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的民族性特色

《伍子胥》是冯至创作的历史故事小说,作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继承和借鉴,并且吸纳了西方文化现代性的因素。本文回顾了作品的形成过程,并通过分析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来论述《伍子胥》的民族性特色。     

《伍子胥》的民族性特色

<伍子胥>是冯至创作的历史故事小说,作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继承和借鉴,并且吸纳了西方文化现代性的因素.本文回顾了作品的形成过程,并通过分析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来论述<伍子胥>的民族性特色.     

《涉江》的"伍子"为"伍子胥"无误辨

不论从横的层面看,还是从纵的角度说,《涉江》中的“伍子”都只能是“伍子胥”而断不会是伍奢,即王逸之说确然无误。另外,《惜往日》与《悲回风》说到“子胥”这对证《涉江》的“伍子”为“伍子胥”有意义,而对证明其所自出的作品是否屈原作无价值。     

由正史到杂史——伍子胥复仇故事在史传系统中的流变

伍子胥复仇故事由正史到民间传说,由史传文学到戏曲、小说,在不同的文体和文学系统中不断得以演绎和完善。对《左传》、《史记》、《吴越春秋》中伍子胥复仇故事的情节和人物形象进行梳理,并结合当时社会盛行的时代意识和时代精神,可勾勒出伍子胥由正史到杂史以及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流变。这种动态的变化,使人们对伍子胥形象不断有了新的认识,从中也可发现后世优秀文学作品从正史和杂史中受到的启发。     

冯梦龙的历史小说理论与创作

本文提出冯梦龙的《新列国志》不是根据余邵鱼的《列国志传》增补而成,而是冯梦龙的独立创作。冯梦龙创作《新列国志》带有总结历史经验的动机,小说结构有其独到之处。在创作中形成了他对历史小说的基本认识,要求历史小说创作要严守史实,对历史小说和故事小说应该区别对待。     

伍子胥事迹的新发现──《天问》“荆勋”“勋阖”破译

按古来的说法，伍子胥名员字子胥。《史记·伍子胥列传》：“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员。”古人的名与字恒相关涉，或同义，或反义，或义相关连等，然遍检“员”“胥”义训，不见有何关涉之处，古今也未见有诠释之者，莫非伍子胥的名和字真的各不相干？问题恐怕没这么简单。　　古人取名除就独立的词义着眼外，还从古代经典的一句话中截取名字，这也是一种关涉。春秋时鲁人季寤字子言（见《左传》定公八年），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寤”下释其名字关涉之由曰：“《诗》篇多以‘寤言’连称，如《终风》‘寤言不寐’，《考》‘独寐寤言’…     

论冯至诗的生命体验

冯至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也是一位高龄的著名诗人。从1923年在《创造季刊》发表诗歌开始,他的创作若断若续地跨越了漫漫时间,迄今已快70个年头了。 鲁迅在一篇重要的论文里,曾经称冯至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可是,鲁迅没有作出任何说明与解释。对于冯至的诗作出过具体而又重要评价的,是李广田和朱自清。李广田称誉冯至四十年代创作的十四行体诗为“沉思的诗”,断言它是诗人生命中慧星的出现与狂风乍起,认为冯至在限制中显出来身手,法则给了他自由;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聚精会神。（《沉思的诗·论冯至的〈十四行集〉》）朱自清称赞冯至在平淡的日常     

长篇历史小说：90年代的两个极端

长篇历史小说创作在90年代既有其极端虚构化的一面,也有其极端信史化的一面。前者以《故乡相处流传》为代表。它抛弃了历史小说通常采用的“再现”型叙述,以人物生死轮回,古今时空杂糅的“油滑”方式表现了变化的历史的不变性因素;后者以《心灵史》为代表。它以对虚构的决然拒斥,退出了传统意义的小说,但又在抒情化上回归了文学。长篇历史小说的这两个极端,标画出90年代长篇历史小说创作所拥有的广阔空间。     

英雄末路的悲叹——试论《故事新编》的“虚妄感”

《故事新编》的创作历时“足足有十三年”,对于鲁迅这位独特的精神个体来说是一个很奇特的创作现象。因为鲁迅的创作历程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追求“自我超越”的过程,小说——散文——杂文,随着现实的急剧变化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侧重点。而历史小说这种体裁一直引起鲁迅的创作兴趣,早年“决计不再写这样的小说”的誓言也不能阻止他去“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这一点恰恰没有引起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如果说《呐喊》诸篇是鲁迅意为先驱者摇旗呐喊而对生活中切身感受过种种苦于不能忘怀的东西描写和再现的话,那么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在某种意义上则是基于创作主体英     

红娘子形象的性格刻画

姚雪垠同志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李白成》中的红娘子,虽然“未必实有其人但”,却是被当作一个“有代表意义的小说人     

梁斌小说的文学意义

梁斌小说的代表作《红旗谱》在当代革命历史小说创作中的地位无可替代。本文探讨梁斌在创作《红旗谱》的过 程中,在整体遵循“革命现实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试图进行的个人化写作努力,以及种种努力所具有的文学意义和 难以突破的局限性。     

论中国古代历史小说的虚实观

“虚”和“实”是历史小说创作中必然面临的两个问题,而正是“文”与“史”的结合造成了古代历史小说在创作中的矛盾,由此出发,古代历史小说分化为了“信史”和“贵幻”两种发展方向,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创作理论和小说文本,它们都是历史小说创作者本身历史观念的具体呈现。通俗性、娱乐性和道德教化是两个流派的共同点。     

论明代书坊与历史小说流派的形成与发展

在明代历史小说流派形成与发展历程中,书坊与书坊主起到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学界关于小说流派研究,较多关注的是从作家与创作的层面进行阐述,本文则着眼于小说刊刻这一特定的角度,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探讨:一,《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刊刻的典范意义;二,书坊主的“全史意识”推动历史小说流派的出现;三、书坊主的创作实践及组织编撰;四、历史小说刊刻的“后续效应”,试图勾勒明代历史小说流派形成与发展的真实轨迹。     

“历史小说”与“历史的小说”——中国现代历史小说发生的日本因素

日本近现代历史小说对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文体的发生有着重要的影响。作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现代性意识与观念发展的结果,“历史小说”与“历史的小说”的定义与区分,影响到鲁迅和创造社作家郁达夫对历史小说的理解,他们分别创作出“新编体”历史小说和纯主观的“历史的小说”的同时,也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文体的发生开创了两种模式。     

《涉江》不是屈原的作品吗?——与龚维英同志商榷

龚维英同志在他的《屈赋辨伪》(见《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了《涉江》不是屈原作品的论断,对此我不能同意。龚文的第一个理由是《涉江》肯定并推崇伍子胥。他认为伍子胥是一叛国逆臣,而屈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毫无疑问,屈原不会推崇伍子胥。伍子胥是楚臣,由于其父奢和兄尚为楚平王所杀而逃到吴国,后来,怀着杀亲之仇,佐吴伐楚,掘平王墓,鞭尸三百。依宗法社会的标准来看,这是最大的不忠。然而,屈原会怎     

革命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的比较

革命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小说流派。革命历史小说产生于新中国建国之初艰苦创业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主要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讲述“革命”的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胜利。[1]《苦菜花》(冯德英)、《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保卫延安》(杜鹏程)、《林海雪原》(曲波)、《风云初记》(孙犁)等一批红色经典小说就是这一创作模式中比较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新历史小说产生于中国改革开放后…     

“陛”字校

《敦煌变文集》《伍子胥变文》页26:“吴王闻子胥此语,振睛努目,拍陛大嗔:‘老臣监监,光呪我国’??袁宾先生《敦煌变文校勘零札》(载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1983年第6期(页93)校此条云:“拍陛”费解,待校。(监监袁校为尴尬,是)。按:《伍子胥变文》(页3):“楚帝闻此语,怕(拍)陛大嗔:‘勃逆小人,何由可耐。……’。”两处意思完全一样,今考《广韵》上声十一荠韵傍礼切:“陛,阶陛也。髀,髀股。(骨坒),上同。”陛、髀同属一小韵内,且髀或体也     

宏大叙事的拆毁——《故事新编》的“现代性”浅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的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历史小说创作开始摆脱史传文学和历史演义小说的创作规范的束缚，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二十世纪，从而显现出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本文拟从鲁迅的历史观入手，探讨《故事新编》的“现代性”。一、怀疑主义的历史观在历史观上，鲁迅持深刻的怀疑主义。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中将中国的历史概括为“瞒和骗”的历史。他认为，中国的正史“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华盖集·忽然想到》）。他曾这样说：“中国学问，待重新整理者太多，即如历史，就该…     

论新时期长篇历史小说及其观念

在新时期十年中,文学成就以小说最引人注目。这方面作品不仅数量庞大,其思想和艺术质量也以富于当代意识而超越于往昔。历史小说是小说创作的重要分支。在长篇小说领域里,它的成就更被公认为超越“五四”以来新文学的任何时期。十年间先后发表和出版的历史长篇新著几近百部。从肖军的《吴越春秋评话》、杨书案的《秦娥忆》、刘亚洲的《秦时月》,到任光椿的《辛亥风云录》、黄继树等的《第一个总统》,这时期历史长篇几乎为人们提供了从春秋战国直到辛亥革命的我国各个世代色彩斑斓的生动历史画卷。 理论与实践历来互相促进。一定的小说理论的影响下就会出现相应的小说创作。而创作实践由于它的直接现实性的品格,它必然比理论丰富并超越理论,提供新的理论观念。新时期十年来历史小说观念的嬗变,也正是经历了     

史学思想与明清历史小说人物性格塑造疏论

虽然唐代以后在理论上史传与传统小说创作发生分野,但是史学作为“小说之祖”,史学思想仍然是影响后世小说创作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史学中的“直言实录”、“微言大义”、“人物品藻”等思想无不在明清历史小说的人物性格塑造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