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减刑""假释"程序的重构

减刑、假释具有满足刑罚目的要求、契合人道主义思想的重要价值蕴涵。我国现行减刑、假释程序存在诸多问题。我国减刑与假释适用程序相同,笔者认为,减刑属司法权范畴,应由法院审理决定,并应符合司法程序的一般原则;假释属行政权范畴,应由执法监督机关依法核定,并应符合行政程序的内在要求。因而对于减刑、假释应按其性质设置不同的程序。     

我国减刑假释制度的历史沿革

我国减刑假释制度发端于清末，后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时期虽然在立法上予以了明文规定，但并未付诸实施，因此是形式化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减刑假释规范制度在逐步完备的同时，也对罪犯进行了实质化改造，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减刑假释经历了确立期、定型期和快速发展期三个主要阶段。总体而言，我国减刑假释制度存在着系统法律规范体系缺乏、程序制度失范等诟病。     

关于修改减刑假释司法解释若干问题的说明

减刑、假释工作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罪犯改造、维护监管秩序、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现行减刑、假释制度已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司法需求,严重制约了人民法院减刑、假释工作的开展.     

论死缓、无期徒刑减刑后适用假释的考验期

刑法第83条关于假释考验期限的规定,存在着不周延的问题,无法作为对死缓、无期徒刑罪犯减刑后再适用假释的情况确定考验期的直接依据。根据刑罚的目的和有利于受刑人的原则,10年是假释考验期的上限,在对死缓、无期徒刑罪犯减刑后再适用假释的情况确定考验期限时,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在十年和剩余刑期中选择一个较短的期限。     

减刑假释制度中的检察权重构

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具有检察监督的职责,但由于检察权在减刑、假释制度的立法和司法层面配置不充分,使得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的法律监督不力,很多环节都表现出检察监督缺位。为此,需要从立法上通过制定专门的减刑、假释法和司法上强调同步检察监督这两个层面对减刑、假释制度中的检察权进行重构,并设置相应的配套制度,以保障其检察监督权的落实。     

以新思想新举措开创河南减刑假释工作新局面

减刑、假释工作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审判工作的继续和延伸,担负着改造和教育罪犯,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政治责任和重要历史使命.     

走出我国假释率超低之困境

假释制度是我国刑罚执行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我国法制建设极为薄弱的一个环节.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假释率超低,有悖于世界行刑现代化方向.假释率超低是诸多原因纠结的结果,如假释被设计为国家对罪犯的恩惠、假释的实质条件抽象且难以把握、不合理的禁止性规定、人为设定假释比例和倒查制度的影响、假释后监督"虚化"带来的压力.走出假释率超低的困境,需要将假释设计为符合假释条件的罪犯所应享有的一种权利,细化假释的实质条件,取消假释的禁止性规定,摒弃比例限制和倒查制度,强化对被假释罪犯的有效监督和扶助.     

减刑假释程序的理性思考

当前,随着司法体制和机制改革的不断稳步推进,减刑、假释工作,乃至整个监狱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历史的发展对减刑、假释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因为整个监狱的执行工作面临着管理思想由人治型向法治型的转变,管理模式由自主型向标准型的转变,管理方法由经验型向科学型转变,罪犯管理由管束型向教育型转变,监狱管理活动由执行型向创新型转变;监狱职能由多重型向单一型转变①.     

实施宽严相济政策与罪犯改造创新

本文以宽严相济政策为引领,在监狱工作领域提出了组建专业化监狱、实施梯度监区管理、调整减刑假释政策、重视行刑自由裁量权运用等与社会相衔接、以短刑犯改造为重点,提升监狱改造罪犯功能的新建议.     

试论如何完善我国的减刑假释制度

刑事减刑假释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强调,减刑假释制度的完善要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立足现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按照构建和谐社会的总要求,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温暖、方便、公正和高效.本文从审判实践人手,遵循刑罚执行的教育性原则、人道主义原则、区别对待原则和社会化原则,论述如何完善我国的减刑假释制度①.     

论监狱法的修订与刑事执行法律的完善

现行监狱法存在调整范围过窄、名称不科学、法条简约等缺陷,应当从更高的角度思考刑事执行法律制度的完善问题.应将该法律的名称定为刑事执行法,扩大其调整范围,对减刑假释、罪犯劳动、行刑社会化、刑释人员的保护、未成年犯的执行等方面均做出具体规定,建立新的刑事执行法律制度.     

我国现行减刑适用对象探析

减刑作为在刑罚执行中一种有条件的减轻罪犯刑罚的制度,充分体现了我国刑法中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加速罪犯改造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减刑制度本身存在一定的弊端,会使一些主观恶性深、人身危害性大的罪犯通过伪装的良好表现获得减刑,提前重获自由,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不安定因素,使得减刑在鼓励罪犯改造的功能方面将大打折扣.文章试图通过论述修改现行刑法有关减刑适用对象来克服减刑的弊端.     

关于我国刑事责任能力上限的立法思考

刑事责任能力上限,就是指对老年犯罪人不予以处罚或减免处罚的最高年龄极限.由于我国现行刑法没有对刑事责任能力上限作出规定,从而导致立法结构上的不周延.基于此,本文提出刑法总则中应明确规定对老年人犯罪可以从宽处罚,一定程度上限缩刑期.执行中对于老年人的减刑、假释规定更缓和的条件,并在刑事诉讼法上增设对老年犯罪人、犯罪嫌疑人特殊程序保障的规定.     

论我国刑罚执行"轻向变更"制度的完善

刑罚执行“轻向变更”是指对被判监禁刑的犯罪人,在执行中对其所处刑罚及其执行方式作轻于原审判决的变更。与国外类似制度相比,我国刑罚执行轻向变更制度还未臻完善。比较而言,我国应在逐步完善假释、减刑、监外执行制度的基础上,构建以假释为主,减刑和监外执行为辅的刑罚执行轻向变更制度。     

罪犯人权释义

罪犯人权的界定是罪犯人权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对罪犯人权理论上的描述。罪犯人权的本原是指罪犯人权根源于罪犯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揭示了罪犯人权的正当性所在。罪犯人权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研究罪犯人权应当从罪犯的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实有权利上作多形态研究。罪犯人权的特征是罪犯人权区别于其他主体人权的特质,由罪犯作为人权主体的特殊性所决定。罪犯人权的实质在于罪犯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对抗。     

罪犯人格权保护法律制度的构建

罪犯因为实施犯罪行为而受到公权力机关的制裁,被依法剥夺了某些权利,但无可否认他们作为人的身份和价值,因为即使是奴隶也必须被当做目的而非手段加以对待,更何况罪犯只是被刑事处罚的公民,其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应当得到保障。由于罪犯身份的特殊性,其人格权的保护必须在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做出一定限制,不能违背公序良俗;同时,刑事处罚的目的就是惩戒,以此来威慑罪犯,达到减少犯罪的最终结果,所以在保护罪犯人格权时必须坚持惩罚性原则为先;尽管罪犯在监管场所中应该积极主张个人的人格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但必须以监管场所的正常秩序为基础,不得滥用权利,侵害其他主体的人格权,也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造成监管场所的混乱。在对罪犯人格权进行具体保护时,法律应当协调现行立法,加强对罪犯的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以及隐私权等人格权利的规定,对监管人员执法不严,有法不依的现象加强监督,进一步完善检察监督制度,规范监管人员的执法行为。当罪犯人格权受到侵害时,法律应当为其提供明确的、完善的救济措施,既要保证罪犯申诉、控告权的有效实现,也要保证罪犯诉权的有效实现:拓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将罪犯人格权受到监管机关侵害的案件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内;建立巡回审理制度,便于罪犯以民事侵权诉讼的方式维护其人格权。     

对累犯及特定暴力犯罪不适用假释之质疑

对累犯和特定暴力犯罪一律不适用假释不符合我国刑罚的目的,不利于保障犯罪人的人权,违背刑罚个别化的要求,不适应轻刑化和行刑经济的发展趋势,背离世界刑罚的发展潮流。因此,累犯和特定暴力犯罪的罪犯经严格考核,如确已悔改不致再危害社会,就应予假释。     

对我国减刑制度的理性思考

减刑是减轻罪犯原判刑罚的一种刑事奖励制度 ,它在我国的刑罚执行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 ,我国减刑制度在减刑的条件、减刑的撤销、减刑权的归属等方面都暴露了一系列的问题。因此 ,我们很有必要对减刑制度有一个重新的审视 ,以有效地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减刑制度     

论罪犯诉冤制度的建构

罪犯诉冤制度包括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实体方面的内容主要指罪犯诉冤程序启动的实体条件以及罪犯诉冤的补救措施。罪犯诉冤制度的程序是指罪犯诉冤的启动、接受、审查、决定和救济的一系列程序运作过程,可分为内部程序和外部程序两部分。我国罪犯诉冤制度需要在实体规则和一系列内部、外部程序制度以及相关配套措施上进行总体设计。     

论行刑观念之更新

减刑、假释是极为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在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着根据受刑人在服刑期间的表现而减轻其刑罚的制度,尽管其具体称谓和内容不尽一致,假释更是世界各同和地区普遍采用的一项刑罚执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