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体新变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从越文化“内源性”视角的透视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接受世界文化新潮因素不可或缺,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样不能低估,这可从汲取地域文化——越文化精神促成文体新变中找到印证。越文化蕴含的叛逆传统、注重变革的文化精神,在我国近现代文化思潮中长时期处于领先地位,而出于越地的以鲁迅领衔的新文学作家群体在开创中国新文学中做出广泛建树,其中文体新变尤为突出,因此从这两者的同构对应关系中探究文学转型便是颇有意义的话题。文体新变包括文体理念的更新、新文学各种文体(样式、体制)的创造以及新文学文风的刷新,这些都可在越地新文学作家的文体变革实践中得以论证。     

20世纪初期文学史撰述中的文体认同问题

中国文学史撰述是近代才开始出现的学术活动。从1907年到1936年的三十年时间里,出现了近百种文学史著作。文学史著述的热潮恰值中国古代文学从观念到体式开始走向新调整的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新文学蓬勃发展之际。固守古典者试图以撰写文学史的方式建立起古典文体的经典性、合理性及其合法性地位;新文体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要为“新文学”定位,极力证明中国新文学的合法合理地位,证明“新文学”就是文学,着力于创造新的美学原则。“文学”与“新文学”的文体之争,显示了两种不同文学观念在文学史撰述中的立场。早期中国文学史的撰述从两个方面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和历史基础。一方面,中国古典形态的文学通过各种中国文学史获得了文学史的认同,不仅古典诗词成为现代各派作家共同使用的文体,保留了中国传统的古典美学精神,辞赋文章的文体风格与文体类型也被文学史承认,并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中运用的文体。另一方面,新文学的现代文体经过艰难抗争,取得了文学史的合理合法地位,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种文体,从概念厘定到内涵确立,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同时,现代文学的文体创造又在自觉和不自觉状态中承继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某些特征,...     

论胡适对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贡献

胡适认为“中国文学有生气的时代多是勇于试验新体裁和新风格的时代”,由此,胡适以西方文学名著为范本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诸方面提出了中国新文学的文体建设理论体系。胡适文体建设理论的指导思想和批评原则可以用“解放”和“创造”概括。胡适既是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理论倡导者,又是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积极实验者,其对中国新文学文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具有筚路蓝缕之功     

梁启超的两种“新文体”

关于梁启超的“新文体”,我们一般较多关注到其中的一种而多少有些忽略了另一种。事实上,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提到了两种新文体：前一种是他“以宣传为业”时期“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柬”的新文体;后一种是作家“向文艺方面讨生活”的“‘纯文艺’之文”的新文体。前一种侧重引入东瀛文体之“新名词”,后一种在主张“代译西籍”的语文翻译之外。也重视从文体古今流变的延续发展中锻造“国语新文学”。摸索二者的变化脉络,可知梁启超对作为启蒙工具的文学和“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的不同态度。因此前后提出的两种新文体,既是梁启超为寻找理想的文学形式而进行不断探索的执著表现,也显示其在文学“革命”和文学“改良”之间的摇摆择抉。《清代学术概论》作于1920年,梁启超对两种新文体的论述,既是他对清末趋新文学的回顾总结,也是与五四新文学的对话商榷。     

越文化视阈中的中国文学现代转型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固然不可缺少对世界文化新潮的有效汲取,但“传统内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越文化的新变精神,恰好与越地以鲁迅领衔的作家群体开创中国新文学的卓越建树形成同构对应关系,对此作出深入探究当能有效阐释文学转型话题。在新旧文学转型期间,越地新文学作家提供的理论话语与文学形态的现代性追求、文学新变在创新文本的全面覆盖、新文体变革传统的现代延续等,正好说明：越文化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一种重要的“内源性”机制。     

创作主体、行为主体与存在主体——论鲁迅对汉语新文学的多面体贡献

鲁迅作为文学创作主体,通过他深刻而独特的小说和散文作品,直接为新文学的成果建设和文体设计、语言策略设计做出了基础性的、决定性的贡献,使得汉语新文学能够从与传统文学的断裂中,以及与世界文学的相对关系中自立自强,独树一帜.而作为文学行为主体的鲁迅,卓越地开辟了汉语文学家在文学创作以外的文学行为,包括以文学主体进行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的功业.此外,鲁迅还是中国现代文化和汉语新文学历史发展中非常独特的文学存在主体,他所构成的文学信息场是中国现当代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是新文化重要的精神资源.     

《创造周报》与现代文学批评

《创造周报》是以文艺批评和翻译为主要内容的一份文学期刊,它是在创造社"战斗"目的和出版方经济目的的双重促动下诞生的。创造社以《创造周报》为阵地展开了对新文学的批评和批评文体的建设。《创造周报》批评家以自身的批评实践指陈了新文学发展中的弊端,凸显了他们"自我表现"文学观对"五四"文学传统的继承与超越,实现了新文学一次意义重大的美学转型;同时,他们又以自觉而系统的对批评文体的科学建构,构划出一个近乎科学的完备的理论体系,推动了现代文学批评现代性的进程。他们对新文学现状忧思之深和批判的激烈,对现代文学批评重建的勇气和实绩,都使《创造周报》成为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     

论浙江新文学作家群对两浙文化传统的承传

本文探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浙江新文学群体的传统文化渊源,认为积淀深厚的以"浙东学派"为代表的两浙文化传统对中国新文学"浙军"施加深层影响,遂有后者新文学意识的尽速自觉,并为其后中国现代文学建设作出广泛建树.主要表现在:(1)自宋、明开启的两浙启蒙文化思潮成为新文学"浙军"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这在五四启蒙话题中有显在表征;(2)两浙文人的文体革新意识对新文学"浙军"产生潜在影响,使其在创建新文学诸种文体中见出效应;(3)两浙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人文传统造就两浙新文学作家不同的文风.     

民国文学视野中的现代文体学

“民国文学”较之中国现代文学或者其他文学史概念,主要体现为新的学术视野的拓展,对什么是“文学”、什么是“现代文学”以及什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问题的重新认识与思考.在民国文学视野中,文体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是重新认识这一时期文学特质的不可绕过的问题.而各种文体研究和文学批评活动和实践总结而形成的文体学,既是民国文体的理论提升,也是文学观念的另一种呈现方式.民国文学视野中的文体与文体学打破了传统的“新文体”、“旧文学”坚壁,构建了一个包括新文体、传统的古典文体和通俗性的流行文体在内的完整的、体系性的文学文体谱系.古典文体的流芳余韵,新文体的实验性、现代性,都市流行文体的世俗性、时尚性,不同的作家群体和读者群体各得其所.当然,所谓民国文学中的古典文体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异,开始与新文学进行融合,新文学也积极吸收古典文学的艺术精神,以合适的文体表现时代的新思想,或者说为新思想寻找到了恰当的文体.正是这样,人们看到了内涵丰富的文学历史,看到了民国文学的审美向度.     

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

最近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一书,从一个方面认真研究和正确总结了“五四”新文学经验,填补了新文学史研究的一块空白。 吸收“西洋文化”,接受外来影响,这是“五四”时期的文学风尚,也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传统。“五四”新文学的先驱者们,无不把译介外国文学作为自己创作和推动新文学发展的首要任务。“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提出过“拿来主义”的口号;一代     

论蒋光慈的“非虚构写作”及其“现实主义”意义

蒋光慈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现象级"作家,其创作具有巨大的阐释价值和学术增殖意义。从文体学和主题学层面来看,蒋光慈的报告文学式小说是跨文体的非虚构写作,不仅具有文体创新价值,更以实录精神和阶级意识为现代中国留下了"历史的证据",因而在中国新文学由启蒙文学向普罗文学和"人民文学"的转型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从"现实主义文学"源流来看,蒋光慈小说批判"资本的权力"和都市贫富分化现象,更接近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本质,不仅使茅盾藉以扬弃了普罗文学的幼稚病进而创作出具有经典意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巨制《子夜》,而且对于今天反思"无边的现实主义"仍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五四与台湾省新文学运动的崛起

五四,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掀开了崭新的第一页。五四,凝聚着中国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文化的可贵精神和优良传统。五四,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上所进行的文学革命业绩永彪史册。台湾省新文学是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生直接受到五四的战斗洗礼,它的成长、壮大,又以对五四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相关联。如果台湾省新文学和大陆新文学要寻根     

试论重建女性文学传统的意义

审视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到,在其演进的历史中形成了相应的文学传统.在现代理性精神的烛照下,经过对传统经验的选择与改造,实现对传统的承传与超越,中国现代女性作家逐步形成了体现新的文学价值观念的新文学传统.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新传统的建构,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体现在多个层面上:其一,女性自我表现:从自叙传到“精神创造传统”;其二,性爱书写和文化/人性层面的现代转型;其三,创作方法上形成占主导地位的写实传统.     

五四新文学的文化选择

在五四时期,两种"大恐惧"引发出两条相悖的探寻"根本"的思路,也由此决定了五四新文学的文化批判性格和反对者们对传统文化的护卫姿态;在东西方文化激烈论战的大背景下,新文学作者从文学这一特定角度表现了自己鲜明的态度;五四新文学作者们仿效外国作品和读者们阅读──接受的过程成为学习西方文化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     

越文化底蕴:鲁迅文学精神生成的重要“内源性”机制

鲁迅文学精神生成,涉及多种文化接受,其中地域文化——越文化精神的深刻影响不可低估。越文化内质蕴含着充满张力的反叛旧传统的变革因素,这既源于自强不息、耻为人后的古越文化精神积淀,更缘于晚近浙东人文传统中勇于对抗旧传统的精神呈现,确是值得后人承传的"固有之血脉"。注重变革是促成我国文学现代转型的重要因素,鲁迅于越文化自觉承传、受益甚多,可见继承优秀文化传统是其新文学精神生成的重要"内源性"机制。鲁迅的新文学思想建构,如启蒙文学思想的独到建树,"人学"理论的率先提出,新文学观的首创者之功等,很大程度上受到越文化变革精神的感染。而其为新文学提供的种种创造,诸如颠覆传统文学观念致力于新文体创造,其创作的"土性"思维显出显著的越文化色彩,越文化土壤孕育鲁迅刚韧劲直文风,也显见有越文化精神的驱动。     

论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以《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选集·导言》为中心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对现代文学观念的形成具有突出的贡献,但这个结论往往比较空泛,还没有深入到具体层面。我们从三篇《小说选集.导言》入手,探索其中的文学观念,发现它们表现出四个方面的共性:一是为新文学小说设定了相同的起点;二是以西方文学为参照分析和评价新文学小说;三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否定或漠视的态度;四是尊重作家的个性。这些鲜明的共性深刻揭示了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促成了学术界对现代文学的认识和关注。     

文化与美学的解读--新视角下的南洋华文新文学

南洋地区华文新文学是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在海外的第一个文学分支,也是滥觞时期的海外华文新文学的第一个文学实体.它的萌芽、诞生,不但成为20世纪海外华文文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成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起点;而且,从文化与美学的角度来看,它也为20世纪现代华文文学新的文化传统及多元化美学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而又重要的历史贡献.     

地域书写与文化精神

地域书写一直是中国新文学的优秀传统.自中国新文学诞生以来,这一领域逐渐以其特有的文化魅力,聚集了众多作家耕耘,并产生了许多经典之作.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的文学实践为地域书写提供了典范;新时期以来,寻根文学作家则以现代眼光重新审视地域文化,在拓展地域书写方面功不可没.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各地以展示地域特色为主题的作品纷纷涌现.     

百年中国文论述略

文学评论既指文学的“评”,也指文学的“论”,这是驱动文学发展的双翼。中国文学评论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出现于近代。近代文论的改良主义主张致力于“言文合一”的新文体的推进,其目的在于以文“觉民”。五四新文学运动从语言工具革命深入到人的文学的提倡。革命文学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转向,四十年代是革命文学的广泛实践、理论也趋于完备的时期。工农兵文艺是革命文艺的继续,它完成了文学的一体制。     

世俗精神与生活美学——论阿城的小说学兼及寻根文学的“歧路”

从"推动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角度"重返80年代",会发现阿城小说在立场与观念、题旨与人物、语体与文体方面都具有实质的创造性:他为文学寻根,疏离宏大叙事,回归世俗精神和生活美学;他的小说"三王"复调多义,塑造的人物具有原型意义,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他进行语体试验和跨文体写作,创作出了具有文章之美的诗化小说和新笔记小说。以阿城为"文化起义发动者"的寻根文学疏离了批判现实主义传统而走向了文化保守主义,标志着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