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与郭沫若新诗理论的建构

郭沫若的《论诗》是新诗理论的重要文献,对认识新诗文体建构时期的理论观念具有重要意义,是郭沫若从诗的觉醒到作诗,从作诗再到论诗的感性到理性的发展过程的集中体现。《论诗》首先涉及到新诗创作中新诗人的诞生的问题,认为诗人应当是那种天才式的人物,诗人能够成为真正的"人"才能有作诗的资格。郭沫若从诗人的精神世界的探求中寻找新诗文体的韵律,将诗人的心境与新诗文体联系起来,从诗人的情感与心理世界的变化中探寻新诗韵律,从宇宙万物的自然现象中寻找诗的韵律,并最后完成新诗哲学的美学建构。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上篇)

中国新诗同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和西方诗歌传统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它不是由一个伟大的诗人开创的,而是由一个不是诗人的人———胡适开创的。胡适不是一个诗人,但却成了一个诗人;冰心是一个诗人,但却没有成为一个诗人;郭沫若是一个诗人,但却是一个短命的诗人。文章以对诗,对新诗语言、情感的独特感悟和理解,回顾了中国新诗的发展历史,论述了胡适、冰心、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冯至、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臧克家、艾青、穆旦、郑敏以及《七月》、《希望》、《九叶集》等诗人和诗派,提出了新颖而独到的见解。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下篇)

中国新诗同中国古代诗歌传统和西方诗歌传统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它不是由一个伟大的诗人开创的,而是由一个不是诗人的人———胡适开创的。胡适不是一个诗人,但却成了一个诗人;冰心是一个诗人,但却没有成为一个诗人;郭沫若是一个诗人,但却是一个短命的诗人。……文章以对诗,对新诗语言、情感的独特理解,回顾了中国新诗的发展历史,论述了胡适、冰心、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冯至、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臧克家、艾青、穆旦、郑敏以及《七月》《希望》、《九叶集》等诗人和诗派,提出了新颖而独到的见解。     

中国现代诗歌的多维观照与整体考察

罗振亚的近作《中国新诗的历史与文化透视》和《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论》无论是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方面,还是在学术主张、理论观点方面,都较同类作品有所突破和创新,是两部具有重要学术理论价值的力作。《中国新诗的历史与文化透视》是罗振亚的一部诗歌批评自选文集,可以说是作者从事诗歌批评十多年来所取得的成绩的一次集中展示。全书分为三部分,即诗学篇、诗派篇、诗人篇。分别从诗歌现象、诗歌流派和创作主体的角度对中国新诗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审视。作者对中国新诗的历史与文化进行了深刻反思,得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和启迪性的见解,敏…     

走向诗的本体:中国现代"纯诗"理论

"纯诗"理论是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最为重要的理论命题.它的外来源头是法国象征主义诗学,但它又是一种经过中国理论家改造的本土化的中国现代诗学理论,诞生于中国现代新诗由"散文化"到"纯诗化"的发展过程中.最早提倡纯诗的是后期创造社诗人穆木天与王独清,梁宗岱在20世纪30年代对"纯诗"理论作出了最为深入的阐释,李健吾则将它用来评论当时的现代派诗人作品."纯诗"理论为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全国当代新诗研讨会述评

<正> 由《诗刊》社、作协江苏分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全国当代新诗研讨会,于今年5月上旬在淮阴扬州一线召开,现将讨论的问题综述如下: 一、关于新时期的新诗走向新时期十年,中国新诗大体经历了中老年诗人的归来、新潮诗群的崛起和“第三代”诗潮三大潮流,他们都受到与会者的关注,但讨论的热     

关于无标点新诗的思考

一、无标点新诗的“崛起”《中国新诗选》①（1919—1949年），共选编26位诗人的82首新诗，其中无标点新诗只有田间的《山中》等2首。《中国现代抒情短诗一百首》（1919—1979年），共选编100位诗人的100首新诗，其中无标点新诗，也只有力扬的《给诗人）、辛迪的《航｝｝等5首。这虽不能说是反映了新诗发展的全貌，却也勾勒了新诗发展的一个轮廓。我们可以看出，无标点新诗不是“五四”以来直到70年代末新诗发展的主流。但是，70年代末至今，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以我国目前面向海内外、发表新诗为主的大型诗歌刊物《诗刊》为例，无标点新诗逐…     

新诗诗体学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兼论新诗诗体学的构建策略

一、新诗诗体学建设的历史回顾在新诗史上,诗人的秩序与自由及文体自觉与文体创造、诗体的破坏与建设及诗体的自由化与格律化等矛盾尖锐,一直存在新诗是否需要诗体,特别是定型诗体的"诗体之争",即自由诗派与格律诗派之争。"中国新诗将近80年的艺     

同情的理解和温情的敬意——评刘保昌《戴望舒传》

崇文书局2007年5月出版的刘保昌先生新著《戴望舒传》,以一个诗人的个人生命史,一种"别一抒情话语"的形成及发展史,穿越岁月的烟尘,激活了我们的历史记忆.在中国新诗经历了蹒跚学步的起步阶段和20世纪20年代的初步发展后,执着于诗歌梦想的诗人曾经这样用整个生命去吟唱与探索;中国新诗在30年代就曾经绽放出这样的华彩和拥有这样的荣光.     

论闻一多诗歌的民族风格

<正> 闻一多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哺育成长起来的爱国诗人。在中国新诗史上,他是最早自觉地倡导和探讨新诗的民族风格,也是最先在创作中体现民族风格的诗人。何其芳曾说,闻一多“是一个道地的中国的诗人”。这个评价是符合其诗歌创作实际的。一民族风格,主要是指作家、艺术家运用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法来反映本民族的历史和生活而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气派。闻一多主张新诗人要“认识我们的环境与风俗”,就是要求在诗歌创作中,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描摹和感情的抒发,反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面貌、时代气氛、风俗世态、山水人物,以及人们的心理和感情特色。显然,这是民族风格的主要内容。《死水》集第一首《口供》可以看出,诗人之所爱,是我们民族传统的美德(坚贞、高尚、爱国),是我国人民喜爱的花木(青松、菊花),是我国古代诗人经常歌咏的自然景色(大海、夕阳、高山),甚至喜爱喝一杯酽酽的苦茶的习惯,也是地道的中国特点。这首诗,可以说是闻一多追求新诗民族风格的一个开端。     

略谈《女神》的思想和艺术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的文豪。他的才能不只限于文学创作上,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方面,都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当然,他作为诗人,更是在国际、国内久负盛誉。 郭沫若的诗歌佳作,首推第一本诗集《女神》。《女神》对我国新诗的发展,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以至于我们可以这样说:《女神》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光辉起点,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开路先锋。 《女神》写作于伟大的“五四”运动前后。诗人是时代的诗人,诗歌是时代的号角。《女神》是“五四”时代精神在新诗领域中的体现,给我国的新诗运动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题材、新的风格、新的形式,在思想和艺术上开了一代诗风。     

古典与现代之辨:新诗的第三条道路——以1940年代沦陷区诗人为中心

1940年代,置身于历史和文化夹缝中的沦陷区诗人们,似乎找到了中国古典诗学与西方现代主义诗艺的契合之处:吴兴华的"古题新咏"与格律探索,朱英诞、南星、沈宝基等的"晚唐诗风"与象征诗学,路易士的"纯诗"探索,通过孜孜不倦的探求,他们试图在古典与现代的融汇、调协中为新诗开创一条新路.他们的理想和实践--以古典的严整诗形,表达现代人繁复错杂的情绪体验,并为新诗寻索出一种相对稳定的"范式"--构成了1940年代历史烟尘中一道别致而又悲凉的风景.他们的诗学探索与同时期冯至、穆旦等趋于现代主义的诗歌创作遥相呼应,将新诗逐渐导入宏深而开阔的境地.     

失落的女神——《女神》及其新诗“现代性”问题

在郭沫若研究与当代学术界接轨的过程中 ,与《女神》相关话题的新诗现代性问题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如何理解《女神》创作的现代性问题 ,也是解决新诗现代性乃至五四新文学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关键环节。中国现代新诗从其产生之始就呈现出鲜明的平民化特征 ,《女神》以及现代诗直露的抒情方式及其相应的平民意识成为现代诗人情感爆发的先河。     

校园期刊与新诗发生期的批评场域——以《新潮》和《清华周刊》为例

在新诗发生期,校园期刊是新诗及新诗观念传播与接受的重要场域,《新潮》和《清华周刊》作为典型的校园期刊,深度参与了当时新诗批评场域的形成。《新潮》强调办刊人的"共同主张",紧随《新青年》办刊理念,选诗以白话新体为限,重视诗歌的思想意义和具象式写法;在议题设置上更重视新旧文学之争,理论批评主要是为新诗合法性找理据,在"自然"和"自由"的诗体解放旗帜下,扩展新诗的写作题材和写作手法;《新潮》与《新青年》《少年中国》构成同盟关系,增强了自身影响力,为白话新诗派壮大了力量。《清华周刊》及其《文艺增刊》虽然也强调办刊人的"共同兴趣",赞同诗体解放,但更强调"诗体创造",将情感、想象视为诗的本质,丰富了新诗表现手法;在议题设置上更注重理论建构,多围绕诗体规范与创造的具体细节展开,注重相互评鉴;《清华周刊》与《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因诗学趣味相近且有合作,为新格律诗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劳动观辨析——对国内学界一种流行观点的质疑

国内学界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劳动观是"不成熟"甚至"不科学"的。事实上,《手稿》的"自由自觉劳动"这一提法有其具体的语境,马克思是在分析人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差别时,在相对的意义上、有针对性地讲劳动的"自由自觉"的。他并未抽象地、无条件地谈论或夸大人类劳动的"自由自觉"特性。"自由自觉劳动"不仅仅是马克思当时关于人类劳动的一种理想,它还是一种"曾在人类史前时期真实存在的具体劳动形式"。《手稿》用关于人类劳动的理想来批判私有制社会中人类劳动的现状,谴责其"非正义性",这并无不妥之处,并不构成"唯心主义"。另外,《手稿》并未对私有制社会的现实劳动进行单纯的道德批判或加以简单否定,而是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科学态度,在批判其"不正义性"的同时,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澄清这些事实,有助于科学评估《手稿》及其劳动观的哲学价值与历史地位,恢复马克思思想史的本来面目。     

试论作为著名编辑家的徐志摩——兼及中国现代作家中编辑家的认定问题

报刊和图书的编辑在徐志摩短暂的一生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以编辑的身份介入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见证了"苏俄仇友问题大讨论"、鲁迅与陈西滢等的论争,编辑主体性得到了空前的体现,编辑张力得到了极大释放;他以编辑的身份介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特别是新诗发展史,引领一个流派的兴起,与"新月派"同仁一道将新诗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诗人气质与编辑素质在其身上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兼容。     

角落到中心的位移——选本与戴望舒《雨巷》的经典化

本文考察了1930年代以降不同历史时期主要的诗歌选本对戴望舒《雨巷》的收录情况,在选本维度勾勒出《雨巷》在近百年新诗传播接受场域由"角落"向"中心"的位移、生成为"经典"的历程,澄清了今天的多数读者想当然地以为《雨巷》问世后便一直走红、一直受到读书界热捧的观点;文章认为,《雨巷》命运的起伏变化是诗人、读者、诗学、语境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角落"向"中心"的位移历史是《雨巷》诗意增值、经典性生成的过程,生产、凝结出新的诗学话语。     

朱英诞对废名《谈新诗》的改写和续写

朱英诞新诗讲义是在废名《谈新诗》基础上的改写和续写。在认同废名讲义中宣扬的新诗是分行自由诗的基础上,朱英诞坚持“纯杂兼收”的诗体观,在诗语、诗形、诗趣上开放融通,在修辞和格律上打开了自由诗的空间。在讲义编排上,朱英诞重“论”轻“史”,他并不严格依照时间的顺序叙述新诗之发展,而是以近期个人阅读的新诗集为重点,评价诗人诗作之优劣。在他看来,新诗不是一种线性发展的必然,他对新诗历史的想象不是一种“聚焦式”的新诗进步想象,而是一种“离散式”的新诗多元发展想象。从讲义中具体的新诗品鉴来看,朱英诞更欣赏那种以散文化写法表达完整诗意的新诗,他心目中的新诗经典是具有古典作风但又“与古为新”的自由诗。朱英诞编写讲义的目的不重历史的评判,而意在通过选诗和评诗呈现自己的新诗观念,建构自己的新诗想象和个人的新诗经典。朱英诞的新诗讲义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新诗传播接受的历史现场,有助于打破业已固化的新诗历史想象,具有积极的文学史意义。     

康白情的诗及其诗论

谈到中国新诗的发展,不能不提到诗人康白情。康白情,字洪章,四川安岳人。当年,这位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的健将,才华横溢,曾以《论中国之民族气质》、《难“思想律”》、《论团结》等政治、历史、哲学论文,受到重视和赞誉。然而,使他名声大噪,人们难以忘却的,却是他的新诗。     

巴人的诗论

巴人在从事新诗创作的同时,也坚持从事新诗理论批评工作。二十年代后期,他刚开始从事理论批评,就写下了《新诗漫谈》;三十年代,他写下了带有新诗史略性质的长篇论文《新诗的踪迹与其出路》;五十年代后期,他写下了《也谈徐志摩的诗》、《争论之外》等参与当代诗坛争鸣的文章。综观巴人一生的诗歌理论批评文章,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诗歌的本质、新诗的语言、形式、风格以及新诗史等理论问题,都发表了独特的见解。 巴人论诗,注重诗意与诗的意境的创造。他在《新诗漫谈》一文中曾批评二十年代中后期新月诗派注重新诗的格律而“把新诗的灵魂——诗意——撇开一边,把新诗的衣服拼命讲究。”与此同时,他称赞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云雀》“诗意丰富”。在更多的场合,巴人更注重诗歌意境的创造。1959年,在《争论之外》一文中,他指出:“做诗就得有‘诗的意境’”。可见,巴人是将创造意境视为诗歌创作的核心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