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论”的方法论分析

习近平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论”是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重大问题的思考与解答。它既是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种关于“如何认识把握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重大问题的世界观学说，又是一种关于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分析解决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重大问题的方法论学说。文章主要从方法论维度，对习近平“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论”的——“''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统一’的方法、''时代性和原创性相统一’的方法、''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方法”等问题进行系统性的方法论分析，以有助于人们完整准确地理解把握习近平“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论”内在的方法论意蕴。     

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境域和“新”唯物主义

面对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路径 ,一般唯物主义缺乏在世的“存在论领会”,后人对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基础也存在误解。当唯心论把一切存在者“引回到主体或意识”时 ,却始终不对主体或意识的存在方式进行追问 ,这同唯物论把“存在”或“实在”与物质等同一样 ,在方法论上错失了其存在论基础 ;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捍卫者和他的对手 ,按他们各自的方式 ,将马克思哲学读进了西方形而上学里面 ,而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路子似有可能与马克思主义进行一种创造性对话     

“塑造论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创新”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年6月28日,由山东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塑造论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创新”学术研讨会在济南市召开。4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本次会议,就“塑造论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创新”这个中心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众学者认为,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与思     

论“试验”的哲学意义

论“试验”的哲学意义周正刚敢于探索，大胆试验，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这一方法论原则哲学上具有深刻的意义，对此进行一番探讨和阐发，对开拓认识论研究的新视野，进一步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解放思想，无疑十分重要。一在哲...     

“新三论”与对外开放

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这是著名科学家巴甫洛夫的一句名言。没有科学方法的发展,就没有现代科学的产生,没有社会的进步。现代科学方法论日新月异,继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之后,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又被人们称作“新三论”。“新三论”给人们增添了一种认识世界的崭新方法,它不仅对自然科学,而且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都起着重大的方法论作用。用它所提供的新的方法来认识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些问题,既有助于加深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有助于在坚持马克思主     

论王夫之政治哲学中的“钦”

王夫之政治哲学中,“钦”本义为“敬”,是君主最为核心的德目,“钦”的最重要对象为天命、民彝、善恶。“钦”贯穿了王夫之相对君主论、天命观、民本论、人性论等具有特色的政治思想．对传统的政治哲学思想既有继承也有改变创新。实为其政治哲学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概念。     

专家学者研讨塑造论哲学

山东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塑造论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创新”学术讨论会近日在济南举行。4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研讨会,就“塑造论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理论创新”的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研究范式创新推动经济观的历史性飞跃——“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经济哲学解读

怎么才能解读出科学发展观是新的发展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内容?既关系到完整、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也关系到通过发挥哲学在现代化建设中的理论直接切入作用,使哲学逐步走出“贫困”。存在着用“教科书哲学”公式化地解读和用经济哲学解读两种不同的路径。笔者主张经济哲学的解读。如果用经济哲学的视域解读科学发展观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内涵可以看到: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是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一次关于经济的范式或方法论创新;科学发展观提供的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即经济的价值观或基本经济理念;我们应该将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与世界观相结合,为21世纪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新的理论支持。     

试论习近平“底线思维”的哲学方法论意蕴

“底线思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进一步深化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一种新的中国思维范式和文化范式。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观点与方法而言,“底线思维”是具体方法,它对正确认识、正确处理和解决当前全面深化改革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和矛盾”等,实现向“成绩”方面、向“好”的方面的转化,有具体应用的方法论意蕴。     

部门法法哲学的长成逻辑——兼论“部门法学”的学理化问题

逻辑连贯性、解释“合法性”、对象整合性和意义关切性分别关联着部门法哲学的“认识论”、“方法论”、“本体论”和“价值论”。部门法法哲学的长成以对部门法合法性问题的反思为起点，以对这种反思结果的系统化的思维加工为结局。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与当代生态文化建设

在当代文化建设中,针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评价。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的“天人合一”思想所包含的古典生态智慧具有极为重要的当代价值。从作为其源头的《周易》分析,它包含“太极化生”、“生生为易”、“天人合德”、“厚德载物”与“大乐同和”等极有价值的生态智慧内涵,成为当代生态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     

论日本侵华思想理论的有关问题

日本侵华思想客现存在于日本向军事帝国主义转变时期及其之后的历史进程中。日本侵华思想理论的存在形态多种多样,相互之间具有明显的历史联系。它起始于幕府末期的对外扩张,形成于甲午战争以来的侵华活动,成熟于九一八事变后的大规模入侵。日本的侵华思想在侵华行动中得到体现和落实,实际的侵华行动又不断激发、孕育出新的侵华思想。日本侵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是多种社会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马克思人学四辩

在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上,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学家们要么对人诉诸一种纯客体的直观方面理解,片面地强调人的客观性而否定人的主体性,要么对人的本质诉诸一种纯主体的理解,片面夸大了人的主观性方面,当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对人诉诸实践的理解时,就既不是单纯客观性的理解,也不是单纯主观性的理解,而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理解。在对人的本质与人的存在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家们大都是从人的本质先于人的存在的观点出发,而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则强调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但从辩证思维的方面去把握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时,应赋予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的一种辩证统一的理解。在对人性、人的本质的抽象与具体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们大都强调抽象的、一般的人性与本质,而时下的人们大都否认人性与人的本质的具体的、历史的方面,其实,马克思人学理论中的人性与人的本质应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在对人性与人的本质的变与不变的关系上,人性与人的本质既有不变的一面,也有发展变化的一面,是变与不变的统一。     

究竟应当怎样看待“马克思-恩格斯问题”——再答我的两位批评者

"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异质性差距论'"的"实质"在于,它是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必然遇到的问题,即澄清并矫正以往在"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上的种种误读成分,当归马克思的归马克思,当归恩格斯的归恩格斯,以便恢复马恩各自思想的本真性.这无疑是"重读马克思"的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努力和尝试.     

伦理思想中的"类"与"共同体"范畴——从"亲情伦理"、"普世(普遍)伦理"到"环境(生态)伦理"

从"亲情伦理"、"普世(普遍)伦理"到"环境(生态)伦理",看起来似乎是三种完全不同层次和类型的伦理学思想和理论形态,甚至可以概括为伦理思想演化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阶段。实际上三者之间一方面表现出道德共同体和伦理主体"类"的范围的扩展、权利主体的延伸,以及理论原则的一致性和普遍化的逐步彻底化趋势和关联性,另一方面三者背后的概念模式和理论思维方式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体现出"类"与"共同体"范畴在伦理思想理论中的方法论基础地位。     

先秦杂家与黄老道家之关系

由于《史记》、《汉书》等文献对于"道家"、"杂家"界定上的含糊,现当代许多学者将黄老道家和杂家混为一谈。先秦杂家在理论方法、学术宗旨上与黄老道家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的区别。杂家的思想在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了黄老道家"精气说"、"刑名法术"之学和"天、地、人"一体哲学思想的影响,因而带上黄老道家的色彩和特征。但是,先秦杂家以"王治"为宗旨,不主任何一家地"兼摄诸子、融合百家",又是对黄老道家的超越和发展。     

对庄子思想五种定性说的质疑

以某种“主义”或“论”来给庄子思想定性的做法是很不恰当的。这种以西方哲学的概念来套中国哲学的做法, 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造成了概念和思想的混乱。庄子的思想是不能用任何一种“主义”来概括的。因为没有一个思想家的思想纯而又纯,只是一种“主义”。思想是复杂的,而这种给思想定性的做法把思想简单化了。同时,这也是一种僵化的、机械的研究方法;一旦定性,被研究的思想就被框定在一个僵硬的模式中,必然会失去原有的生机。     

论《黄帝帛书》的刑德思想

《黄帝帛书》中,刑德思想是核心内容之一。《黄帝帛书》从辩证思维的高度阐述了刑与德的关系,提出了“刑德相养”的命题。在德与刑孰主孰客这一问题上,《黄帝帛书》明确提出先德后刑。《黄帝帛书》将刑德与天道、阴阳结合起来,从而将刑德学说提高到了自然哲学的高度,形成了“阴阳刑德”观。《黄帝帛书》提出刑德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应该注意的方式或方法,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因”、“时”和“度”。     

儒家民本法律思想探析

先秦儒家继承了中国上古时代"民为邦本"的思想,并且将其发扬光大。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民本思想在政治法律思想中既有延续,又存在制度中的缺失。儒家民本思想包括:一、"民"是一个政权的合法性的唯一依据和基础;二、教育是使"民"转化为"仁"的必由之路,其中"仁"又是一个社会达到和谐、自制的保证;三、儒家民本思想贯穿两千年的中国封建政治,使得中国的君主专制得以缓解。儒家民本思想是儒家"仁政"理想的实践。     

论司马迁的“一家之言”

司马迁创立了一个史家的学派体系而自成“一家之言”,但“一家之言”在历史上曾倍受冷遇。其实,班固批评的“史公三失”恰恰是司马迁的精髓所在:以民为本的政治价值取向、对秩序范畴的挑战、对道德范畴的超越等,尤为可贵的是遵循人性逻辑来理解历史人物——这与他尊“黄老”的学术思想是一以贯之的。这既表现了司马迁思维模式的超前,也体现了中国历史传统的早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