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圣人的理想人格

玄学人格精神是玄学理论的人格化和现实化 ,在玄学理论构建的动态过程中 ,玄学的人格精神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前期玄学表现出对于名教进行极力诋毁的庄子精神是玄学理论对儒家一尊的矫枉过正 ,对社会的影响虽大却很快就被历史淘汰 ;后期玄学以郭象《庄子注》为分界 ,通过郭象《庄子注》对庄子原意的改造 ,魏晋时代的人格精神建立起来 ,这是真正的玄学精神。玄学人格精神的内涵是不忘现实而又追求飘逸高远的儒道兼综。     

竹林玄学人生哲学思想

魏晋时期是中国人生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刘劭开辟了玄学的先河。王弼、何晏以“贵无论”奠定了玄学人生哲学的理论基础。继正始玄学之后,玄学史上又放一异彩:诞生了竹林玄学。竹林玄学的产生,是魏晋社会发展的产物,是正始玄学演化的必然。它对形成魏晋风度、蕴化元康玄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玄学人生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魏晋玄学与“竹林七贤”赋作

玄学的出现,是对神学的否定,也是一种思想的解放。玄学所倡导的累日清谈、不务实事、一任自然、纵欲无度、全身远害,则是其致命弱点。“竹林七贤”的赋作是玄学思想的具体化。对玄学、对“竹林七贤”的评价,要一分为二,不能一味颂扬     

玄学与理学研究的一个新视界———读朱汉民教授新著《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简

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是中国思想学术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两大热点领域。学界对玄学和理学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有关二者之间的关系,却鲜少系统的论著。朱汉民教授最近完成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玄学与理学的学术思想理路研究》一书（下文简称《玄学与理学》）,填补了这项空白。本书以宏观和专题性的形式著论,然其着眼点,却是从思想学术发展内在理路的角度对玄学与理学关系作内在连续性和演成关系的探讨。故其所论,既能通观宏览,著见玄学、理学之精神要旨,又能发幽探微,对玄学与理学两种学术型态之间的思想差异及其关联性、玄学转型为理学的内在机理、理学何以能涵容转化玄学并取而代之,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思想等一系列重大学术和理论问题,作鞭辟入里的理论分析,给出自己深刻独到的解答。本书展开了玄学与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视界,在学术和理论上创获颇多,以下择其大要,就《玄学与理学》一书的特点,谈几点感想。     

主弼《论语释疑》研究

<正> 1.曹魏正始年间,玄学大师何晏、王弼分别注释了《论语》。然而这两部书的历史意义却大不相同:何晏的《论语集解》标志着汉代经学《论语》研究的终结,而王弼《论语释疑》则宣告了玄学《论语》时代的开始。汉代儒学大家多注《论语》,但已无一家完整注释流传至今,仅剩佚文,并且大多依赖《论语集解》得以保存。由于何晏无可争议的玄学创始人地位,后人往往先入为主,将《论语集解》划入玄学著作范围,然后从中搜寻编者关于“无”、“无为”,“自然”的只言片语,以证明何晏玄学思想。其实,这是一个历史的误会。第一,《论语集解》出自多人之手,是集体编纂的官书,不是何晏本人的专著。据《论语集解》序,参加者除何晏之外,还有孙邕、郑冲、曹羲、荀(岂页)。其中孙邕,郑冲、荀(岂页)都是传统派儒家人物,不是正始玄学家。第二,《论语集解》绝太多数篇幅都是引汉魏大儒的注释,编纂者本人的文字甚少。即使这些编纂者的文字全部代表何晏的观点,其思想倾向也与汉儒无异。可以说,《论语集解》是一部汉代经学思潮对《论语》解释的精粹集,而不是何晏玄学思想的代表作。     

论魏晋名理学

<正> 一学术界一般认为,名理学是存在于玄学之前,并独立于玄学之外的一个哲学流派,有的学者认为,玄学是名理学的发展;有的学者认为,玄学是对名理学的否定。两派都认为,随着玄学的兴起,名理学衰落了。我们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难以成立,其根本点在于,在魏晋时期名理学不是一个独立的哲学流派,它仅仅是一种理论思维方法,将它独立于玄学之外是没有根据的。下面,我们把在《三国志》和《世说新语》等史书中被称为“善名理”的人物开列如下:     

魏晋"言意之辨"与佛教中国化问题探析

佛教的中国化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如果说,佛教的中国化集中体现为佛教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的历史过程的话,那么以经典文本的意义追寻和终极价值的哲学建构为旨归的魏晋"言意之辨"则既是佛教玄学化和玄学佛学化的根本方法,同时也是推动佛教玄学化和玄学佛学化的动力机制和深层原因,而这不仅体现在"性空本无"的本体论哲学体系的建构上,而且体现在"言意之辨"的方法论的直接运用上和"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直觉思维方式的价值选择上.可以说,没有魏晋"言意之辨"的重新崛起,也就没有玄学系统之建立,而没有玄学系统之建立也就没有佛教的玄学化和玄学的佛学化.     

魏晋南北朝哲学二议

<正> 关于魏晋玄学,谈王弼、郭象的多,而玄学的两头,即起源与余波,还是研究的薄弱环节。玄学源头非一,就思维方式而言,汉代道家是玄学的前驱。西汉的《淮南子》、《老子指归》、《太玄》,东汉王充的天道观,汉末宋忠、陆绩的《易》学、《太玄注》,都是两汉思想向魏晋玄学过渡的重要环节。当然,社会条件是玄学产生的决定因素,但在玄学之前,学术思想上必须有量的积累,否则玄学就     

玄理在诠释之中——以皇侃《论语义疏》为中心

儒学与玄学的对立是魏晋玄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不仅提供了理解玄学变迁的思路，也为玄学的产生和瓦解提供了思考的契机。学界在研究玄学史时，较多关注玄学的产生，却较少关注它的瓦解。思考玄学的瓦解意味着思考儒玄对立的问题如何得到最终的解决。南朝梁时的儒学家皇侃通过注解《论语》，将玄学对应到义理，并将玄理内在于儒家的经典解释之中。皇侃的这个思路为理解儒玄对立之解决和玄学之瓦解提供了一些线索。     

张湛家世生平与所著《列子注》考

张湛出身于具有玄学文化传统的山阳高平张氏家族,其祖父张嶷为"元康放达派",后为永嘉南渡的第一代东晋名士("中兴名士")。因放达不羁而为兖州"四伯"之一。在第二代东晋士人"永和名士"的推动下,永和年间(345～356)玄学清谈出现了高潮。但从理论建树看,东晋玄学理论著作的创作,则出现在永和之后,由第三代东晋名士(永和名士的子弟)完成,张湛即属于这一群体。他于隆和元年～太元七年(362～382)之间,通过解释家传道家经典《列子》,完成了魏晋玄学史上的最后一部学术力作———《列子注》。     

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Saccopetaleae Hook,f.et Thomson植物，中国有5属10种,其中囊瓣木属Saccopetalum Benn．，属独活属Miliusa Lesch,ex A.DC.,蚁花属Mezzettiopsis Ridl.,澄广花属Orophea BL.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对有争议的四个属的植物，进行了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为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个佐证。     

“Horizon”的扩展:西方现象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Horizon是现象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胡塞尔的Ho-rizon是狭隘的、“平面”的。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运动进展的一个维度,就是这种Horizon不断被扩展:伽达默尔将历史的因素补充进去,提出了“视域交融”理论;海德格尔则对Horizon作了一种立体的扩展,Horizon成了人们存在的境域;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基础上,指出厚度、身体、他者等不可见者都是我们存在的Horizon,丰富了存在的理论;德里达则批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在场的形而上学,将不在场纳入Horizon之中。Horizon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现象学的特质。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 ,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 ,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 ,从少到多的程度 ,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 ,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 ,从接受别国到送去别国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 ,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制 ,找到克服限度的方法和策略 ,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 ,以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浅析社会时代需求与文学功能的演进

文学具有诸多潜在的功能因素,它因社会时代的需要而被彰显和确定,由于不同社会时代人的需要有所不同,同一社会时代人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从而使文学的功能的显现也呈现出主次、变化和不断丰富的特点。本文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分析了文学的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如何在社会时代的需求中演进和交替变奏。     

论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对于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尚需进一步研究。应从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关系,从信息转换以及从系统分析考察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具有相对性。     

当代共和主义者对罗尔斯自由观的误读

昆廷·斯金纳与菲利浦.佩迪特是当代著名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根据他们的观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乃是一种独特的自由观。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对其他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约翰.罗尔斯也受到了批判。在斯金纳看来,罗尔斯忽视了公民美德的作用和必要性,从而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私倾向和包容这种倾向的制度设计,并进而支持一种对公民生活实施最少干预的国家。而在佩迪特看来,与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不同,罗尔斯持有的是一种消极的、无干涉的自由观。后者满足于实际干涉的阙如,而前者则要求能够抵御专断干涉的保障。然而,两人的批判均是建立在对罗尔斯著作的误读之上的,因此不能成立。     

包头市区售货员和顾客之间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

出于调节与顾客的心理差距、避讳、标志售货员的身份地位等动机,售货员利用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作为语言策略,进而说服顾客购买自己的商品。在包头这样的多方言地区,如果人们能熟练地掌握两种甚至更多的语码,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交流的工具或谋生的策略。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     

色情文学：越界的想象与迷恋——苏珊·桑塔格论色情小说

古今中外,“色情”饱受非议,乃至遭到抛弃。而在正统文学中,它要么根本不被看作文学,要么被打上否定或负面的标签。桑塔格却发现了色情文学其实是文学的一种——与色情作品不同,色情文学本身包含了较多的思想性和拓展性因素。同时,借助于萨德和巴塔耶对色情小说的研究,桑塔格发现了色情文学的重要价值,也赞赏了他们在人类意识和思想的可能性之开拓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当然,桑塔格并非要引发一种色情实践或色情泛滥。毋宁说,桑塔格实际上是想告诉人们：我们需要直面“色情”和“色情文学”本身。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不被道德判断阻隔自己的眼界,不被外物迷惑和干扰自己的判断,也才能发现色情文学的真正价值和意义。事实上,在桑塔格看来,色情文学既是越界和超越性想象,也是自由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