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史剧观——以《桃花扇注》为中心

作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为了"振国民精神",极力宣扬《桃花扇》的民族意识,成为清末民初第一位勾稽史实、探索《桃花扇》创作主旨的学者。与孔尚任自己的评点本《桃花扇》相比,梁启超的《桃花扇注》在批注范围和批注内容上都围绕史实展开,反映了极具梁氏色彩的史剧观。     

清代传记文学论——以顾炎武、方苞、曾国藩、沈复为个案

清代传记家对“文学传记”较为重视,并使之与史传进一步分离,从而形成了一种文学传记写作的新潮。同时,在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上,一直不甚独立发达的自传文学,在清代却呈现了某种创新局面。     

现代启蒙精神与文人史剧——论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戏曲创作

现代启蒙精神为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历史文人为题材的戏曲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思想基础,使之获得了短暂的繁荣,但也因忽略戏曲的民族性和娱乐性而面临生存困境。回顾我国80年代现代启蒙精神对文人史剧影响的得与失,对未来戏曲创新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对传记文学写作的一点思考——兼评《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

传记文学作为一种兼具历史性与文学性的文体,成为读者的新宠。本文认为,在传记中复活传主形象是传记文学写作的起码要求,并以《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传》为例,对传记文学的写作提出了一些思考。     

中国传记文学的“宁馨儿”——评梁启超《李鸿章传》

文章论述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既有让英雄入传、运用评传体、新颖的格式、畅达的行文等不同于传统传记又借鉴西方传记的特点,又保留注重史传、宏大叙事、实录原则等传统,堪称中西传记合璧的＂宁馨儿＂,在现代传记文学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大巧无工 至情无文——由《李健吾传》引发的关于传记文学的思考

本文以《李健吾传》的写作特点为比照,探讨传记文学写作应坚持的两个原则：其一是题材要有深刻的意旨,能表现人物的思想实质;其二是表达方式要朴实、严谨,有客观公正的态度。并对《李健吾传》的写作进行了初步分析品评     

＂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实施现状调查及对策——以西南交通大学为例

“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是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学联为深入推进高校素质教育而联合实施的一项系统工程。对西南交通大学的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大学生对“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的认知度较高,评价较好,但“计划”实施环节中的职业设计指导还存在不足之处。因此,应加强职业设计的指导力度,提高素质拓展项目质量．进一步完善其评价体系。同时加强对“计划”的实施指导和宣传力度,强化素质拓展认证工作和社会认同度,使“计划”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成长成才。     

论人力资源管理新模式:人本管理——以泉州中小型家族式企业管理创新为例

家族制的泉州中小型企业成为了一大特色产业群,被人称为＂泉州模式＂。而这一模式并非当今时代的主流管理模式,与当代的人本管理模式存在着差异。而今家族制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用工慌＂、＂招工难＂等一系列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如何促进泉州中小型企业使用现代管理新模式,有效运用以人为本的管理来改进家族制管理推动中小型企业稳定发展,把富有人情味的人性化的人本管理,用于中小型家族式企业的管理之中,是解决问题的核心。     

人本法律观——科学发展观的法学解读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与灵魂,人本法律观是科学发展观在法学领域的运用,它集中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在法学领域的价值追求。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以法律发展作保障,法律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     

中国古籍阐释概述——以古今文阐释异同为中心

文章梳理了中国古籍阐释缘起,以皮锡瑞《经学历史》分期为依据,运用西方阐释学术语对比各个时代古今文家对经典阐释的异同。从共时层面比较经学、史学、子学三类古籍的阐释说明中国古籍阐释的侧重点在于经学,中国古籍阐释等同于经学阐释;从历时层面对比古今文产生、争论、融合、复兴、更易五个时代学者对经典的不同阐释,了解中国古籍阐释发展的历程。正如皮锡瑞所言,"学愈进而愈古,义愈推而愈高;屡迁而返其初,一变而至于道"。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研讨的局限及反思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研讨者对此史观的探讨多集中在民族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的范围内,没能从史学和文学史应承担的人文精神传递等层面加以审视,使此史观研讨走入了一个“误区”。事实上诸多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在民族学的研究领域中并不能得到认同,因而“弱化”了此史观研讨的理论基础和深度。民族文学研究者的研究亟需走出自身的“圈子”,参与到中国文学研究的言说中。     

少数民族文学怎样“入史”

少数民族文学早已进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现在的问题只是怎样＂入史＂。怎样入史？一是要做好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工作,扩大其在全国的影响;二是要坚持文学的国家水平标准,准确地反映各民族文学的创作成就;三是要采取融入的方针,从不同民族文学的交流和融合的高度来把握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特色;四是可以撰写单独的少数民族文学史,或者是单一少数民族的文学史,在高校开设少数民族文学专题课。真正的民族平等是基于民族自信的平等,处理少数民族文学入史的问题,也应提倡这样的态度。     

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进程现象反观(一)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所需要的历史叙述与文学观念 ,成为了学术的基本权力。 2 0世纪中国文学已经走完了它的全程 ,并完整地展现在我们的记忆与案头。纵览 2 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史学进程 :从“人文主义精神”到“社会主义思潮” ,再向世纪末“现代主义理念”的嬗变演进 ,决定 2 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整体走向 ,传统的“现、当代文学史”的分期理论与编史叙述的本质缺陷 ,清晰地暴露出来 ,从而有力地支撑着“2 0世纪中国文学”编史叙述的基本构想。     

文学史编纂与文学史观念——詹安泰《中国文学史》编纂实践与理论考察

詹安泰以诗、骚研究作为编篡《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的学术基点,沉潜考索,宏观裁断,在此基础上,结合当时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特点主编了一九四九年后由教育部审订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教材。文章以詹安泰《中国文学史》(先秦两汉部分)编篡实践与文学史观为中心,考察了其诗骚研究实绩和其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展现出来的理论特色,并由此总结出其相当科学合理的文学史观念      

台港澳文学与文学史写作--再谈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

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需要超越历史和政治局限,关注台港澳文学的复杂形态以及与大陆文学的内在的联系.把台港澳文学融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叙述,是对当代的中国文学研究的一种结构性改变,也会对文学史分期的构想产生影响.     

日本现代文论历史扫描

从文学流派思潮论、日本文学论、大众文学论、现代中国文学论四个方面对1945—2000年之间的日本文学批评进行概述,旨在厘请日本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的规律性,从而为了解日本现代文化之精华,为正确解读日本现代文学作品提供不可或缺的参考。     

文学史分期与文学观念的演变

文学史分期的讨论反映了不同的文学观念的讨论 ,近二十年来围绕现代文学史分期的讨论 ,经历了以五四新文学为起点的政治性标准、以世纪之交为起点的国家现代性标准和人的现代性标准三个阶段 ,使文学史分期成为多元复杂的学术问题     

论近二十年文学与文学史断代之关系

中国文学在90年代“全球一体化”的文化语境的浸淫中,进入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共生在同一时空维度上的时期,由此来比较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学现象,可以明显地看出文学在90年代发生的突变,以及与现代、古代文学的根本断裂。但是,衡量文学的永恒价值标准──人性和美学的判断却仍然是适用的。     

论"重写文学史"书写困境的形成

"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受到了社会的关注与肯定,其理论前提是将"启蒙"与"现代化"作为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主题。但其后,反观"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与其初衷不尽相符。反差的形成,理论上是缘于"启蒙"与"现代化"思维,并不具备足够的能量和容量说明历史与时代,反而陷入了另一种意识形态思维的迷惘中。同时,"重写"所秉持的"审美与艺术"先行的估价尺度,使得"重写"的考察视阈受到限制、遮蔽;审美的偏执,相应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历史隔膜,这造成了"重写"不能按照其理论预设的"宏大叙事"顺利展开。文学史的重写虽存在困境,但以往文学史的写作模式,必然要有所创新,坚持以文学为主题,以史识为主体是其应取之道。     

构建现代汉语文学史刍议

肇始于19世纪末的文学史撰述,带有强烈的现代国家认同的政治诉求。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或将超越国家认同,文学史的功能因之必然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之一,名实之间,受到越来越严峻的质疑和拷问。求同存异,整合全球汉语文学/文化资源,构建覆盖全球汉语文学世界的"现代汉语文学史",或将有效缓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之间互相排斥、挤压的紧张关系,拆解文学史著述的汉族中心主义话语霸权,促进中华各民族的平等和融合,提升汉语所代表的中华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故而,其意义和价值远在文学史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