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化观音本生故事的形成

妙善故事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中国化观音本生故事,是观音信仰中国化的一个标志.妙善故事最初是以民间故事形式流传的,在隋唐之前就已经广有影响,<香山传>碑文进一步促进了故事的传播与完善.它的形成,与自古以来孝能感天的理念、唐宋狂热的观音信仰风气、宋代对神祗独特的认知方式以及香山寺浓厚的观音信仰环境有着内在的关联.     

涉海民间观音故事叙事模式探析

观音故事集中体现了民众的宗教信仰与价值取向.本文认为涉海民间观音故事的叙事特征一是两元对立结构,二是以点化普度为动力,三是以世俗关怀为基点,并由此探寻背后潜隐的精神世界,揭示涉海民众的价值取向与复杂的文化积淀;而形式上的雷同化、喜剧性的大团圆结局则严重限制了故事的原创性、意义指向的多解性.     

中古志怪小说中的佛教故事与外来文化摭谈

中古志怪小说中受佛教影响的故事书极多,佛教故事极为丰富。从类型看,主要有因果报应型故事、地狱游行型故事、神异幻术型故事、观音救难型故事等。它们带来了全新的因果观念、地狱世界、异人形象以及救济观念。这些故事,是中印民俗文化交流互汇的产物,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舟山观音信仰的海洋文化特色

舟山群岛的观音信仰历史悠久,并具有浓厚的海洋文化特色。在观音信仰的物态文化层面上,观音信仰环境、观音塑像及佛教性自然名胜上都与海洋有关;在观音信仰的制度行为文化层面上,特有的盛大香会期及一些信众行为,表现出海岛文化特点;在观音信仰的精神心理文化层面上,有关观音的审美性文化、信仰心理情结等,都体现了深厚的海洋文化内蕴。     

从马郎妇故事的改写看观世音菩萨的中国化

与马郎妇相关的佛教故事的流传与改写,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它其实还与观世音菩萨的中国化关系密切。马郎妇故事的不断被改写,无论在宗教、文学还是文化上都有重要意义。中国古代社会各阶层在接受观音信仰过程中对其形象解读的分歧是马郎妇故事不断被改写和形象演变的深层原因。中国僧人的主动适应对文化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使得佛教文化更加广泛传播且具有民间信仰特征。     

藏传佛教艺术中的观音形象

藏传佛教中的观音信仰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藏传佛教的观音形象的出现和演变有着漫长的发展过程.对于藏传佛教观音形象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藏传佛教中的观音信仰问题,可以深入理解观音在佛教中的地位和影响,使我们深入理解藏传佛教对于观音的信仰含义.     

图像角色的转换与形成——以敦煌石窟观音经变为中心

观音菩萨,因《妙法莲华经》的流传而深入人心,北凉时《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从《法华经》中被抽出来别行,成为《观音经》。敦煌石窟保存了大量依据《普门品》或《观音经》绘制的壁画,《观音经》变相完全从《法华经》变相中分离出来,则是在初唐时期。莫高窟第217窟东壁的观音题材经变是目前最早的具有完整意义的观音经变,而之前出现的观音题材类经变画均没有脱离《法华经》变相的范围,只是法华经变的一部分,准确地说应该称为观音普门品变或法华经变观音普门品。第217窟观音经变具有经变画的一般特征,中央出现了主尊说法像,且脱离了法华经变而独立存在。第217窟观音经变的出现,完成了观音菩萨图像从法华经变附属向独立经变角色的转变,使敦煌观音信仰从辅助向独立信仰功能转换,具有特殊意义,也对敦煌以后观音经变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佛教发展与西游故事之流衍

汉至唐 50 0余年间 ,以西域僧携经东传为主流 ,自玄奘始 ,形成了唐代“西行求法之运动”。《高僧传》对早期中国僧西行求法的叙写影响了《慈恩传》的叙写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游故事的发展走向。六朝至唐佛教信仰的变迁 ,决定了西游故事中弥勒的信仰和消隐、毗沙门天作为主要护法神的短暂出现以及最终以观音独擅其场。唐五代寺院俗讲等形式使西游故事出现神魔化倾向 ,宋、元、明佛教民俗化给西游故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的空间。     

论民间信仰中送子观音与白衣观音之关系

民间信仰中的送子观音信仰非常流行。大约是从宋代开始,民间开始把白衣观音当作送子观音,因为白衣与送子之间有着深层次的宗教与民俗关联。民间广泛流传着向观音求子的白衣经咒,这进一步说明了送子观音与白衣观音的关系：白衣观音是专职的送子观音。     

史浩父子所睹普陀山观音灵异事件探微

史浩、史弥远父子对普陀山观音灵异多有宣传和推崇,这主要源于其家传佛教信仰和其时普陀山观音道场的确立。因对普陀山观音灵迹的崇拜,史浩并在东钱湖建立“补陀洞天”以供奉观音。史氏父子在普陀山佛教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舟山观音信仰与海岛居民的幸福感

观音信仰是一种崇拜观世音菩萨以满足某种心理需求的文化形态,舟山观音信仰受特殊地理环境的影响,不仅形成了鲜明的地方特色,而且已经深入人心,影响着广大民众的精神生活。通过考察舟山观音信仰的由来和现状,可以看出舟山观音信仰满足了海岛居民的一些心理需求,给他们带来了幸福感。     

观音三尊像的信仰转换及其图像演变

印度早期的观音三尊形式造像主要属于释迦信仰系统,其组合像式为释迦牟尼佛居中,观音与弥勒两旁胁侍;在佛教由印度向中国的传播中,观音三尊式造像向阿弥陀信仰系统转变,其组合像式为阿弥陀佛居中,观音与势至两旁胁侍;观音在两个不同信仰系统的三尊形式造像中转换的同时,其自身的图像特征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观音信仰的中国化

观音信仰是中国佛教菩萨信仰的典型。观音信仰的中国化不但是所有菩萨信仰中国化中最彻底的一种,也是整个印度佛教中国化的代表。观音的身世、显化、灵感、道场等大乘佛教中最流行的几种观音信仰要素中,皆反映出印度佛教观音信仰传入中国后在正统佛教范畴内所发生的中国化。观音信仰的中国化是所有外来文化在中国命运走向的一个缩影,是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不断交往的历史凝结,是适应中国社会背景与文化传统而必然发生的一种文化嬗变。     

藏族观音信仰的文化渊源及其三个体系

观音信仰产生于印度,大约4世纪入西藏,与藏族本土文化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形成一种独特的新型观音信仰文化现象。藏族观音信仰的内容和形式都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观音信仰文化而自成一体,并有其自身的内部体系和发展规律。藏族观音信仰内部形成显宗信仰、密宗信仰和民间信仰三个体系,三者之间既有共通之处和内在联系,同时每一种信仰又有其特点,形成独立的体系。     

观音救难信仰形成的过程

观音是大乘佛教里的一位菩萨,传到中国以后,地位大为提高,成为救苦救难的救济之神、佛陀救济精神的体现者,在民众信仰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印度的观音信仰与波罗门教的双马童传说之间应该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观音信仰的中国化主要表现在观音的身世、现化,灵感、道场。     

论舟山观音信仰的文化嬗变

舟山的观音信仰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形成了独特的观音文化.其间,经历了神话与传说、宗教与信仰、审美与旅游等文化嬗变的过程,从而使观音文化成为舟山乃至浙江海洋文化的鲜明特色之一.     

20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同化：美国诗人庞德《比萨诗章》中的'观音'想象

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艺术历史学家费诺洛萨和宾扬的著作,20世纪美国诗人庞德在创作生涯的初期便迷恋上了佛教中的观音。他在诗作中将观音形象与西方的圣母玛利亚形象合一,旨在融合西方与东方的宗教圣像,并尝试将孔子形象与她们并列。庞德并没有像其他学者那样将观音基督化,而是在诗作中突显了观音的宗教特征。这些宗教特征中最重要的元素是观音的净水瓶、莲花、杨柳枝和月亮,庞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撰写的《比萨诗章》中着力书写了这些象征元素,而他此前的创作手稿对这些元素的表现更为清晰。这些尚未全部出版的手稿塑造了观音的传统形象,展现了上天的慈悲为怀和自然的治愈能力,它既是多元文化的,又是真挚个人的。深入细察庞德的意大利文和英文手稿中的观音形象,《比萨诗章》中观音的意蕴便昭然若揭。     

宋代“观音图”的美学流变及其在日本的传播影响

"观音图"及其相关艺术造像是佛教中国化过程当中的重要艺术案例,它既包孕着佛教艺术的基本精神与教义教旨,也渗透了其在异域传播过程当中所必经的艺术改良与审美创造。这种改良与创造,一方面表现为佛教传入中土之后"观音"形象的形式化移植与想象创造,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对"观音图"所代表的佛教精神与审美内蕴的革新。从审美流变与影响传播的角度看,"观音图"从汉迄宋的形式与内容革新过程,也是观音形象逐渐中国化、世俗化与文人化的过程。而宋代"观音图"传至日本后对日本观音画产生的巨大影响,也应在这一维度中获得解读。     

白族信仰中的“观音”形象

观音原是佛教大乘菩萨之一,是梵文“阿缚卢极低湿伐逻”(Avalokitesvana)的意译,原译观世音、光世音,因唐代避讳“世”字(唐太宗李世民)故简称观音。佛学典籍中有时称观世自在、观自在,俱指观音。观音在佛教中的地位,显教以为是阿弥陀之弟子;密教认为是阿弥陀的化身,比较通行的说法:观音本是男性,是一位太子,名不朐,成佛后与“大势至”菩萨同为阿弥陀佛的左右胁士,合称“西方三圣”。     

论南诏大理国阿嵯耶观音造像艺术

阿嵯耶观音造像最早出现于《南诏图传》中.在南诏大理国时期,一直都盛行着观音化身说,《南诏图传》重点描述的就是阿嵯耶观音化为梵僧宣扬佛法,其形象在图卷中频繁出现,借以烘托其神圣的地位.阿嵯耶观音是南诏大理国时期地位最为尊贵,同样也是最受百姓敬仰的神祇,其造像身姿纤细、头饰高耸、发型精致的艺术特征,皆与唐宋两代的观音造像有所差异,颇具云南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