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军的早期创作——从《跋涉》到《八月的乡村》

萧军是我国著名老作家。三十年代初登上文坛。1933年,曾与萧红在给尔滨出了第一个合集《跋涉》,1934年携未完成的《八月的乡村》的手稿,逃亡青岛,后到上海。在鲁迅先生的关怀、支持下,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出版了他的《八月的乡村》及萧红的《生死场》。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强烈的反响。《八月的乡村》成为萧军早期创作的里程碑。 解放以来,我国评论界,文学史界未遑对萧军创作进行研究,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历史原     

萧红的佚文——《我之读世界语》

萧军在《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第三十五信)中提到萧红的胞弟张秀珂时写道:“他很喜欢语言学,我介绍他去世界语学会去学习世界语,因为我也曾是世界语的学习者。”在上海,当时萧红与萧军生活在一起,萧红有没有学习世界语呢?从已发表的回忆、研究萧红的文章中找不到一点关于萧红学习世界语的文字,即便丁言昭、曹予庭写的《绿川英子与萧红》(载《战地》1980年第三期)也未提     

舒群与萧军

三十年代,哈尔滨的一些进步文学青年,如陈凝秋(塞克)、三郎(萧军)、悄吟(萧红)、白朗等,都和地下党员姜椿芳、罗烽、金剑啸、舒群等有密切关系。他们同给《国际协报》副刊写稿,搞进步的文艺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一九三二年秋,金剑啸组织了一个维纳斯美术展览会。地址就在现在哈市人民政府(当时是道里同发隆百货商店)后面的二楼上。展览会展出了萧红的习作:萝卜、青菜等水彩画。萧红曾当过金剑啸办的“天马广告社”的广告副手。舒群、萧军、萧红、白朗都是金剑啸创建的“星星剧团”的演员。后来,舒群还与萧红同台演出了白薇的独幕剧《娘姨》。塞克一九三一年去苏联,当时也曾与金剑啸、舒群有过密切的联系。在共同活动中,舒群把党的影响和主张,有形无形从思想和行动上渗透给他们。由此,他们彼此建立起珍贵的友谊。在星星剧团、一毛钱饭馆、牵牛房等处,舒群与金剑啸、罗烽、白朗、萧军、萧红的接触甚密。在这当中,舒群与萧军是有特殊的友谊的。舒群对萧军的友谊,体现了党对一个作家的各方面的关心。     

此题不确

编辑同志: 贵刊今年第二期(总六期)所载王尧东同志所注鲁迅致许广平三封书信和谢德铣等注鲁迅致许寿裳的书信,总题为《鲁迅未公开发表的书信》,似乎不妥。鲁迅致许寿裳的,可以标题为《鲁迅未公开发表的书信》,鲁迅致许广平的三封信,注释者在注文里已注明辑录自《鲁迅手稿全集》,而此     

读鲁迅致许广平书信手稿与《两地书》

《两地书》是鲁迅1932——1933年编校的与许广平的“通信集”,这本书记录着他们“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的思想和生活片断。过去,大都以为《两地书》即是鲁迅与许广平原信的编集;近年来从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中,得见鲁迅致许广平的原信手稿,经与《两地书》中收录的书信对照,发现两者有许多不同之处。或是手稿中有整段整段文字未录入《两地书》中去,或是《两地书》较手稿有新的增补,或是人名的隐去和事件详略的裁剪,等等,真是别有洞天。其取舍增补过程无疑是鲁迅进行的一项新的创造性的劳动,是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集和鲁迅后期杂文的巧妙结合。     

从《生死场》到《八月的乡村》——试论二萧成名作的“血缘”关系

<正> 《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是三十年代东北左翼作家萧红、萧军的成名作和代表作。这两部小说都写于一九三四年,同在鲁迅先生的关怀下于一九三五年出版,且又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反映东北人民在日伪统治下生活和斗争,开抗战文学先河的著名作品。多年来研究这两部小说的文章不少,但多数是分别作评析,或者在指出它们若干共同特征的同时,着重论述各自不同的特色。萧军同志在《<生死场>重版前记》中指出:“这两本小说,当     

不可磨灭的功绩——略谈许广平同志在整理鲁迅遗产中的贡献

每当我翻开二十卷本《鲁迅全集》或《鲁迅书简》时,仿佛在每一页的字里行间见到了许广平同志深印着的指纹和遗留下的汗斑,情不自禁地想念起十年前为保卫鲁迅遗产——鲁迅书信手稿而含愤死去的许广平同志。从而使我联想起许广平同志在整理鲁迅遗产工作中的不可磨灭的功绩。许广平(1898——1968),自号景宋,广东番禺人。早在青年时代,就背井离乡,弃家出走,于1917年到北京、天津求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下,负着改革这“黑色的染     

《鲁迅年谱》并非一人所写

许广平在《鲁迅年谱的经过》(见《宇宙风乙刊》第三十九期,一九四○年九月出版)一文中曾说:《鲁迅年谱》是“三个人执笔,许先生总其成”。她引用了许寿裳给她的一封信:“年谱第一段(自一岁至二十八岁即至一九○九年)已由岂明兄[按:即周作人]编来,……第二段(一九○九一一九二二)[按:“二二”疑为“二五”]由裳动手,……至于民十五(一九二六—一九三六)至逝世十年间,则请弟代续,将来署名仍用裳名可也。”就是说,《年谱》中一九二六—一九三六年部分,许寿裳请许广平执笔。这部分也的确为许广平所写。许广平在文中曾提及许寿裳把《年谱》的第一、二两部分寄给她看,并把这两部分     

百年诞辰忆良师

(一) 鲁迅晚年不遗余力地积极从事革命美术工作,其最为主要的、最有成效的是着重培养青年。为美术事业“造出大群的新战士”,为培养革命美术的新一代,他著书立说、翻译美术理论;为关怀美术青年的成长,与美术青年通讯和个别指导,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和时间。据《鲁迅日记》记载,与美术青年和有关人士通讯的信件有三千五百多封。其中,仅一九三四年一年就有一百一十多封。鲁迅对于青年是极端热忱的。郁达夫曾说过:“鲁迅对于后进的提拔,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有些新人的作品,差不多都是鲁迅推荐的。”当年我们几个人的版画作品常被鲁迅先生介绍到《文学》或其他报刊上发表。“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一九三五年春在北平展出时,发现有我们的作品,但事前并不知道。那时大家正一度逃散开了,     

鲁迅与文化名人丛书

本书以充足的史料详尽描述了鲁迅生前与十余位中国现代知名女作家的交往事迹,包括许广平、冰心、丁玲、陈学昭、凌叔华、冯沅君、苏雪林、谢冰莹、白薇、杨之华、草明、萧红等。该书立足于鲁迅日记、书信,以及女作家们的相关回忆。还原了半个多世纪前鲁迅与女作家们交往的全过程,再现了女作家们由于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思想水平、政治立场而产生的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鲁迅印象”,凸显了鲁迅作为一代文学宗师的卓越的人格魅力、思想魅力和文学魅力。     

许广平的笔名

鲁迅夫人许广平从五四运动开始就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近五十年中,公开发表的散文、杂文以及回忆、研究鲁迅的文章有数百篇。解放前,她的文章大多署名“景宋”;解放后,大多直署“许广平”。但也有其它笔名。一九二五年四月三十日,许广平在致鲁迅信中说,她除用过“非心”“维心”的笔名外,还用过“归真”、“寒潭”、“君平”等名字。(《两地书·一八》)同年十月十二日,许广平在《国民新报》副刊乙刊上,发表了一篇表达对鲁迅爱情的散文——《同行者》,使用的     

章太炎绝食后复食与鲁迅无关

许广平《民元前的鲁迅先生》谈到章太炎绝食后鲁迅劝其复食事，为数种研究著作所引用。经考证，许广平所说有误，章太炎复食，与鲁迅并无关系     

论东北作家群

东北作家作为一个群体步入文坛,是在1936年。这一年,上海的文学期刊《作家》、《中流》、《文学》、《光明》、《海燕》和《文学界》等,比较集中地刊载了两萧、端木、舒群、罗烽和白朗的作品。萧军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羊》、《江上》,以及散文集《绿叶的故事》,萧红出版了散文集《桥》,舒群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没有祖国的孩子》,上海生活书店还专门     

空间设置：萧红对鲁迅的继承与创新--以《阿Q正传》《呼兰河传》为视角

《阿Q正传》《呼兰河传》是鲁迅、萧红以自己家乡承载启蒙主义创作主旨的代表性作品,一个为人作传,一个为城作传,两者都打破了传统的线性时间桎梏,创建了格式特别的时空形式,成就了它们“历史存在的位置”。在《阿Q正传》《呼兰河传》的空间设置比较中可以看出,萧红对鲁迅传统的继承,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继承,她不仅以鲁迅的艺术表现方式继承了“改造民族灵魂”的“未完成的事业”,还从精神上领悟了鲁迅“创造小说新形式”的真谛,在继承的基础上融入自己的艺术个性、对空间观念的独特理解、女性丰富细腻的情感和东北地域文化特质,创造了全新的以空间为主角、以空间展开结构全篇的小说形式,完成对鲁迅传统的创新与发展,形成小说创作中的新传统。     

范泉与《文艺春秋丛刊》

1944年,上海被日寇占领期间,范泉主编的《文艺春秋丛刊》在敌伪的缝隙中呱呱坠地。 《文艺春秋丛刊》第一辑《两年》1944年10月出版。在《两年》里,范泉遵照许广平的指示,用“本刊”的名义写了一篇《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八周年》的文章,展开了保卫鲁迅先生遗书遗物的斗     

《鲁迅日记》若干人名考辨[四] 古安华是鲁迅对曹靖华的别称

曹靖华是鲁迅后期交往最多、关系最密切的朋友之一,仅从《鲁迅日记》有记载的交往,就达二百九十余次,鲁迅给曹靖华的书信,为我们所知道的,就有一百二十四封。在鲁迅的日记和书信中,鲁迅对曹靖华的别称并不算多,一般只知道曾用过亚丹、联亚、郑汝珍。联亚是曹靖华     

师生·战友·伴侣——读《两地书》

<正> 一九二五年三月,北洋军阀为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倒行逆施,北京的上空暂时笼罩着浓重的乌云。在新思潮的激荡下,作为一个进步青年学生的许广平向她敬爱的老师鲁迅先生写信请教,向他陈述“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话”,请求鲁迅给她以“真切的明白的指引”。鲁迅当天就热情地给许广平写了回信。“两地书”就这样开始了。在当时不少的青年学生中,尽管有可贵的革     

鲁迅致胡今虚信笺三封简述

胡今虚同志是我国老一辈的鲁迅研究专家,是鲁迅晚年联系较多的青年编辑出版家之一。他曾多次与鲁迅通信联系,在《鲁迅书信集》中,就收有鲁迅复他的信六封。据《鲁迅日记》载。他俩的通信联系始于1933年8月1日,直到1934年12月9日鲁迅收胡今虚最后一封信为止。他们之间的通信先后经历一年有余,往返达十余次之多。现存鲁迅给胡今虚的六封信中,第一封和第三封,内容特别重要,文字也长,如同他的许多优秀杂文一样,是正面直接阐述自己对某些问题的观感的,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一般通信的范围。     

浅论萧红的爱情婚姻悲剧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萧红和她的作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赏识。然而,在看待萧红的爱情婚姻问题上,却仍有人存有某种模糊和偏见。特别是对她的多次爱情婚姻至今持有否定态度,说“对她的移情也只能用宽松的道德标准去审视”。乃至不少人对萧红的死认为是她的任性与萧军分手去了香港,如果不是与萧军分手,最后不至于因贫病客死他乡。笔者认为萧红的爱情婚姻的多次失败,正表现了她追求女性婚姻自由、追求男女平等的斗争精神。     

在生存需求与浪漫爱情之间--对萧红与萧军及端木蕻良关系的几点考证

萧红与萧军、端木蕻良的感情纠葛历来被当作文坛趣闻广为传诵,他们之间的浪漫故事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但对观念的演绎和对潮流的趋从往往使研究者忽略掉萧红的真实遭遇和处境,从而漠视了她身上朴实自然的人格因素和生生不息的人性力量。本文用史料考证的方法,通过文献材料的爬梳与辨正,通过文本的细读与分析,旨在对萧红真实的情感历程予以重新勘察。提出“二萧”结合并非因为爱的缘故,他们走到一起更多是因缘际会、出于现实考虑和功利需求;从更为具体现实的因素,如身体的健康状况、家庭暴力、“婚外情”等方面考察萧红与萧军分手的必然性;进一步分析萧红缘何不顾众多朋友的劝阻,执意投向端木蕻良的怀抱的深层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