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领域中的人性——经济人假设评析

经济人假设中对理性的理解拓宽了政治学的理性概念 ,为分析人的行为和制度分析提供了一致的基础。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均对经济人假设提出批评 ,自利和理性并非人的永恒本性 ,也不应把人的一切行为都归结为趋利避害 ,人的理性能力也是有限的。政治学家则认为与经济活动相比 ,政治活动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人的政治行为难以全部理性化。     

马克思经济学关于人性假设的现实意义

通过分析非马克思主义人性假设的典型代表———经济人技术工具的特点,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性假设中人是社会的人、道德的人的特点,同时指出了经济人假设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困境,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性假设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以及指导实践中的现实意义。     

“经济人”假设的争论:本源与超越

"经济人假设"争论的本源在于人类行为动机和行为模式的多样性。"经济人"假设虽然符合了客观现实的唯一性,却否定了客观现实的多样性。它只是代表了个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较为普遍的经济理性,未能代表人的本质,从而不能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解释人的经济行为。"经济人"的"自利""利己"是争论的第一个焦点,核心问题指向经济研究是否应该将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确定为"利己"。现实中的"利己"与"利他"共存表明将"自利"作为唯一动机进行经济研究忽略了其他动机对人经济行为的影响。"理性"是第二个焦点,核心命题在于将"理性经济人"的"最大化行为"作为经济活动主体普遍行为模式是否合适。事实上,利益的最大化目的与利益最大化行为存在矛盾。由此,超越"经济人假设"需要以人的本质作为经济研究的逻辑出发点。经济研究中的人是在特定经济关系中不断进行"直观自我"的个人,是从他人和客观世界的交互运动中通过"直观自我"而不断发展的人。从人的本质出发,超越"经济人假设",需要从实践中确认"人的动机和人的选择理性"的能动性根源,即确认人的实践行为。行为的选择由社会对象化的结果与个人社会化的相互作用所决定,而非经济利益最大化。     

论中西管理思想的人性假设

人性与管理密不可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以性善论和性恶论为代表 ,现代西方管理思想以“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假设为代表。本文认为 ,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人性观为指导 ,融合中西管理人性的合理成分 ,才能建立完整科学的人性管理理论     

几种人性假设的哲学反思

人类思想史上关于人性的理论层出不穷,但真正在现实世界中产生重大影响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却并不是那些纯粹的人性形上学,而是一些具体学科中关于人性的假设。它们主要是“经济人”“、政治人”、“道德人”、社会人”和“文化人”这五种人性假设。这五种人性假设在具有特定的合理性和较强的针对性的同时具有理论上的片面性和边缘性以及实践中的误导性与偏差性,因此必须对它们进行哲学反思。     

经济人假设:发展线索及科学性分析

本文分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说所经历的三次抽象或三个发展阶段,指出经济人范式是经济学家处理问题所共同遵循的基本方法、原理和逻辑。本文还给出了经济人范式的定义,论证了经济人假设的合理性、科学性及对我国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现实意义。     

"理性经济人"假设与新制度经济学

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在很长时间里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经典假设之一.而新制度经济学在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分析问题的同时对这种假设做了批判与重新界定,使经济理论对人的研究更接近于现实的人,同时也对制度如何更好地安排从而更符合理性人的要求提出了建议.     

“理性经济人”假设与新制度经济学

自从亚当·斯密以来,“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在很长时间里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经典假设之一。而新制度经济学在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分析问题的同时对这种假设做了批判与重新界定，使经济理论对人的研究更接近于现实的人，同时也对制度如何更好地安排从而更符合理性人的要求提出了建议。     

综合人假设:人性假设理论的新阶段

人性假设是经济激励和管理机制设计的基础.在深入考察不同阶段人性假设理论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精髓,发展出了综合人假设理论.综合人假设考虑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归纳了物质生活需求、精神生活需求、社会交住需求、理想信仰需求、当家作主需求、成就事业需求,在抓住了基础性和普遍性的同时,揭示了人性的深层属性.综合人假设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思想道德体系建设、大众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等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论经济人假设在经济研究中的合理性

经济人假设虽然受到许多批评,但却是经济研究应该坚持的正确方法。经济人假设的自利行为与大量事实基本相苻,同时也是完全正当的。针对经济人假设的形式化表达,西蒙的意见与其说是批评,还不如说是补充;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批评本身包含很大的问题。经济人假设的基本思路是降低对人的行为的要求,而提高对制度的要求。     

循环经济的价值回归——生态理性经济人假设

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对人性和社会价值关怀的缺失使得"理性经济人"预设因然而生,然而"理性经济人"假设仍然存在理念上的不足.理性经济人在促进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在日益破坏着愈发严重的自然生态关系.生态危机便是"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后果.克服当代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困境.必须以"生态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点.循环经济作为本质上的生态经济是"生态理性经济人"的活动."生态理性经济人假设"是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的逻辑起点.     

人性假设与公司治理:“治理人”假设的提出

本文分别对"经济人"假设与"契约人"假设之下的公司治理进行解析,发现"经济人"假设及"契约人"假设均无法完整解构公司治理问题。据此,本文提出"治理人"假设,强调自利本性与权责利契约对"治理人"约束以及道德自律与制衡利益冲突对公司治理的重要性。本文基于分析指出,在"治理人"假设之下,企业的使命在于为社会提供有益的产品与服务,并保证其所创造经济价值的公平分配,公司治理的目标则在于实现企业复杂系统的整体协同效应,个中强调道德自律及其对信任特殊资源交换有效性的促进作用。     

对中国古代"自利人"描述和西方"经济人"假设的比较分析

中国先秦时期,思想家们对"自利人"的描述达到了很高的理论水平,但这并没有导致市场经济的自发扩展."自利人"假设和集权专制的政治体制可以、也曾经结合过.较之于西方的"经济人"假设,先秦时期的"自利人"描述在理论内涵上是有缺陷的;承认人都具有求利的本性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只有具备了其他现代意识和社会机制,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建立和发展起来.     

从自利假设到社会财富的增加

如果经济学理论当中存在公理的话 ,当首推斯密的“经济人”假设 ,即自利假设。经济科学发展到今天 ,仍然没有能够抛弃自利的假定 ;经济实践的发展过程中 ,自利假定不仅引发了对财富变化的思考 ,而且对产权制度的安排亦颇多启发。当基于自利的财富变化不能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时 ,制度的革新就成为必然     

自利、利他与经济学理性的层次

自利最大化长期以来构成主流经济学理性概念的核心,如此则排除了利他行为的经济学意义。但人类行为是复杂多样的,大量非自利行为的存在对以自利最大化为核心的经济学理性概念形成挑战,迫使经济学重新审视理性。经济学家试图增强理性概念的解释力,一种流行的方式是通过效用函数的转换把利他行为整合进利己模式,宣称利他统一于利己。这种方式其实是逻辑上的同义反复,不能解决问题。走出困境的出路是从理性的形成入手,用理性统一利己与利他。经济学理性根植于特定社会的规则系统,是历史演进的产物,从属于具体的思维传统。理性内化了社会规约,根据内化程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以自利最大化为中心的工具理性可以作为一个特例包含在本文的理性模型中。     

“经济人”理性假设的误区及其修正

“经济人”假设的核心前提是理性假设.这一源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理性观存在着致命的缺陷:片面性与极端化,因为它割裂了真正人类理性的完整性与辩证法因素,强调个体理性,忽视与之相关的社会理性;钟情于自利理性,迷信通过对自利的追求,能促进公共利益、自动实现社会理性;只关注经济理性,忘记了人的终极目标——价值理性的追求;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笼罩下,强化人与自然的分离,造成人类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对立.中国传统的辩证理性观,如“天人合一”、“社会和合”、“义利合一”等,可以为深陷困境的“经济人”假设解套,使之从片面的理性困惑中解脱出来.     

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思考

企业作为“理性经济人”,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还充当了保障和提升社会公益的角色。而在不完全市场下,社会责任也是企业必然出现的一个“外部性”问题。因此,必须有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不进行管制,推进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     

政治学基本人性假设的再探讨——论"政治理性人"的基本逻辑

政治领域中政治人的人性假设不仅应成为政治学方法论的基本前提,而且应构成政治学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独树一帜的基本依据。本文在与"经济人"的比较中,挖掘与建构"政治理性人"的人性假设。政治理性人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基于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在三元利益的激励下,追求、夺取并运用权力,来实现特定的利益权威性分配以满足特定利益需求,从而实现权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这一基本逻辑链外在体现为:双重需求激励—追求权力—三元利益互动—运用权力—政治行为。     

人性假设与人类社会的管理之道

回顾历史上各种划时代的人性假设 ,探索人类社会的管理之“道”———包括“道路”即人类管理所经历的过程 ,以及“道理”即人类管理所秉持的理念———对于提高人类管理活动的自觉性 ,促进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人”、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卡西尔的“文化人”假设 ,作为划分不同管理时代的标志 ,从而揭示了古代社会的政治管理、现代社会的经济管理以及即将到来的知识社会的管理活动的人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