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地支纪日补例

甲骨文中以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配成的六十甲子来纪日。有时 ,也单用天干来纪日 ,但很少单用地支纪日的 ,常玉芝《殷商历法研究》第一次对地支纪日的例句作出了详细分析 ,但该书还存在一定的遗漏。本文对《甲骨文合集》等 6种著录书中所收的 6 6 0 0 0多片甲骨刻辞作了穷尽性的调查 ,对地支纪日进行了一些补充说明     

记商玉版甲子表

商玉版甲子表,前此四十余年出土于殷墟,为天津徐濠園所得。徐氏虽知古玉之有文字者不易得,然不知其为何物也。曾持赠精拓墨本,请我鉴定。辨其文字,乃“庚寅辛”三字。当告之曰,此为商代甲子表,极可宝贵之文物也。 按玉版上之“寅辛”二字完正,“庚”字上半残阙。用商代骨尺测之,“寅”字长一寸半弱,“辛”字长一寸强。如此大字,一方玉版必难容纳六十甲子之一百廿字;揆之以理,六十甲子当分别列于六版,每版二行,每行十字。此版“辛”字下缺“卯”字,“庚寅、辛卯”属第三版之第二行。以此残片度之,玉版原大约长二十六厘米上下、宽六厘米左右。     

初唐诗杂考(二十七)

“周三甲子旦”历日考《全唐诗》卷九十六沈桂期《奉和洛阳玩雪应制》一诗首句：“周王甲子旦。”连波、查洪德的《沈桂期诗集校注》说：“周王，指周武王。”又引了《北堂书钦》引《太公金医》中甲子平旦，四海之神与河伯两师受命武王之事。此注误。如按此注，则不知此与本诗有何关系。其实，“周三甲子旦”一句既点明此诗的写作时间，又有其政治内涵。“周王”，当指武后。既称周王，说明是在武后称帝的天授元年之后。《通鉴·则天后天授元年》载：“壬午，御则天楼，赦天下，以唐为周，改元。乙酉，上尊号日圣神皇帝—……丙戌，立武氏七…     

古文字笔记三则

一《尚书·费誓》:“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复之,我商赉汝。”旧注均谓“商”字应作“计量”解释,《辞源》(修订本)亦如是作。今按:“赏”字金文通作“商”,《彦鼎》:“尹商彦具三朋。”尹、彦,人名。《庚壶》:“商之以玉。”商、赏上古同隶阳部书纽为双声叠韵字。“我商赉汝”之“商”应读为“赏”,犹今语之“我赏赐你。”     

重评西汉的经济政策

通常都说西汉“重农抑商”。笔者认为,“抑商”之说与史实不合,“重农”之义亦当进一步研究。本文意在重新讨论西汉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商业政策,评论其是非得失及其在历史上的影响。一以为西汉建国伊始即实行抑商者,主要根据为《史记·平准书》及《汉书·食货志下》(以下简称《汉志》)皆有“重租税以困辱之”的说法。其具体规定是:商贾及其子孙     

从"牝鸡之晨"看"商妇"

“牝鸡之晨”一词始于《尚书》中的《牧誓》 ,是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重要的依据之一。“牝鸡之晨”针对的是商王朝存在“帚 (妇 )”这样一个阶层 ,她们人数众多 ,有特殊的身份和地位 ,在商王朝起着重要的作用。文章称商王朝的“帚 (妇 )”为“商妇”。     

“法、术、权、势”结合的学说不是法家韩非首创

长期以来,在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中流行一种说法:战国末法家学者韩非在其论著中,集先秦法家学说之大成。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确切。第一,韩非集先秦法家学说之大成并不错,但上述流行的说法漏掉了承继田齐法家学派。韩非熟读“商、管之法”。韩非写道:“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所谓“商、管之法”,《商》指秦商鞅派法家著作《商君书》,《管》指因齐法家学派著作《管子》。《管子》战国原本确系齐法家著作。韩非所谓“商、管之法”的《管子》书,是指战国中期编著于田齐稷下学宫的《管子》原本,非指西汉时刘向改编《管子》的改编本(亦即流传至今的今本)。《管子》战国     

“大封”小议

刘琳《华阳国志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征引博洽,校释精核,读后获益甚多。但间亦有可商之处。此举一例:旧版《华阳国志·南中志附交州》内云:“初,晋武帝以[杨]稷为交州刺史,大封半道,稷城陷,或传降故不录。”《校注》校点为:“初,晋武帝以[杨]稷为交州刺史,大封;半道,稷城陷,或传降,故不录。”(见第465页)校点上之差异反映理解上之不同。余以为《校注》将旧版《华阳国志》中之“大封半道”四字,用分号中断,实为未当。究其原因,则在对“大封”二字之理解上。愚谓此处之“大封”,非“大封功臣”之概述,实乃“大封诏书”之简称,故非动词,而是名词。按《三国志·魏书·吕布传》注引《英雄记》云:张扬受李傕、郭汜购募,共图布。杨“外许汜、傕,内实保护布。汜、傕患之,更下大封诏书,以布为     

历史教学中的年月日代称

历史上主要用“干支纪年”。即用“天干”和“地支”各一字相配，来代称某年。天干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字；地支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字。历法家们把这两组字依序从到尾交替搭配一次共得六十个序数。因此，用这种方法纪年一周（轮）六十年，六十年后又从头开始，即：“甲子、乙丑……癸亥、甲子、乙丑……”，俗称六十花甲子。例如：1894年发生中日大战，这年是旧历甲午年，因而把这场战争称为“甲午战争”。又如：称1911年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称为“辛亥革命”，是因为这年是旧…     

《三国志》标点商榷一则

由中华书局校点出版之《三国志·蜀书·邓芝传》云:芝使吴,孙权与诸葛亮书曰“丁玄掞张,阴化不尽;和合二国,唯有邓芝”。按:丁厷、阴化皆人名。裴松之注“丁玄掞张”云:“孙权盖谓丁厷之言多浮艳也”。丁厷为人名无疑,于是标点者乃于“丁厷”二字侧标以人名符号,“阴化”二字侧则无。疑标点者于“阴化不尽”句,未得其解。其实,阴化亦人名。《蜀书·蒋琬传》云:建兴元年,“丞相亮开府,辟琬为东曹掾。举茂才,琬固让刘邕、阴化、庞延、廖淳”可证。丁厷、阴化盖皆蜀臣,曾早于邓芝先后出使东吴者。审权语,于蜀使中特赏识邓芝。“丁厷掞张,阴化不尽”云者,盖谓丁厷言多浮艳,失之夸;阴化言有不尽,失之蓄,惟邓芝诚(?)可取也。以今日言之,则孙权以为丁厷夸夸其谈,华而不实;阴化小心翼翼,欲言又止,惟邓芝开诚布公,直言无隐也。今按《邓芝传》云,芝使吴与权语,权谓芝曰“君之诚(?),乃当尔邪!”即是其证。     

商代的纪日法

商代主要是用60个干支纪日,有时也用单个天干字或地支字纪日,使用地支字纪日比较少。单用天干字或地支字纪日是一种特殊的纪日方式。先祖日如＂上甲日＂、＂大乙日＂等是祭祀该先祖的日子,周祭中的五种祀典是祭祀该先祖的典礼仪式,都不能用以纪日。     

甲午“息借商款”述略

光绪二十年(1894),清政府以“息借商款”的名义,在国内向绅商募借资金。此次“息借商款”与洋务运动时期吸收商股创办“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企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由政府出面以类似公债形式在民间筹措款项,虽然它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行的公债尚有很大区别,并与四年后同样是由清政府发行的“昭信股票”(名为股票,实际是公债)也有所不同,但在某种意义上仍可看作是中国历史上发行公债之嚆矢。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政府向民间募债称得上是一种新事物。如《民国财政史》作者贾士毅所说:“我国古时,以负债为病,周赧之台,良史垂戒”。封建社会中,作为政权象征的     

简狄姐妹是两人还是三人? ——<玄鸟生商》神话中的一个同题

“玄鸟生商”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神话。关于此神话的原始记述,在《诗经·商颂·玄鸟》内,仅寥寥几句:“天命玄乌,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后来古籍衍述这个神话故事,日渐繁复,遂生歧义。《吕氏春秋·音初》谓:“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嗌嗌。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     

“日隹丙申”解

《宝鸡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刊登了拙作《〈石鼓文〉制作年代考》,其文中就“日隹丙申”作了如下阐述:“‘日’通‘时’,‘日佳丙申’当为‘时唯丙申’,这里的记时应以年来计算,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天(另有详证)”。故在此就“日佳丙申”的理解冗叙于下,就教方家。“隹”即“唯”为金文习语,不再冗述。在此要叙述的是:“日”通“时”,时以年计,这一特定理解的原由。凡研究甲骨文、金文的学者均熟知,商代、西商,最早追溯至夏使用干支,主要用以纪日。据此,“日隹丙申”当为记日,过去研究《石鼓文》者均理解为纪日,余为什么在此要理解为“日”…     

《左传》杨注商兑(三)

先君之败德,及可数乎？（僖15 P365）杨注：杜注“先君败德非筮数所生”,乃得其意。洪亮吉诂云“及可数乎,犹言数可及乎, 盖倒字法也”,乃得其解。顾炎武《补正》云“解以数为象数之数,恐非。言先君之败德 , 及今言之,岂可悉数乎？”以“及今言之”解及,增字为训,既可商,而解数为计算,于文 义虽可通,但与上文物、象、滋、数之意毫无联系,断为两橛,恐非传旨,至《释文》以“ 先君之败德及”为句,俞 《平议》从而为之辞,谓“韩简之意,谓先君之败德 矣,不可 胜数也”云云,尤不近理。按：诸家解“及”,皆非。徐仁甫《广释…     

武王在位有四年说

现存有关周武王死事迹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金膝》,篇文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于是周公作坛,告于大王、王季、文王,欲以身代武王,占卜得吉,“王翌日乃廖”。接着篇文又说：“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云云。据此,武王在“既克商二年”曾经患病,周公祈告之后,次日即已痊可。至于武王丧于哪一年,篇文并无明确叙述。 《史记·封禅书》：“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即本于《金滕》,而将武王之丧坐实在“有疾弗豫”的同一年。 “既克商二年”是哪一年呢？《尚书 诂》说：“此篇在克商二年,据《史记》…     

市井得名考

“市井”一词现在仍多有用及,诸如“市井小人”、“市井气”、“市井无赖”等,不一而足。按其最初的用法,市井当指卖买货物的场所。如《国语》有“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①之说,《汉书》有“商相与语财利于市井”②之句,《史记》也有“政乃市井...     

略论甲骨文“自上甲六示”的庙号以及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

甲骨文祀典中习见“自上甲六示”之贞,六示指先公中最后的上甲报乙报丙报丁(以下简称三报)示壬示癸言之。王国维谓:“疑商人以日为名号,乃成汤以后之事,其先世诸公生卒之日,至汤有天下后定祀典名号时已不可知,乃即用十日之次序以追名之,故先公之次乃适与十日之次同,否则不应如此巧合也。”(《殷     

商代文明略考

宫为端同志的《商代原始社会考》(载《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以下简称《商》文)一文,“通过对一些考古资料的认真推敲”,“发现商代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原始社会野蛮中级阶段,根本没有进入奴隶制社会”。笔者认为,《商》文在引用和分析考古资料时,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以至影响到作为文章题目的“商代原始社会考”这个结论的成立。商代考古资料极为丰富,这里只是以《商》文引用和分析的考古资料为线索,作些简略的考辨。     

酒与殷商文化

商人亡国于酗酒,这似乎已成了历史的定论。周人在灭商之后,对此殷鉴尤其深信不疑。周王朝初建之际,竟把根绝商人的酗酒恶习作为建国方略的重要内容之一,保存至今的周初重要文献《酒诰》,就是对这一历史情况的最好说明。 据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卫康叔世家》中讲,《酒诰》颁布的背景是“周公旦惧康叔齿少,……告以纣之所以亡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妇人是用,故纣之乱自此始。……故谓之康诰、酒诰、梓材以命之。”从《酒诰》内容看,司马迁的说法是可信的。文中实际是周公借助成王的名义,在过去商王朝的统治中心“妹邦”,有针对性地颁布的一份重要的政治文告,这份文告既是讲给周人听的,更是讲给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