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

经济增长的终极目的是使人民生活得更幸福。但由于过去在评价经济发展时过多的关注GDP等硬数据,而对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重视不够,对人民幸福程度这一软指标关注不够,使得虽然经济增长了,但人们的幸福感不但没有随之增长甚至还有所下降。因此,研究幸福指标的经济学意义及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对决策部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出台以人为本的相关人文关怀政策、促进社会全面和谐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构建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构想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幸福指数现状的研究,对幸福感指数的度量进行了分析,结合国内外幸福感指标体系的比较与分析,提出了自己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构想。     

“幸福指数”与“烦恼指数”

北京大学的一个研究机构,曾经公布过全国28个大中城市的“烦恼指数”。其中“烦恼指数”高的城市是武汉、济南、西安、大连、合肥和天津,低的是宁波、厦门、长沙、无锡、福州和长春。其余上海排第9位、重庆排第18位、杭州排第19位、北京排第20位、广州排第21位。很多的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时,都说“宁波最幸福”,“武汉最烦恼”。     

武汉市“人民幸福城市”建设问题及对策研究

进入“十二五”时期以来,武汉市委市政府对于建设人民“幸福城市”的关注和推动力度不断加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全体市民指明了建设“幸福武汉”的方向和路径.然而,目前武汉市“人民幸福城市”建设仍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依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难,如居民收入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偏低、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发展不够、城市的文明建设还有待加强等,制约着武汉市建设“人民幸福城市”的进程.为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消除影响市民“幸福指数”的不利因素,实现全体市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普遍感到生活更富足、社会更公平、城市更安宁、心情更愉悦、活得更有尊严,推进武汉市“人民幸福城市”建设.     

论居民幸福指数的评价指标体系及测算

居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和评价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而越来越广受重视。构建幸福指数评价指标体系,以便各级政府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进程中,自觉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要构建一个反映居民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受的科学的指标体系就必须贯彻一些基本的原则:完整系统原则、民生为重原则、科学有效原则、实际可比原则、政策导向原则。通过客观评价指标和主观评价指标两大部分可以综合测算一个地区的居民幸福指数。     

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的构建——以四川省茂县为案例

近年来,在中国创建和谐社会、实施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问题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本文以我国西部农村为案例,以新农村建设为背景,以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为理论框架,构建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并提出一些具有导向性价值的政策建议。     

建设“幸福江阴”的实践与探索

结合江阴市建设“幸福江阴”的实践与探索,具体探讨江阴建设“幸福江阴”的综合评价指．标,包括主观感受与23个具体客观指标。分析了“幸福江阴”建设的具体举措,认为幸福江阴的建设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幸福理论研究综述

幸福研究是当今学术界深入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其研究范畴主要涉及基础理论（包括内涵界定、本质属性、结构要素、元理论学说）和专题研究（包括幸福感、幸福观、幸福指数、国民幸福、民生幸福、幸福悖论、幸福问题、幸福归因、幸福路径）两大部分,并呈现出一定的现实性、多元性和实证性特点。但对于幸福因素的作用机理、幸福构成的特殊差异和幸福研究的实践创新尚需深入探讨,同时也为幸福研究的理论创新、方法突破和实践深化留下了深入研究的发展空间。借鉴国外成熟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实际,建立中国特色的幸福评价指标体系,形成中国化、本土化、特色化的幸福学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幸福学研究创新发展的努力方向和根本任务。     

武汉方言的“在”

＂在＂，在武汉方言里是帮助表示进行态和持续态的词，它可以表示动作的进行、持续或某种状态的持续。     

“幸福学”对传统激励理论的修正

本文从现实企业中遇到的实际激励问题入手,通过介绍“幸福学”的有关理论,探索了解决相关问题的一点思路。     

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幸福张力

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幸福论,存在着两种幸福观的差异,甚至将这种差异扩大到综合论与理智论之间持续不断的理论论争,往往纠结于哪种幸福更重要和根本。这种论争对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细致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由于缺少思想史的考察和整体的判断,并不能凸显出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独特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如果将亚里士多德的幸福伦理置于古希腊理性主义德性伦理的理论背景中考察,又能够放在西方伦理思想的历史演变中,对现代规范伦理的理论反思中凸显复兴德性伦理的幸福意蕴,会更加全面地揭示出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根本特点,体现出他所特有的"实践智慧"的幸福张力。     

“武汉抗战”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以1937年11月18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而在武汉办公为开始,直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为止,近一年时间史称“武汉抗战时期”,简称“武汉抗战”。这一时期,武汉成为事实上的“临时首都”,为全国抗战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潮,为坚持全民族的抗日,并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作了坚实的铺垫。中国共产党派出了由王明、周恩来、秦邦宪、项英等政治局委员组成的阵营强大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为全民抗战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由于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武汉抗战”时期成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辉煌的时期。     

“幸福”与“被幸福”

2503年,一个婴儿养育室里。护士们在地板上摆了一堆图书和鲜花,然后把一群长得一模一样的、8个月大的婴儿放到了地板上。婴儿们看到图书和鲜花,飞快地爬过去,拿起来玩耍。这时候,长官一声令下,护士长启动电路装置,一时间,刺耳的警报响起,地板被通上了电,触电的婴儿们在痛苦中痉挛并尖叫不已。过了一会儿,护士长关上了电闸。     

从幸福和教育的关系看“幸福教育”之可能性

幸福和教育是密切关联的,幸福应该是教育的目的,好的教育应该极大地促进个人和集体的幸福。幸福需要教育,教育也需要幸福。幸福教育是以人的幸福情感为目的的教育,它要培养能够创造幸福、享用幸福的人。幸福知识、幸福技能的传授是必要的;幸福品质、幸福人格的养成是必须的;幸福教育的实践是可能的。     

论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幸福”

"何谓幸福?"以及"幸福何以实现?"是萦绕在每个人脑海中的问题,也是人类孜孜追求的永恒主题.改革开放中的当代中国,身处空前变革的崭新时代,如何站在哲学的高度,在和谐社会的视域下重新认识幸福的本质,把握幸福的时代特征,赋予幸福"社会幸福"和"和谐幸福"的新内涵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幸福悖论”研究述评

经济财富增长而“幸福指数”却止步不前。为解释和解决这种“幸福悖论”,幸福经济学引入了适应水平、期望水平等一系列新理论。侧重幸福感问题的社会学研究者则倡导从“积极心理学”角度开发导向幸福的“激励因素”,主张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作为立法与立德的基础。不同学科的使命与问题意识不同,对“幸福悖论”的解释与解决存有显然的分歧,幸福悖论研究尚待深入和拓展。     

拍下的“幸福”

我生日那天，爸妈总会带我去拍照。或许，他们总想把我每年最快乐的模样捕捉下来，成为永远的美好。 每当我翻开厚厚的相册，看着那一张张保存完好的照片，脑海中就会闪现出快乐的一幕幕。照片上，4岁的我还不怎么懂事，拍起照来自然傻呆呆的，看了让人发笑，却也特别真实。     

海清的幸福理论

要活得快乐我长得挺普通的,这对于一个女演员来说是个致命的缺点。毕业后,有好几年我处于无所事事的状态。因为心态好,我没有特别迷茫特别自卑的时期,一直都挺接纳自己的。我不好看,但我这张脸可塑性强啊,把我化一化就成这样了,再化一化就成那样了。演员的脸是为角色服务的,不是为海清服     

“纪实小说”与武汉作家

本文引证了关于“小说”研究的最新成果；由“小说”深入到“当代中国纪实小说”的现状剖析与特点的展示；凸现武汉作家如方方、陈应松、邓一光的共性特点：在纪实小说的“代沟”、“审父”主题里，表现“代的延续”和“缅怀父辈”的庄严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