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南朝村的渊源问题

“村”的出现是魏晋南朝时期地方结构的一大特色。村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与历史上多元的自然聚落演变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又有具体的时代因素。南朝的村形制各异,规模非一,与其来源形式的多元化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美岱召泰和门石匾铭文考释

位于呼和浩特以西大青山南麓的美岱召(灵觉寺)曾是16世纪阿勒坦汗及其子孙所统领的蒙古土默特万户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美岱召现存的蒙古土默特万户的文字史料只有丙午年(明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镶嵌在泰和门门额上的石匾铭文,是中外学者探讨和研究蒙古土默特历史的重要实证。由于铭文中所记录的人物关系和事件距今已有400年,又缺乏其它文字史     

侗族聚落空间形态演变的生态因素及其影响

通过对侗族聚落空间形态演变趋势的分析,研究侗族聚落空间形态演变的生态因素及生态影响。研究表明：侗族总人口的快速增长及其结构的多样性使得民居建筑在数量、形态和功能需求上产生变化;物质流和信息流的变化使得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改变,由此导致聚落空间形态的演变。而聚落空间形态的演变对民居的生态系统影响则表现在自然生态系统的失衡危险和对民居社会生态系统中＂款＂组织形态这一核心因子的破坏。二者之间有着互为因果的密切关系。     

传统堡寨聚落形成演变的社会文化渊源——以晋陕、闽赣地区为例

民居聚落是中国传统建筑中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一种。在不同地区、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出异彩纷呈的形式。所研究的堡寨聚落就是这诸多形式中,兼具居住与防御功能的堡寨型聚落。地处黄河流域的晋陕地区,在君权统治和儒家思想的共同作用下,发展了表现尊卑、主次、内外的君统聚落。而地处东南沿海的闽赣客家,虽同属汉文化的后代,却在宗族统治和慎终追远的思想作用下,在特定的人文环境,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其不同于晋陕聚落的实用、平等、内聚的独特宗统聚落。通过对同源文化、不同地域堡寨聚落发展演变过程的比较剖析,揭示社会文化对堡寨聚落形成演变的影响。     

聚落与家屋——桂东北苗族山村聚落形态与社会结群的变迁

西南山地民族因家屋形式与社会结群方式的特殊性,聚落形态需从聚落与家屋两个层面共同考察。本文以一个桂东北苗族山村为例,梳理了18世纪至今家屋规模及其组团方式的变迁,以国家政策变更划分了聚落演变的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清末民国、1950—1970年代和1980年代至今。在这三个时期内,由于土地制度、基层社会管理和仪式规范的差异,聚落形态和社会结群方式经历了从大家屋的家门聚落、庙宇祭祀到小家屋的姓氏杂处、宗谱编纂的变化。这一案例研究一方面回应了列维-斯特劳斯关于以家屋为控产机构的论述,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仪式变迁在社会结群功能中的灵活性。国家治理方式对于物质空间(土地、建筑等)与非物质文化(祭祀、编谱等)的影响力明显不同,因此以聚落考古学的整合视角来综合考察两者,成为重建社会历史的有效手段。     

西南民族聚落的基本特性探微

文章认为，西南民族聚落由于受到特殊的自然、历史与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制约，有着多种多样的典型形态和次生形态；同时，在聚落内部的组织、交往及经济活动中，还具有着集群聚居的血缘性，自我保护的防御性，社会组织发展的低层次性，社会关系调节的礼俗性，聚落交往关系的封闭性与互助性，经济活动方式的单一性及资源获取的自给性等诸多基本的特性     

聚落考古与城市起源研究

聚落考古是20世纪中叶兴起的一项全新探索,它的潜力在于能够根据人类栖居形态的特点和变化来观察社会结构的特点与演变的轨迹。因此,从狩猎采集的游群向国家的演进,可以从社群栖居方式的变化来了解社会结构的发展。在文明和早期国家起源研究中,城市的出现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被广大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关注。但是由于文献记载的局限,早期城市的发展往往需要靠考古学来了解。而聚落形态研究就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观察人类社会如何从自治村落向集中城市发展的过程。从当今国际学界研究的视野和成果,结合中国案例的探讨来介绍这个研究领域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可以为我们的聚落形态和城市起源研究提供一个世界性的参照。     

城市化与乡村聚落的空间过程——开埠后上海东北部地区聚落变迁

通过对1843—1949年上海市闸北、虹口、杨浦三区,即上海东北部地区聚落的时空变化过程进行个案研究,作者指出由于受到上海开埠后租界地区城市化以及新交通线路形成的影响,上海东北部地区的乡村聚落空间结构呈现出以租界城市建成区为中心的圈层构造:南部地带由自然村落、集市——市区演化;中部地带经历了自然村落数量迅速增长,之后再由村落、集市——城乡过渡带——市区转变;外围地带则表现为自然村落增多以及部分地区演化为城乡过渡带。简言之,上海地区的聚落空间结构在开埠后经历了由传统的以商业市镇为节点的网络结构,向以城市建成区为中心的圈层结构转化的历史过程。     

历史地理学的由来和发展——谭其骧教授和他领导的历史地理研究室的学术成就和特点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演变及其规律的学科。就其研究对象来说,它属于地理学的范畴,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就其研究对象的时间及其以历史文献为依据的特点而言,则又与历史学有密切的关系。它是在两个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学科。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大体可分为: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区域历史地理、历史地图等几大门类。举凡历史时期气候、植被、地貌、海岸、河流、土壤、沙漠等自然因素的变迁,疆域政区的变化、民族的迁移和人口与物产的分布,以及城市、集镇等聚落的兴衰、交通路线的开辟、文化区域的形成和各个区域的开发过程等研究成果,都属于它的研究范围。它对于今天改造自然,发展经济以及充实地学基础理论和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原始聚落与公共权力的生成

原始聚落是进入农业社会之后的基本社会组织形态,也是公共权力的萌发之地.公共权力缘于公共事务的管理,在距今七八千年左右,与稳定的聚落形态出现的同时,聚落内的公共事务与公共权力也告出现.距今五六千年前左右,聚落形态走向成熟,聚落的内部结构与功能都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聚落内的社会组合也日益清晰、复杂,无论是聚落的内部组织结构,还是人员的分工与社会分层;无论是个人意识、贫富分化,还是公共权力,都日益凸现.随着聚落内部的分层与管理者的出现,聚落权力的继承或许也已出现;而且随着聚落内部公共事务的增加以及管理范围的扩大,聚落共同体的功能与聚落权力也处在不断的强化之中.     

长江流域住区的形成与发展

长江流域住区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上古时代的巢居与穴居阶段。此时的居住方式基本上是流动的,故有所谓"行国"之说。(2)起始于新石器时代而传承不息的乡村聚落阶段。遍布长江两岸大江南北的乡村聚落,具有"寄情山水,亲近自然"的特点。(3)起自奴隶社会而不断发展的城市住区阶段。城市是文明人类的自然生息地,长江流域城市起源早、发展快,近代以来城市数量已占全国城市总数的40%以上。     

安顺屯堡聚落的地方性解读-以云山屯堡为例

面对全球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现代性的融合与入侵,如何保护与延续地方性已成为传统聚落重要的研究议题。借鉴人文地理学的“四层一体”分析方法,对时空演变中的安顺云山屯堡聚落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进行深入分析,并从地方景观、地方文本、地方符号及地方感等维度对屯堡聚落的地方性进行全面解读。可发现,屯堡聚落在漫长的发展演进历程中,以文化资源为基础的旅游四层一体结构逐渐取代最初因地理区位、自然地形、交通优势形成的军事、商贸四层一体结构,屯堡聚落的地方性则表现出时空的延续性、叠合性与累积性。     

英语习语的审美特征

习语是语言发展的结晶,浓缩了语言的精华,体现了语言的演变及历史与文化发展。英语习语具有音韵美、形象美、修辞美、文化美、意境美等审美属性。     

乡土景观的文化溯源——浅析德夯苗寨聚落景观设计

乡村聚落景观由于所处的自然生态、风俗习惯、社会环境等作用,形成独具特色的乡村聚落景观选址理念、空间布局方法和景观空间形态。本文运用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理论和列维-斯特劳斯的文化结构理论对湘西德夯苗寨聚落景观设计中的"文化层"逐层探源溯流,对苗寨聚落景观设计"表层结构"中蕴藏的文化内涵(集体记忆认同)进行深度挖掘与阐释,指出德夯苗寨聚落景观设计的文化特质即是创造了天人合一、自然和谐、人神共居的聚落景观空间形态,构筑了有利于子孙后代生存繁衍的聚落景观文化空间,处处体现着和谐的乡土景观设计理念。     

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性

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与西方的先锋文学运动是同时产生于二十世纪早期的激进文学运动,两者之间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激进的政治批判态度、颠覆传统文化的决绝立场、语言的求新求变的探索以及对唯美主义文艺观的批判。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先锋性因素,是为了更好地把握20世纪文学在古今演变的过程中如何“变”的两种形态一种是依循了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自然演变的文学主流;一种是以超前的社会理想和激进的断裂态度实行激变的先锋运动,两者的关系构成了中国20世纪文学古今演变的发展历史。     

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聚落考古初步研究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峡江地区早期人类聚居地表现出面积较小、延续使用时间较短、受洪水破坏严重等特点,在此开展聚落考古研究的难度较大.随着三峡工程的开展,考古发现材料不断丰富,笔者拟对该区域夏商周时期的聚落考古研究作一初步尝试.主要选取官庄坪、何光嘴、庙坪、中坝和双堰塘等几处典型遗址进行个案分析,通过研究单个遗址的平面布局和历史演变,来管窥峡江地区夏商周时期的聚落发展和演变情况.     

双屿港地望考

曾辉煌一时的双屿港虽早已泯灭于环境的自然演变和人为干扰,但其历史渊源、发展动因以及港口形态却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长期以来,由于缺乏能够验证分析结果的实物证据而使双屿港港址研究工作处于纠结。如果能够更多关注环境变化以及环境变化过程中遗留的历史痕迹,或许对解开双屿港之谜能够起到积极作用。     

中国建筑考古二十年（1979－1999）述评

本文通过聚落考古学的思想与方法对中国古代自史前至宋元时期的建筑聚落遗址予以整体观照与概述,并以此说明华夏民族的文明发展历程是一个不同于西方断裂性文明的连续性与多元性并融的文明.面对现代建筑导致人情失却、形态单一、生态失衡的现状,其生生不息的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意念可为世人提供有价值意义的历史参照.     

广东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广东省91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为研究对象,利用空间核密度、最邻近指数等空间分析方法研究其空间分异特征,并分析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广东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集中分布于珠三角与粤东,珠三角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呈点状集聚性出现,数量占总数53.85%,粤东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主要分布在潮汕地区,粤北和粤西分布较为分散。最邻近指数R为1.059 4,显示广东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空间分布状态为均匀型。广东省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空间分异特征和文化特色是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社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自然地理因素特别是地形地貌是名镇名村空间分布特征形成的“基石”,对其文化特色(如聚落形成原因、居民习俗等)也具有一定影响;人文社会因素(包括GDP水平、交通通达性等)是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发展的驱动因素。有别于我国西南、西北等地,广东省经济发展对于名镇名村发展具有反哺和促进作用,这与其形成发展模式有关。     

越南岱族家庭——传统与变革

岱族是越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岱族家庭传统的婚姻制度、家庭形态、规模及结构、家庭成员的地位和作用、家庭劳动分工、家庭中的人际关系都深受父权家长制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然而随着革新开放政策的推进,经济体制的转变,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越南岱族家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革,这些变革给岱人的家庭生活带来了既有积极也有消极的影响,但是仍不丧失岱族家庭的民族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