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的叙事观念

汪曾祺的叙事理论,既自成体系,又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叙述语式上,他认为小说是第三人称的艺术,人物对话要平淡自然,叙述语言要讲究"语态",叙述态度要含蓄节制;在叙述语态上,他主张直叙,反对穿插,注重叙述节奏的变化,欣赏"空白"艺术,提出了"惟悠闲才能精细"的观点;在叙述结构上,他讲究起止自在,匀称自然,反对故事性过强,并创造性地阐释了煞尾、度尾、断续、伏应等传统观念。汪曾祺的叙事理论,以实践性、传统性和创新性显示了自己独特的个性。     

文学书写中的故乡记忆--以汪曾祺笔下的昆明为中心

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时期的昆明生活对汪曾祺的思想和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衔接现当代的作家,汪曾祺继承了现代文学中鲁迅、废名、沈从文等人开创的书写故乡的传统.书写故乡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故乡对于作家来说既是一种写作资源也是一种思想资源.在汪曾祺晚年关于精神故乡--昆明的写作中,体现着他个性化的小说观小说是回忆.同时,小说"追忆过去"式的叙述模式在阅读上产生了一种恒在的美学效果.     

童眸里的世界:别有洞天的文学空间——论新时期儿童视角小说的独特价值

儿童视角小说在叙事智慧、文化意蕴、伦理向度上都显示出相当的独特性和深刻性.这类小说通常以儿童充当生活的见证人、审视者与叙述人,以现实与回忆的迭合、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并存、儿童话语与成人话语的复合,构置具有较大时空涵客的叙事框架与文学空间;作家以儿童作为人物视角包含着作家建立一种新的叙事法则、反抗既定语言秩序、重新叙述历史和生存体验的文化意味;儿童视角小说注重摹写儿童的生命感觉、情感心理,对儿童本体的生命与灵魂给予了深切的关注,显示了崭新的叙事伦理.     

论汪曾祺笔下的传统中国人形象

汪曾祺小说继承了中国古代笔记小说和现代抒情小说的传统,关注人物心灵中的诗意及这种诗意的逐渐丧失。汪曾祺小说中的人物心灵具有诗意,凝聚了传统文化的诸多美德,但这些诗意和美德正被严酷的生活磨损,逐渐丧失了这些宝贵传统美德的心灵开始变得粗鄙。汪曾祺小说的主题就是呼吁我们这个民族文明起来。     

海外华裔文学的创伤叙事研究

创伤叙事是对创伤的抚慰和治疗,因为生命通过艺术而自救。美国华裔文学中普遍存在个人、家庭及族裔创伤经历。小说《骨》中作者伍慧明通过"莱拉"这个人物对自身创伤记忆的叙述,使得那些被压抑进美国华裔后代潜意识的创伤体验重新浮现,使她们能够在痛处哀痛,以此释放那些影响着自己当下生命的过往感受,重新获得生命的自由;特别是揭示了美国华裔小说的创伤叙事与族裔历史、其他华裔的心灵自传和历史拷问之间的同质互文关系,并可以从中反思小说的个体叙事在历史和文化创伤愈合过程中独特的作用和价值。     

论小说叙事的叙述主体

小说叙事就是采用特定的叙述方式来讲述一个或者一系列的故事。小说要叙述故事,那必然要有一个进行叙述的主体。在小说叙事领域,与小说有关的主体有作者、隐含作者、人物、叙述者等。作者是写作作品的主体,他只存在于小说文本之外,而不能进入文本;一旦完成了作品,他的任务就履行完毕。隐含作者虽然存在于文本内,但他只是作者安排在那里来体现作者的思想规范的,没有声音,归根结底是作者在小说文本中的第二自我。小说文本中某些人物的讲故事看似是叙述,实际上这只是发生在文本内的故事世界的行为,也即人物和他讲的故事最终也只是被叙述的客体。叙述者是一个叙述行为的直接进行者,既然叙述者具有叙述行为,对于小说文本而言,自然应该是小说叙事中承担叙述的主体。     

巴赫金复调理论对小说叙事理论的影响

学界对巴赫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理论的翻译、介绍以及理论本身,没有更多顾及巴赫金的理论背景以及他对其他理论体系建构的影响力。综合分析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中的"主人公"与"复调世界"两大范畴,与小说叙事理论中的"人物"、"叙述者"、"叙述世界"等范畴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小说叙事理论中的"人物"、"叙述者"、"叙述世界"等范畴充实了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中的"主人公"与"复调世界",这两种理论形式共同指引着小说的创作实践。     

文如其人--论汪曾祺与其小说文体

汪曾祺与其独特的小说文体之间具有特定的对应关系,本文分别从汪曾祺的生平经历、中国传统文化对其的濡染、前辈作家对他的影响三个方面,分析了汪曾祺作品中的乡土文化氛围、童年叙事、儒道并举的美学追求和散文化的结构方式等特点,逐层探讨了作者和其小说文体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     

论汪曾祺小说的音乐性

小说与音乐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二者看似迥异,实则有着内在的相通性。汪曾祺通过变换的节奏、奏鸣曲式的叙事风格以及复调技巧的应用,在小说与音乐之间实现了"会通"。本文通过对《大淖记事》《岁寒三友》等文本的解读,探讨汪曾祺小说的音乐性。     

鲁迅小说《头发的故事》解读

《头发的故事》围绕着女子剪发、男人剪辫子的头发问题组织故事 ,通过头发问题所引起的反复曲折的风波 ,鲁迅寄寓了自己对封建顽固守旧势力的痛恶 ,对软弱的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愤激。鲁迅将人物独白作为构思这篇小说的主要手段 ,通过人物独白来叙事抒情 ,同时以辫子这种社会意象来叙事。小说创作过程中也采用了虚构艺术 ,通过虚构的“假” ,达到艺术上的“真”。叙述和人物语言也精炼传神 ,富于美感力量     

萧红小说《呼兰河传》的文本复调性

“天涯孤女”萧红对于故乡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绪,故乡留给她的不仅有苦涩的创伤,也有记忆的芬芳。其写作背景从未离开过故乡,不过她的故乡情绪却是复调的,思乡的蛊惑使其作品始终回荡着还乡的旋律,对家的失望又让其作品深寓着不绝如缕的深深叹息。作为一位执着于现实的作家,小说《呼兰河传》的书写在温情脉脉的叙述中始终隐藏着一颗焦虑不安的痛苦灵魂,文本叙事中交织着批判与诗意的叙事张力,主题指向上则将民族国家的内容嵌入多元多质的文本深处。由于采用了复调叙事,萧红将深情的乡土眷顾与无望的精神皈依、国民性批判与启蒙主义、女性意识与国家意识融入文本之中。批判的意识与咏叹的声音同时迸发,从而使小说产生了仿佛复调音乐一样的审美效应。不同主题的融进形成了隐在的内文本间性,生成了小说文本的多声解读的批评景观。     

长不大与不愿长大——《古炉》与《铁皮鼓》叙事人物比较

小说是一种叙事的艺术,小说作家对于叙事的重视与创新,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其中,叙事人物在整个小说叙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对中国当代作家贾平凹的《古炉》与德国作家格拉斯《铁皮鼓》的叙事人物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作家在叙事人物艺术创造中存在相通性,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对这方面进行探讨,对于丰富小说艺术的发展应当说不无裨益。     

论人物视角在古典小说结构中的重要作用

叙述视角是小说叙事技巧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叙事视角的选择对于小说的叙事结构及其审美效果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叙述视角,用简单的语言描述,即是作品叙述故事、观察世界时所选择的角度.选择这一角度实际上首先是选择人这个点,即观察者的视点.谁是观察者决定了叙事的角度.在小说中承担观察者角色的大致有三种,叙述者、人物以及假想读者(作者在作品中设置的读者),而前两种是最为常见的叙述视角.中国古典小说从其总体框架来看,是一种全知的叙述视角,叙述者的视点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一点是肯定的.然而正因为如此,往往掩盖了人物视角的重要性,使人忽略了人物视角的重要意义.当我们仔细阅读作品时,就会发现人物视角是叙述者叙述故事时的重要手段和表现方法,人物视角在古典小说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本文试就其在古典小说中的结构功能及其实现的审美意义加以探讨.     

影响与修正:西方现代派文学与汪曾祺小说

西方现代派文学对汪曾祺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从表现内容来看,汪曾祺小说对生存处境日益恶化的体悟、对人性恶的揭露和展示、对人的非理性意识的大胆表现,从表现方式来看汪曾祺小说借鉴了西方现代派文学中的心理分析手法,注重对人物的潜意识发掘和表现。但汪曾祺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思想内涵和表现技巧,而是将其吸纳、转化为己有,成功地对其进行修正:首先,汪曾祺用传统文化中的宽容、平淡、豁达来中和西方现代主义那种人与环境紧张激烈的冲突;其次,汪曾祺还根据传统审美习惯和传统的表现技巧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追求技术之上的形式主义做了修正;最后,汪曾祺坚持用传统的时间观来对抗西方现代主义的时间意识。     

杨朔诗化散文的内核:小说化叙事

杨朔诗化散文多由人物和故事组成,叙述时一波三折,很注重细节的精细描述,并对内容和叙述方式作虚构性处理,是小说化的叙事话语;其结构形式也与内容的话语叙事相适应,成为情节性发展散文结构,成为形式化的内容,具有独立的形式审美性。这一切表明杨朔诗化散文的内核是小说化的叙事,它的单位意象也揭示了这一点。同时,杨朔散文"诗意"的产生也与其小说化叙事以及单位意象的指称意义转换有关。要说明的是,杨朔散文的小说化叙事,正是对延安时期和建国初期散文文体的继承和发展。     

人胜风景下的叙事风景——从《风景》的视角和语调看小说叙事方式的创新

叙事艺术是作家美学意识的表现.近年的小说在叙事方式上进行了许多新的探索.本文通过对方方<风景>的独特叙述视角和叙述语调的分析,企图对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叙事艺术作进一步探索.     

金批《水浒》对中国古代小说叙事模式的突破

金圣叹通过对《水浒传》的评改,删除了繁杂重复的诗词韵语,从而保持了整体叙事节奏的连贯与紧凑,缩短读者与小说中人物的距离;提出了注重人物感受,着重表现人物心态,强调小说人物言行的性格化、心理化描写;强调由作品中人物视点表现情节与场面,限制叙事者过多介入等观点。他的理论加强了小说文人化、书面化的倾向,是中国古代小说叙事模式理论的一个突破。     

知情叙事:从新家族小说到新追忆小说

以往我们对叙述者的关注,常常是追踪谁在叙述。叙述者是谁固然十分重要,但叙述者与故事中人物的关系也非常重要。我们将探讨的小说叙述者的知情者身份,就表现了叙述人与故事中人物的某种特殊关系。而正是这种特殊关系,决定了知情叙事这种独特的叙述方式,从而使小说在叙述形式上     

论汉魏六朝笔记小说的叙事风范

汉魏六朝是中国叙事传统发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基本事实是:由子、史传统衍生出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轶事小说),即笔记小说,表现出一系列与正史和辞赋有所不同的叙事风范.在注重文笔之辨的时代风气中,伴随着"谈助的名士化"和"传记的见闻化",笔记小说的叙述呈现出四个显著特征:不注重人物生平的完整性;大量采用限知叙事和存疑语气;风格简淡,有别于史家的庄重和辞赋的绚烂;而粗陈梗概,.删削细节,则意在回避现场感,与辞赋之致力于强化现场感迥异,也与并不完全排斥现场感的史家有所不同.     

主体存在的人——论张欣小说人物形象的审美价值

对人的同情、理解和关怀,对人性的坚信、乐观等人文精神是张欣作品的精神文化内涵。作为她的思想观念载体的审美人物形象体现了这一精神。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具有主体性的审美价值,体现为三个方面:人以典型的审美类型出现;在刻画人物时突出人的主体价值;在叙述方式上采用情节模式,人在小说中不是叙事功能的载体,而是故事表现的中心。张欣小说人物的主体性存在,使她的小说具有了人文主义理想和诗性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