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事

问古常減租蠲赋六朝五代且然今欲免除苛捐杂税而田赋附加一项去之实杂试言其由唐虞三代之时田为公有大率以十一为赋税之准则上不病国下不伤民所谓天下之一中正也。惟行之既久不能无弊及战国之时而经界不正穀禄不平之弊生然     

民国时期青海田赋附加——营买粮

<正> 田赋作为封建剥削,基本上是一个不变量,但青海所特设的一种田赋名目“营买粮”,却又是一个可变量。马氏家族统治青海时期,田赋畸重,就西北五省来看,平均每亩赋税额(银元)青海为0.542元,甘肃0.079元,陕西0.113元,新疆0.113元,宁夏0.509元,青海高居五省之冠。 一、田赋附加与正赋的比率 为考清营买粮的可变性,首先让我们简略地了解一下各种田赋附加占不变量即田赋正赋的百分比。除去田赋正额外,各级官僚机构运转所需的人力、物力、财力,统统要转嫁到土地耕种者身上,这是一种巨量的剥     

湖南船山学社李课文题(此秋季课题)

经义一,孔恶乡愿孟距杨墨论二,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乱义治事一,问古常减租蠲赋六朝五代且然今欲免除苛捐杂税而田赋附加一项去之实难试言其由二,惠士奇论荒政谓劝富分贫不若劝富开渠筑塘饿者得食抑价不若通商米     

民国时期青海田赋正赋考略

<正> 民国时期是青海田赋税制的发展、演变时期。这一时期,青海地方军政、财赋大权集于马氏集团之手,从马麒、马麟到马步芳,为巩固其封建家族世袭统治,扩充军事势力,曾采取了一些扩田增粮措施,使青海财政收入中占主要成分的田赋征收量不断增加,田赋制度不断演变。关于民国时期青海田赋税制可分正赋和附加等部分,本文只就正赋状况及其特征作一论述和分析。通过对田赋正赋的研究和探讨,窥测这一时期赋税政策及青海社会经济发展和演进的趋势。     

财政视角下的明代田赋折银征收——以《万历会计录》山西田赋资料为中心

16世纪,晚明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发生了以白银货币化为主要内容的变革,万历十年(1582)刊刻的《万历会计录》记录了这一变革的成果。其中田赋征收的起运存留和折银情况,为我们了解明代万历时期及之前的财政结构和演进,探讨财政视角下的田赋折银以及白银货币化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丰富资料。以山西为例,从《万历会计录》可以看出:万历六年山西全省的田赋白银货币化程度已经达到了32%,这与嘉靖之前山西田赋折银的偶发性、随意性相比,显然有了进步。田赋以外,山西对其他各种徭役、商税、杂税也征收银两。此后,随着万历清丈,一条鞭法的普遍推行,白银货币化遂进一步深入,国家财政体系处于转型之中。在全球化开端之时,山西这一趋势,与当时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一致的。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过程是漫长的、艰难的,也是不可阻挡的。     

论近代西北地区的田赋与积弊陋规

近代中国西北地区,无论甘、宁、青、新诸地,其地方军政所费来源,在清季有二:其一为内地国家各关之额拨协饷,二为地方田赋。民国以降,协饷全停,西北地方财政收入,最主要来源唯靠田赋。西北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农业主导地位,决定人民只有靠业农耕田谋生,而政府官吏则更主要依靠田赋维持,“协饷”停解之后就更是如此。于是田赋与田赋俱生之积弊、陋规,虽所来有自,但进入近代以后,在西北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田赋之外,积弊、陋规为祸日烈;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后西北农村社会经济最终全面崩溃,其深刻根源正在于此。由于甘肃的农业土地在西北总量中比例最大,故我们的观察研究权以甘肃实例为主,     

川陕苏区的土地革命

一川陕苏区位于川陕边界的大巴山地区,是在我党领导下,由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一个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在红军到来之前,这一地区原为军阀田颂尧的二十九军的“防区”。在军阀、官僚和地主阶级的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之下,广大劳动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军阀田颂尧是川北地区的土皇帝。他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同时,还大搞“田赋预征”,一年数征,年年“预征”。据吕平登的《四川农邨经济》一书记载:一九三二年,川北的田赋竟预征到了一九七八年。真是骇人听闻! 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压迫剥削也是很残     

清末新政“图强而速患”的悖论——以农民抗捐税斗争为中心

清末十年,伴随清政府新政的日益展开,农民不仅承受极其沉重的捐税负担,而且遭受官绅敲骨吸髓般逼缴和剥削,必然对新政持反对态度,进而接连不断地掀起抗捐税斗争。农民抗捐税斗争对新政造成严重的冲击,大大动摇和瓦解了清朝统治,是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恶性互动的集中体现。进一步考察,则反映出作为清朝图强之举的新政逐步沦为“速乱之导线”,时人所忧惧的“图强而速患”实难避免。     

西夏王朝捐税制探析

本文认为,西夏王朝兴衰的捐税轨迹告诫后世,其捐税制的专制性是不容置疑的。在这种极端不公正、非人道、不自由的专制捐税制下,横征暴敛就是其专制本性的必然逻辑,背离捐税终极目的就成为一切专制捐税制与生俱来的宿命。因此,最终一定会窒息整个社会发展与繁荣的内在动力。直至老的皇权专制及其专制捐税制结束,新一轮的皇权更迭开始。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对苏松地区的减赋和治水

苏州、松江两府夙称东南财赋之区,但是,在封建社会末期的清代,苏松人民被迫向政府交纳苛重的田赋;同时,由于地处太湖之滨的低洼水乡,经常受到水患的威胁。究竟苏松人民怎样在重赋与水患之中生活下去呢?这里着重从封建政府的治水以及田赋减轻两方面加以说明。     

民国时期商会的抗税斗争——以厦门商会为中心(1927-1937)

在目前商会史已有的研究成果当中,在研究地域方面,主要关注的是上海等地的商会,对其他地域商会的研究较少;在研究领域方面,主要是近代商会的起源、性质、组织结构与功能,商会与政府的关系等方面,而对商会的捐税抗争则较少关注.通过分析厦门商会在民国时期的抗税斗争,例如商会捐税抗争的形式、过程、内容和效果,不仅可以从这一角度说明商会与政府之互动关系,也可考察商会在捐税抗争中为发展近代民族经济所起的历史作用.     

略論太平天国的田賦制度

太平天国的田赋大体上沿襲清制,已可肯定,但稅率較低,稅法較优。我在拙作“太平天国制度初探”中曾提出这个問題,不过当时所見資料較少,論証不足。玆再略論之。先將所見太平天国公据和清人記載所記的太平天国田赋赋额制表如下:     

明代田赋变化与经济绩效关系的计量研究

田赋制度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主体,它的发展、变化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具有重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其深入研究。本文主要选取中国古代田赋制度发生重要变化的明代进行分析,运用经济计量方法分别对明代田赋负担变化、田赋负担的区域差异变化以及田赋负担对明代社会主要生产要素人口和土地变化的影响进行考察,以期达到对明代田赋变化与经济绩效关系的定量化认识和理解。     

略论清代甘肃的田赋

所谓田赋,就是封建国家按亩抽收的土地税。在自给自足、以农为本的封建经济中,它是财政收入的大宗。研究地方史,不得不注意到财政,而要研究财政,就不得不注意到田赋。因此,本文就清代甘肃的田赋作一些探讨,以求匡正于地方史研究者。 (一) 清代甘肃的土地,按大类划分有三:一曰民田,二曰屯田,三曰官田。 民田,就是地主、牧主(土司)和自耕农拥有的直接向国家提供赋税的土地。其中包括民赋田、更名田、番地、土司地、监牧地等等。从历史渊源看,民赋田就是田主从明代就承继下来的土地;更名田是清王朝把接受过来的明代藩王田产“给予原佃种之     

北洋时期直隶商会的捐税抗争

北洋时期 ,政府和直隶地方当局的杂捐苛税、肆意摊派 ,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 ,使直隶地区哀鸿遍野 ,众商疲累。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直隶商会同广大商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捐税抗争。北洋时期直隶商会的捐税抗争与清末相比 ,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1927-1937年湖北田赋问题述论

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了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北田赋问题田赋在本期湖北地方财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由田赋正附税及额外的浮收和摊派所构成的本期湖北农民田赋负担,已远远超过了广大农民的承受力;田赋征收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反映出政府与农民间仍然难以建立起比较直接的亲和关系,而是被乡绅、册书等农村传统势力阻隔在两端;湖北省政府整理田赋的种种努力基本上归于失败,这一方面反映出政府行政能力的低下,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村传统势力仍然是一支足以阻碍中国农村现代化步履的力量.     

明代洪武时期内库财政收支的特点及影响

洪武时期,内库财政收入特点有三:1.内库中制度性的常规田赋岁入不多,非常规、无定额的田赋改折在内库收入中占据重要份额;2.纸钞在内库收入中占据重要份额,其主要来源有田赋改折、商业税收及宝钞提举司岁造之数;3.商业税收收入对洪武时期内库财政而言意义巨大.内库财政支出特点亦有三:1.纸钞在其各项支出中占据重要地位;2.各项公共开支在内库财政支出中占据重要份额;3.赏赐是洪武时期内库极为重要的一项财政支出.内库收支的这些特点分别对洪武乃至其后的明代历史和财政产生了巨大影响.     

“因事立名”与“就需设项”：晚清广东的田赋征课

田赋是国家和行省赖以行政的基础,晚清时期各省田赋征收款目各有区别,广东田赋征税科目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科目设置和变化反映出该省财政需求、军政变迁和新政改革的运作轨迹。田赋征缴“因事立名”与“就需设项”是该省征税科目变化中的两项重要特征,各大类科目征额和税率差异明显,相当程度上体现出晚清行省税政嬗递的一面,这种变化为今人理解晚清“省税”提供了一个直观的截图。     

论旧中国的公债发行及其经济影响

<正> 旧中国灭亡了,新中国长大了。但新中国是在旧中国的废墟上产生的,要认识新中国的一切,对旧中国的研究,仍然是有其必要的。旧中国是一个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旧中国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也很突出的表现在它的财政制度上。反动统治阶级对于中国广大人民的剥削,除了横征暴敛的苛捐杂税以外,滥发公债和通货膨胀是旧中国军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搜括掠夺的重要方法之一。同时,这也是对劳动人民一种最     

清代州县的独立财政与地方社会

在清代,由于行政经费的匮乏,在州县一级始终存在着一种由州县官所支配的独立财政。它的存在弥补了州县行政经费的不足,也有利于州县官履行自己的职责,因而清廷对此由痛诋转为默认。但州县独立财政毕竟是一种税外之税,加重了百姓负担。清代田赋税率名义上较低,但实际负担远远高于百姓的承受能力。清廷徒拥轻徭薄赋之虚名,不肯正视财政问题,听任非正式财政正式化,显示了清代财政体制的病态和因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