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后耆英对外交涉述论

“力保和局,避免衅端”的思想是指导耆英主持对外交涉的基本原则。“务存大体,量为变通”是耆英主持对外交涉的重要特征,其结果使“国体瓦解,国权丧失     

潮汕地区中英交涉数事

本文根据近代英国驻汕头领事馆档案资料，考察了英国在汕头的开港、设领及汕头新关的开设，潮汕人民的抗英活动，英国在潮州府城设领，潮州总兵方耀与英领事的关系，以及英领事被殴打等事件，以期促进对近代潮汕地区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深入。     

试探鸦片战争前夕中外具结交涉问题

鸦片战争前夕，林则徐坚持旨在永断鸦片来源的具结贸易政策。美、荷以及葡萄牙澳门总管均相继表态不再带运鸦片来中国内地，各国亦相继具结进黄埔贸易，以商务监督义律为首的英国对华贸易商人却不愿按规定具结进口贸易，中英终因双方各执己见而交涉失败，以致中英贸易断绝，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具结政策是有条件的中外通商贸易政策，是林则徐禁烟政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就整个具结问题而言，具结政策是基本失败的政策；但就当时来说，它又是最合时宜的政策。中外具结交涉失败，除英国商务监督、对华贸易商人及英国政府的阻挠、破坏这一主要原因外，原因还在于政策本身的变化、不完备，在于林则徐等人的犹豫、怀疑，在于清朝腐败衰微、民心不一及具结策略的疏漏等等。     

鸦片战争前夕中西方的差异与互动

鸦片战争前夕中西方差异之一即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前者为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 后者为处于上升发展状态的资本主义制度； 差异之二， 西方生产力突飞猛进，对外在环境不择手段地加以利用， 而当时中国则表现为生产力水平不高， 对外在环境利用不够； 差异之三， １９ 世纪中国的科学不及人， 而欧美的科学基础已经确立。中西方建立在差异基础上的相互作用与影响表现为西方积极主动甚至违背道义地渗入中国各方面。结果是清朝被炮舰打开了大门， 失去了往日的影响力。西方不道德的战争介入永远是自身历史的一种耻辱。落后与挨打迫使中国走上近代化的艰难路程， 中国民族意识不断觉醒     

李鸿章与中法战前交涉

19世纪 6 0年代 ,李鸿章在中外交往的过程中接受了西方的部分外交思想 ;70年代 ,为求和局、图自强 ,他以西方外交思想重新审视面临强国挑战的传统宗藩关系及体制 ;80年代初 ,为避免中法因争夺越南而交战 ,他全力与法国周旋、谈判 ,并签订了有益于双方的条约。     

大国梦幻中的弱势外交——1948年中英九龙城寨事件交涉析论

1948年的"九龙城寨事件"是中英双方围绕战后香港问题的一次较量.整个事件呈现出中英两国外交当局、香港政府、广东地方政府、九龙城寨居民和中国内地民众在"两国多方"格局下的角力.事件之初,国民政府试图利用民众运动与新闻舆论迫使英国让步.但由于广州民众运动过火引发"沙面事件",促使国民政府软化立场转向寻求妥协.而英国则态度谨慎,对于涉及城寨管辖权的问题寸步不让,在谈判过程中以拖待变.整个交涉过程一波三折,最后中英双方未达成任何协议无果而终.这一事件充分揭示了战后国民政府所处的尴尬地位:中国虽被抬升为世界"五强"之一,但在这强国梦幻之中的外交却仍然是"弱势外交";由雅尔塔体系确立的国际新秩序使得中国命运很大程度上受到大国的宰制,国际环境异常险恶;而民族主义情绪在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空前高涨,使得作为民族主义与革命意识形态色彩强烈的国民党政权恰恰在利用民族主义这个问题上跛了脚.当然,此番交涉毕竟是1899至1949年间历届中国政府在城寨问题交涉上走得最远的一次.     

中西音乐艺术教育观念的差异及其原因

比较了中西音乐艺术教育观念中人才观和教学观的差异:人才观方面,西方重个性的发展,中国重道德人格的培养; 教学观方面,西方注重音乐本体研究,重理论教育以及多元化的教学方式,中国侧重音乐的宏观研究,重经验教育,教学方式单一.这些差异产生的根源是中西方哲学思想、世界观以及文化方面的不同.     

试论先秦时期儒道圣人观念的差异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黑暗,战争频繁,促使先秦诸子开始探索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各家的圣人观念由此产生,儒道两家的圣人观念有诸多不同,儒家的圣人追求仁人志士的精神境界,重视社会伦理道理,重义轻利,主张通过"修已安人"等方法成就圣人人格;道家的圣人追求隐士仙客的精神境界,反对仁义道德,主张通过"坐忘"、"心斋"、等方法成就圣人人格.     

试论中俄交涉阿睦尔撒纳事件

中俄交涉阿睦尔撒纳事件大致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月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双方围绕是否引渡阿睦尔撒纳展开交涉;第二阶段从乾隆二十三年(1758)二月到乾隆二十九年(1764),双方围绕是否归还阿睦尔撒纳尸骨展开交涉。双方围绕各自的核心利益展开了激烈斗争,随着清朝在准噶尔地区统治日益稳固,清朝最终放弃了对阿睦尔撒纳尸骨的追讨。此事使清政府进一步认清了俄罗斯对中国领土的图谋和觊觎,提高了对俄罗斯的警惕。     

殖民主义心态影响下的英国外交决策——中英交涉驻香港官方代表问题始末(1841—1978)

自英国侵占香港以来,为方便会同港英政府协调处理商贸、防务、人员流动等事务,清政府和国民政府都曾尝试在香港派驻官方代表,但均未能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多次向英国提出在香港派驻中国官方代表的要求。随着中英两国关系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经双方反复交涉,英国最终让步,默认新华社香港分社作为中国政府派驻香港的具有官方性质的代表机构。如何界定中国驻香港官方代表的身份头衔与职责权限,是中英交涉过程中的焦点。英国之所以一再阻挠中国设立驻香港官方代表,主要是出于固守其在香港的殖民利益、维护其在香港的殖民统治秩序的心态导致的;其根本目的在于遏制中国内地与香港的联系,削弱中国政府对香港地区的影响力。     

鸦片战争与"中国观"的近代转换

“中国观”是对中国国情最基本的看法,以及在这种看法的指导下,人们是采取何种纲领和政策来处理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的,包括“中国疆域观”、“中国人民观”、“中国文化观”和“中国主权观”等四项基本观念。在长达三千余年的古代历史中,中国人形成了“古典的中国观”和“多民族统一的中国观”,在维护国家统一和促进民族团结方面都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其中包含的“天朝大国”之类盲目自大心态却阻滞社会发展。鸦片战争给中国以巨大的影响,痛苦的战败经历迫使先进的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科学全新的史地知识,使他们的视野空前开阔,以全球为参照物反思中国,传统的“中国观”开始了近代转换:中国是“天朝”的观念崩溃了;“大国”的标准更新了,按新的标准,中国不是世界上唯一的“大国”;中国的船、器和战法落后,是一个“弱国”;“天朝”与“大国”的观念相脱离,“弱国”与“大国”的观念相结合;国家蒙羞,人民受害,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国,“救亡的中国观”从此萌生。     

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思想的双重影响

鸦片战争是中国社会由古代进入近代的标志性事件,它对中国近代思想的走向无疑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它致使中国社会思想产生现代化导向,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国排外思潮的开端。     

根本之守与应时之变——鸦片战争后失事官员责任追究透视

鸦片战争结束后,清王朝并无我们期待的深刻反思。他们所进行的善后工作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是战败责任追究,这包括道德拷问和法律责任追究两方面,这两者是王朝要坚守的根本。但承担责任的地方官员,对一场力量悬殊的中外战争中职守责任的理解与朝廷存在差异,同时他们更关注如何应对战后外部的压力和复杂的局面,要求朝廷能做一些变通。根本之守与应时之变的分歧构成战后政治变动的内在张力,并预示着整个晚清政局的走向。     

清代的虎门防御体系与第一次鸦片战争

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清朝在珠江虎门出海口水道两岸先后建成了大角炮台、沙角炮台、威远炮台、镇远炮台、靖远炮台、横档炮台、永安炮台、巩固炮台、大虎炮台、炮台连同木排铁链、水底石堆、暗桩,在虎门水道构成了一个具有三重门户的防御体系,成为清朝最大最坚固的海防要塞。但这个防御体系在1841年的大角一沙角战役和上横档战役中被英国军队摧毁,战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原因还是这个防御体系存在诸多缺陷。     

文化碰撞: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德文化交流

鸦片战争前后正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时期,即从闭关锁国到被洋枪洋炮打开国门,被迫对外开放.其间,各种文化和思想交流异常活跃,出现了新旧思想和观念的猛烈碰撞,并由此引发了"质”的变化.在德国人眼里,中国的"图像”已从鸦片战争前的文明古国演变为战后积贫积弱、怪诞不经的蒙昧落后的形象.因此,他们认为,必须把欧洲的文明和进步强加到中国人的身上;相反,中国的有识之士也开始"睁眼看世界”,虚心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文明成果,主动打破两千年来传统的禁锢和枷锁,开始直面神秘的西方世界.     

鸦片战争前后民族史学思想的新发展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民族史学思想开始出现新的变化。其明显表现在:一是对传统夷夏观念的突破,这一时期,史地学者普遍认为夷夏问题不再仅是中原农耕地区与周边游牧民族的关系问题,而主要演变成中华民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问题;二是在如何面对和处理国内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上,史地学者普遍从安定少数民族的民心,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稳定发展的高度出发,阐发了他们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思想。     

鸦片战争失败原因探讨

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是造成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因为长期的闭关锁国,清朝统治者养成夜郎自大的文化优势心理和对西方科技的盲目排斥,而这正是鸦片战争失败的最直接原因。     

鸦片战争时期"汉奸"人员构成问题研究

鸦片战争时期,汉奸问题涉及相当广泛的社会阶层,使得汉奸的人员构成极为复杂。清政府对于汉奸的人员构成情况所作的分析,虽有一定的依据,但由于在认识上存在着重大的偏差,使得这一问题更加复杂,问题的严重性也被显著夸大,反而不利于这一问题的有效解决。     

论叶名琛的对外交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关系

1857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英法两国和清朝政府都把战争的责任归咎于叶名琛办事不力。但在事实上,叶名琛忠实地执行了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并受到清政府的褒扬。清廷之所以将广州失陷的责任归咎于叶名琛,一是在中国传统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只有没用的臣子,没有昏庸的君主;二是清廷想设法以此转圜。而英法两国对叶名琛的责难则是想以此为武装侵略中国的借口。     

潘仕成与鸦片战争的武器捐造(上)

鸦片战争时期,清军不敌英军。潘仕成自行捐造武器,包括水雷、大炮、战船。文章围绕潘仕成捐造武器一事探究了某些具体细节,分析了他制造武器的思想根源以及武器制造为什么没有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