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与周氏兄弟

芳贺矢一是近代日本“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其代表作之一《国民性十论》,是在日本近代以来漫长丰富的国民性讨论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本书,于明治四十年由当时的日本出版业重镇——东京富山房出版发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国民性十论》立足于国民教育立场,面向普通日本人讲述本国国民性之来龙去脉,是从文化史的观点出发,以丰富的文献为根据而展开的综合国民性论.具有明显的从积极的肯定的方面对日本国民性加以“塑造性”叙述的倾向,就内容涉及面之广和文献引用数量之多而言,堪称前所未有的国民性论和一次关于日本人自我塑造的成功尝试.《国民性十论》是周作人关于日本文学史、文化史、民俗史乃至国民性的重要入门书之一,他对日本文学研究、论述和翻译多有该书留下的指南痕迹.鲁迅对《国民性十论》的参考,主要体现在由芳贺矢一对日本国民性的阐释而关注中国国民性,尤其对中国历史上“吃人”事实的注意,促成了《狂人日记》“吃人”主题意象的生成.研究此书与周氏兄弟的关系,不仅有助于解读周氏兄弟的知识结构及《狂人日记》的生成机制,亦有助于将近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从狭隘的“一国史观”拓展到整个近代跨国界的处在不断流动、转换、生成状态的广阔的“知层”.     

《狂人日记》的哲学寓言形态及其意义

鲁迅创作《狂人日记》,显示了他对文学"形式"的选择与创造。狂人发现"吃人"真相,是一种哲人的反思过程。反思性的内容与"日记体"的层级形式,共同形成《狂人日记》的哲学言说形态。《狂人日记》借鉴《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具有哲学寓言的形态特征。理性往往淹没个性,假如没有哲学寓言形态,《狂人日记》的内涵则无法明显区别于当时的启蒙言论而达到震撼人心的程度。《狂人日记》的"格式"是"表现"得以"深切"的凭借。这种哲学寓言形态使《狂人日记》成为鲁迅小说启蒙母题的一个发源。     

留日学生的“代际”与“五四”文学中个性思想的分野

研究界普遍认为,《新青年》群体的现实主义文学倾向与创造社的浪漫文学倾向,来自于俄国人道主义文学和西方个性主义文学的不同影响。本文认为,这种分野,主要受到了这两大群体留学日本时期所接受的日本"代际"文化的不同影响。具有"明治青年"色彩的《新青年》一代的个性观,理性色彩较为浓厚,因而其创作偏于国民性批判和客观化描写;而具有"大正青年"色彩的创造社一代的个性观,感性被提到了重要位置,主观性、情感性格外突出,因而其创作偏向了浪漫文学一路。     

《三醉人经纶问答》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

日本明治时代思想家中江兆民的《三醉人经纶问答》,最早系统地阐述了针对中国的殖民主义、扩张主义、军国主义思想和主张,并呼吁当局予以采纳。该书的基本思想成了日本制定“大陆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来自生命深处的呐喊——论《狂人日记》的生命意识

鲁迅《狂人日记》提出了封建文化"吃人"的思想命题。这种思想命题既是时代理性精神的反映,也是鲁迅个人化生命经验、文化感知的具象化。鲁迅少年时代在家庭变故中惨痛的经历,形成了"吃人情结"。这是"吃人"命题个人情绪根源。同时,这种"吃人"思想命题也是对人类存在悲剧的揭示。"吃人"与"异化"是一致的,是人的必然性悲剧。但是,鲁迅并没有屈服这种必然性,而是以一种反抗的姿态获得了自由。鲁迅的伟大在于从中国文化现实,切入了世界性的文化难题。     

“闽南”爱情故事的“日本印记”——从梨园戏《陈三、五娘》到佐藤春夫的小说《星》

美丽的闽南戏曲爱情故事《陈三、五娘》被日本文人作家佐藤春夫改写成了小说《星》,由此打上了独特的"日本印记":既因为受日本明治以来"脱亚入欧"思想价值观的影响而形成了"殖民书写",又因受日本"私小说"传统等时代审美观念的影响而呈现出"佐藤风格"。从比较文学的视角看,《星》对《陈三、五娘》的改编典型地体现了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过滤"特征。     

浅析夏目漱石《心》中“K”的形象

日本的明治时代是日本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社会的急剧变革和东西文化的交汇给日本的近代知识分子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对这一阶层的人物描写是夏目漱石的创作主题。《心》中的"K"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在传统与现代中的知识分子,是集东西方文化素养于一身的"海陆两栖动物",但由于过于执着于自我的实现而陷入神经衰弱,精神世界中呈现出极为矛盾的状态。"K"的形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精神面貌,也折射出作者对时代的思考和理解。     

日本的“国粹主义”哲学思潮演变路径探悉

"国粹主义"词语的使用,虽然是从日本明治维新开始流行,但其思潮的萌芽要追溯到江户时代的本居宣长和他的师长贺茂真渊,甚至更早。贺茂真渊以及他的弟子,特别推崇日本的固有精神,初步确立了日本民族国权主义的理论基础,日本"国粹主义"思潮开始萌芽。江户时代以后日本进入明治时代,日本实施了"脱亚入欧"政策,全面实行西化,在明治维新前期就掀起了一场文明开化运动,于是,反对盲目欧化的"国粹派"出现,明治二十年代以后,"国粹主义"抵抗当时日本的全盘西化,抵御西方价值观、人生观的侵蚀,保持日本应有"国粹"的"国粹主义"思想的哲学思潮,逐渐成为当时日本的主流哲学思潮之一,到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的"国粹主义"成为其自身演化的关节点,而当今社会,"国粹主义"又演化成为日本右翼复活军国主义的理论依据。     

《狂人日记》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

《狂人日记》叙事特色的形成主要得益于鲁迅对中国文学叙事艺术养分的汲取。二者间的联系表现在:开端叙事方面,"文言小序"承续了《史记》列传的故事起始叙事传统、《游仙窟》的开端叙述者模式和戚本《红楼梦》第一回的"托言+预叙"结构方式;反讽叙事方面,《狂人日记》在叙述声音、人物描绘、修辞三方面承续了明清奇书的多种反讽叙事策略;意象叙事方面,"月光""赵家的狗""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书房"意象,对相关传统意象的内涵和叙事功能既有承续,也有创新。对《狂人日记》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关联的厘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狂人日记》叙事艺术的民族性特征及其从传统叙事向现代叙事过渡的继往开来的文学史地位。     

鲁迅对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的精神挖掘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挖掘最深的作家。在对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进行猛烈而全方位的抨击时,他非常注重在批判对象的思想与精神深处进行发掘。其对中国封建文化“吃人”意象的精神阐释的深刻性在于:不但惊醒了世人,而且昭示了后人,为后来者的探索指明了道路。     

论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语教科书的“政治化”倾向

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语教科书中的政治性对话折射出日本"拓疆殖民"的政治目标,其目的在于灌输中国知识,渗透情报意识,具有明显的语言暴力倾向;并且有意以中介语代替常规汉语。很明显,这些教科书是日本明治政治结构下推行其政治进程的特定产物,政治存活于中国语教科书这个载体中。通过对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语教科书政治化内容的挖掘,廓清对日本明治时期政治结构的基本认识,可以明确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语教科书政治化的基本性质。     

日本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与"儒学道德"

在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中,"儒学道德"由明治时代开始时的被冷落、被排斥到"儒学道德"的复活;又从"儒学道德"的复活到"儒学道德"的被改造利用,直至明治政府颁布以"儒学道德"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方针及国民道德方针,"儒学道德"在与"西方道德"的较量过程中显示出优势,甚至达到了至上的地位.明治时代后期日本对"儒学道德"思想歪曲恶用,二战后日本对"儒学道德"的利用又恢复到常态.在日本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中,无论是排斥、否定"儒学道德",或者崇尚"儒学道德",或者恶用"儒学道德",都无法将日本的道德思想与"儒学道德"剥离,"儒学道德"一直与明治时期的"道德运动"密切关联.纵观明治时代日本的"道德运动","儒学道德"是日本明治时代"道德运动"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一直是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鲁迅与中国近代个体的“产生”——基于《狂人日记》的再考察

五四新文化最响亮的口号是“个性解放”,也因此,在叙事上“五四”被一般地定性为“人的发现”。这几乎是不证自明的。然而,“人的发现”其具体内涵是什么?这个“人”又是如何“产生”的?这些重大的具有整体性特征的问题尚待辨明。通过考察《狂人日记》等文本,我们发现,这部被誉为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奠基”之作,其主题并非“礼教吃人”这种简约化概括所能包纳,而且所谓“吃人”,其真正的内涵是“非人”或“非人的状态”。小说主人公狂人正是在一种“罪感”的驱迫之下,在正视自身的(人的)“非人的状态”中获得了人的自觉,并由此产生了真正的“人的观念”。这就是《狂人日记》的内核及其独特价值。这是五四时期真正的“人”的呐喊。所以,所谓“奠基”者是指,五四新文化就建基于这一“个体”/“人”之上,它是作为中国新文化的基础性和根底性意识而被鲁迅天才地把握到的,并第一次掘发出来的。     

《语言自迩集》对日本明治时期中国语教科书的影响

《语言自迩集》是英国驻北京公使威妥玛在担任外交秘书官时编写的汉语教科书,于日本明治9年被日本人发掘出来。在中国语教科书编纂由起步到发展的日本明治时代,《语言自迩集》给日本中国语语言意识和中国语语言教学意识带来了双重影响。如《语言自迩集》的西文字母标记方式,对北京话口语连读变调及轻声、儿化等语音流变现象的归纳,依据语法功能为汉语所做的词类划分以及对有关量词、‘的’字结构、被动句式等语法功能的讨论;《语言自迩集》先进的语言学理论思想和以北京官话为研究对象的会话体系的确立等,都对沿袭"唐话"教学的日本传统汉语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致使日本的中国语教学及教科书编纂开始了一次由传统向西学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走入与国际化接轨的科学发展进程。     

“不存在一种独属于中国人的劣根性”？——就“国民性：”问题与摩罗先生商榷

摩罗先生一直以来都是笔者由衷崇敬并喜爱的作家,但本文却是从反面对他的一篇文章提出一点商榷意见。不久前,摩罗在柏杨逝世之际发表《但愿柏杨的时代就此结束》一文,对鲁迅和柏杨的“国民性批判”思想提出质疑和批评。摩罗认为,中国的“国民性”是由西方传教士、鸦片贩子和枪炮手发现和描述的,国民性话语表现为一种西方／东方、文明／野蛮、先进／落后的二元对立关系。     

论鲁迅晚年的文化观

对于鲁迅一生思想发展的脉络，似乎可以作以下大致的勾勒：鲁迅早年思想具有启蒙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双重特征，其表现一是由亲身的经历和民族危机的刺激而初步形成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二是因受太炎先生的思想和西方世纪末思潮影响而产生的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意识；三是“凡有所思常在乡村大野”的浪漫主义情怀。“五四”时期鲁迅思想的根本特点是启蒙主义，其表现一是斥封建传统文化的本质为“吃人”，斥中国国民性为人人被人吃、人人在吃人，斥中国历史的“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与“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是崇仰西方文明，推崇“科…     

作为镜像的“迫害狂”:《狂人日记》再探析

问世至今已逾百年的鲁迅成名作《狂人日记》,历经几代人的反复阐释与持续评说,已成为一个文本信息与其衍生的理论话语交互纠缠的融合体。这一融合体在支持和引导后起的读者感受《狂人日记》的形式和意义特质的同时,变得日趋庞大也日趋固化,以至对文本造成关键部位的遮蔽和整体脉络的堵塞。这使得全面清理并重新激活《狂人日记》文本成为必要。本文通过从考察叙事肌理成因的角度,对《狂人日记》文本层面和评论场域中最醒目的“迫害狂”从发作到病状、再到痊愈这一过程的情节设置,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基于写作当时社会现实的“候补”和源于改造尼采作品的“真的人”等细节描写,进行复盘分析,就此试做祛蔽散瘀的尝试。     

“比兴”论的言义转换与郑玄的理论贡献

"比兴"作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范畴,经历了漫长的理论准备与发展过程。这一范畴的内涵经历了从言说的诗性表现方式到诗的艺术表现方式的转换,这一理论范畴也从义蕴朦胧的初步形态发展成为意象丰富的经典形态。在这一范畴内涵的转变提升过程中,郑玄的理论探讨与阐述具有重要意义,它标志着毛诗学派"比兴"论的完成,也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比兴"经典形态的确立。     

“围城”中的巨人——论“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的文本差异性

"言说鲁迅"遮蔽"鲁迅言说"的思想本质,这是鲁迅研究界客观存在的一大弊端。由于"言说鲁迅"重在"言说"而轻在"鲁迅",其结果是使"言说鲁迅"发生了重心偏离,鲁迅也被囚禁于精英话语的"围城"中,变成了一种任人阐释的文化符号。"言说鲁迅"与"鲁迅言说"原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独立文本,但却常常被人们互相混淆和相互替代,进而严重干扰了读者对于鲁迅思想的理解与认识,并最终导致社会对于鲁迅陌生化的消极态度。     

鲁迅小说《祝福》内涵新探

仪式作为传达观念意识的一种方式,对人们的意识行为和思维方式有强烈召唤和规约作用。仪式意象书写作为鲁迅小说《祝福》里的一种重要叙事手段和叙事策略,是文本意义赋予和内涵阐发的途径。小说《祝福》以祥林嫂的现实存在和可以预见的未来存在为视角,以仪式意象为载体,通过仪式描写来审视祥林嫂的存在现实,直抵当时女性存在的生命伦理与现实遭际。《祝福》的仪式意象书写反映了封建礼教吃人、社会历史吃人、人吃人的普遍社会现象,揭穿了作为被"吃"者的虚幻自我存在感和自我维护方式,表达了对人的二律背反存在和"圆满存在"的探寻和追问。鲁迅通过仪式意象书写表达了对旧社会中国妇女命运的关切与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