任何成熟的诗人,他的作品都要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格调和气派,也就是说,诗人在一系列作品中要表现出他的创作个性和艺术特色,这就形成我们平常所说的艺术风格。一个诗人的风格不是短时间形成的,它是诗人生活、思想和创作实践的产物,因而,布封说“风格是应该刻划思想的”,“风格都是本人”。(均见《论风格》——在法兰西学士院为他举行的入院典礼上的演说)另一方面,诗人的风格往往不是单枪匹马形成的,他往往还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雪莱说:“在任何时代,同时代作家总     

漫谈茅盾小说的语言风格

我们说某一作家的作品“典雅、俊逸”或是“朴质、清淡”等等,很大程度是指他们的语言风格而言。一个作家的创作成就,语言应当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郭沫若豪情奔放,他的语言“热情似火刀;鲁迅要“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的语言“冷峻似铁”,但这是他们风格的主要方面。语言大师具有几副笔墨,方能胜任对大千世界的描绘。所以郭沫若还有冷峻深沉的一面,鲁迅也有热情喷发的一面。茅盾,作为一位“语言大     

作文应在“作”上下工夫

作,本有造作、做作之意。作态、作秀、作势等,都有此意。更有“作女”一词,把“作”的“丑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可见它不是褒义词。鲁迅在《南腔北调集·作文秘诀》中说:“白描”却没有秘诀;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可见他也是反对做作的。只是他似乎仅仅说“白描”是应忌做作的,而不是说作文是不可“作”的。他就曾经指出:“单是题材好,是没有用的,还要有技术。”这里的“技术”实际上就是指“作”。     

简论鲁迅杂文的艺术特性

杂文虽然自古有之,但是,到了鲁迅手里,经过他的改造与创新,却成为一种独立的“鲁氏文体”。鲁迅杂文有其独特的艺术性,表现了不朽的艺术生命力.一、战斗性与移情性大凡进步的杂文,都具有一定的战斗性。而鲁迅杂文战斗性的特质则是“韧性”。所谓“韧性”,鲁迅曾作过解释:“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的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青皮固然是不足法的,而韧性却大可以佩服.”(《娜拉走后怎样》)鲁迅提倡这种“韧性”,主张要象兽性那样一口咬住不放的“咬筋”,对付各种旧势力。     

试论钱钟书散文的幽默风格

鲁迅曾经说过:“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样子,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而且还认为,“目前在中国,笑是失掉了的”,“幽默在中国是不会有的。”这不过是鲁迅的愤激之词。实际上,中国并不是缺乏幽默的国度,鲁迅本人就是闻名世界的幽默大师,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幽默作家,而且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特点和风格。其中钱钟书可谓是集中西幽默精华之大成者,把     

毛主席的語言风格

一语言风格是什么? 风格,一般说来,是指人们在思想行为等方面所有特点的综合表现。语言风格就是作家在运用民族语言上个人所特有的手法的综合表现。我们知道,语言是全民的交际工具,它本身没有阶级性;但“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人们的阶级意识通过语言而表现出来。思想是内容,语言是形式,后者总是受前者制约的。因此也可以说,语言风格就是作家的精神面貌的语言表达手段的体系。而这种语言表达手段的体系,是在全民语言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语言风格也体现着民族风格或色彩。在黑暗的旧中国社会里,     

鲁迅的文艺批评理论和实践

在中国文学史上,鲁迅是一座巍峨的丰碑。他对中国文学发展所作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他不但是伟大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以他的小说和杂文显示了新文学的革命实绩;同时他还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家,他那一篇篇闪灼着真知卓见的文艺批评论著,指明了我国新文学的道路,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宝库,时至今天,还闪耀着先驱者灿烂的光辉。“我们要批评家”鲁迅曾经说过:“创作家大抵憎恶批评家的七嘴八舌”。①并且,他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经验时还说过这样的意思:就是每当他写作时,“一律抹杀各种批评”。②这样看来,鲁迅是不是也同一般的创作家那样,鄙薄批评,以为它微不足道、无足     

古今中外法 东西南北调——试评欧阳山作品的语言风格

高尔基曾说过:“文学就是用语言来创作形象、典型和性格,用语言来反映现实事件、自然风景和思维过程。”他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作出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的论断。为了在创作中更好地发挥“第一要素”的作用,丰富和发展中华民族的现代文学语汇,许多作家都进行了认真的实践和探讨。他们在摸索中积累了多方面的经验,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语言风格。欧阳山同志就是有志于此的探索者之一,他在以往六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历经艰辛,百折不回,终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     

山西味很醇的普通话——从赵树理的语言谈起

著名作家汪曾祺说:“据语言学家称,赵树理的语言是决挑不出一点儿毛病的,盖过鲁迅。那小说是山西味很醇的普通话……”汪先生一语道出了赵树理语言的特点:他的小说语言是“山西味很醇的普通话”。这种语言是相当规范的,“决挑不出一点儿毛病的”,而且,这个定论是以研究语言为职业的专家认定的。这里,汪先生讲的“山西味很醇的”语言,大概就是赵树理语言独特的艺术风格;所说的“决挑不出一点儿毛病”的普通话,当属赵树理语言的准确、纯洁的特征。如果把赵树理说成是当代的语言巨     

略论鲁迅作品中的偶发性词语

鲁迅是伟大的作家,也是一位语言大师。他的作品很讲究语言的运用,有着自己独具的风格。单从用词方面看,就富有独创性,对形成他的语言风格起了锦上添花的作用。本文试以中学语文所收鲁迅作品为例,就其中“偶发性词语”的运用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所谓“偶发性词语”,是指作家根据修辞表达的需要,对某个现成的词语加以改     

鲁迅旧诗风格

鲁迅的旧体诗是他的余事之作,数量也不多。可是诵读之下,立刻会觉得有一种迥别古今的诗风。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在谈到鲁迅的旧诗时,就三番两次地说鲁诗“自成风格”、“别俱风格”。①然而,这种风格是什么呢?许寿裳未尝深论。几十年间,在鲁迅旧体诗的阐释和研究上是有成果的。对鲁诗的风格,研究者也时有一些精到的见解,可惜的是多为只言片语,少有专题研讨。大     

鲁迅:人格与文格

王国维曾说:“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有也。”歌德则说:“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也肯定就要有雄伟的人格。”证之以鲁迅的人格与文格,信然。孤寂个性·悲剧色彩许广平说:鲁迅有“孤寂的个性”;每当痛苦时,“他就沉默,沉默得要死,”甚至跑到空地上躺下。”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他一生坎坷的经历所创成的,一方面也与他一贯忧国忧民的思想特点分不开。他自幼便经受了“家道中路”所带给他的沉重打击,不仅生在困顿之中,而且     

鲁迅的文艺批评观和文艺批评风格

鲁迅曾经说过:“批评家兼能创作的人,向来很少。”①这“很少”,大约源于其“难”——因为创作与批评虽然有其内在联系,但毕竟又是两种思维方式,两套语言符码。而鲁迅却以自己的艺术才情成为这“很少”人中的佼佼者。鲁迅的创作和批评的两副笔墨一直相伴相随,从来未曾分开过。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他掀开了中国现代小说史辉     

鲁迅与个人主义

最近几年,在鲁迅研究中,出现了一个鲁迅与个人主义的关系问题。有人说,鲁迅是个人主义者,有人说,鲁迅不是个人主义者,但这正是他的“人格弱点”。为了把鲁迅和个人主义联系起来,有的人竞说鲁迅写杂文“首先是为了吃饭”,即为了有个“谋生的手段”。鲁迅是人,为了活命,他也要“吃饭”,也要“谋生”,因而发表文章也要拿稿费。但是,他写什么和怎样写,却不是由“吃饭”和“谋生”决定的,而是由革命斗争的需要决定的。例如,1932年,内山完造曾邀请鲁迅到日本小住,并说他可以以写作来维持生活,鲁迅回信说:“早先我虽很想去日本小住,但现在感到不妥,决定还是作罢为好。第一,现在离开中国,什么情况都无从了解,结果也就不能写作了。第二,既是为了生活而写作,就必定会变成‘新闻记者’那样,无论从那一方面都没有好处。……依我看,日本还不是可以讲实话的地方,一不小心,说不定还会连累你们。再说,倘若为了生活而去     

论文章写作中的疏密艺术

1.疏密是文章写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又是一个很难把握的问题。说它重要,因为它是文章结构(谋篇、布局)的一个基本问题。围绕作品结构或者说以作品结构为中心,它广泛地涉及语言、风格等一系列问题。疏密是语言——结构——风格关系的表现。因此清人刘熙载说:“‘疏密’二字,其用不可胜穷。”说它难于把握,因为“疏密”二字词义内涵丰富,外延又非常广泛。作为一种结构因素,它的表层     

从语言能力到交际能力

一人们常说:“世界上有几千种语言。”;“英语是一门使用广泛的语言,”;“汉语是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语言’一词也用于“他使用恶毒的语言攻击我”;“鲁迅语言的特点是一针见血”;“赵树理的语言有山药蛋味”等等。一般来说人们很少注意‘语言’     

《论语》语言的质朴与凝炼之美

孔子说过:“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表明了他对语言运用的基本观点。因此,鲁迅先生指出:“……儒者崇实,墨家尚质,故《论语》《墨子》,其文辞皆略而无饰,取足达意而已。”(《汉文学史纲要》)对《论语》的语言风格作了极为精当、简要的概括。但是,“辞达而已”决非不讲究语言的艺术性,“略而无饰”也不是质木无文、味同嚼蜡。苏东坡说得好:“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答谢民师书》)《论语》的语言,正是准确精炼、言简意赅,正是质朴平易、言浅意深,具有质朴之美与凝炼之美兼备的鲜明特色。     

漫谈鲁迅小说语言的艺术锤炼

法国著名小说家莫泊桑在《论小说》中说过:“不论人家所要说的事情是什么,只有一个字可以表现它,一个动词可以使它生动,一个形容词可以限定它的性质。因此我们得寻求着,直到发现了这字,这动词和这形容词才止,决不要安于‘大致可以’……”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极为严格的语言大师。众所周知,鲁迅的写作态度是非常严肃的,虽然他在写作之前作了充分准备,“总是经过深思熟虑,腹稿打好了,就提起笔来,一气呵成,所以初     

胡风何以将鲁迅的“转变”提前到1919年

胡风不认可学界关于鲁迅思想在1927年左右有较大转变这一说法,他认为,早在1919年,鲁迅已经接受了无产阶级思想.胡风强调鲁迅转变在1919年而非1928年,是为了突出鲁迅是通过创作实践,完成了思想改造——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而不是像邵荃麟、何其芳等人说的那样,是通过攻读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不得已才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     

鲁迅小说中的成语运用

成语,从词汇学的角度看,它是特殊的语言建筑材料;从语法角度看,它是在长期流传使用中形成的固定词组。在人们日常说话、写文章中,经常用到它。在小说创作中,我们也很难看到有哪篇作品没用一个成语的。在鲁迅小说中,我们更可以看到鲁迅娴熟地使用了大量成语,强化了他的作品的民族化、大众化的风格。成语言简意赅,能用少量几个字表达极其丰富的内容。鲁迅说:“成语和死古典又不同,多是现世相的神髓,随手拈掇,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使文字分外精神”,正是成语的修辞功能。它用在叙述人的语言中,能使行文洗炼,增加文章的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