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修辞观

通过对先秦文献中可信的有关孔子修辞观的言论进行搜检,可将孔子修辞观归纳为两个方面：普通修辞观和儒学修辞观;孔子的“儒学修辞观”更为集中地反映出儒家思想对修辞行为的认识和界定,也决定了中国传统修辞观和修辞行为的基本走向。     

儒家思想与《文心雕龙》修辞观

《文心雕龙》在论述文学创作中必然涉及对语言运用技巧方面即修辞学方面的论述。崇尚实用、文质并重,以“质”为主,以“文”为辅,就是刘勰修辞观的集中体现。不管是创作论,还是修辞论,《文心雕龙》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准则的。     

《文心雕龙》的修辞观

《文心雕龙》并没有专门论述修辞,由于文学和修辞的特殊关系,在对文学创作作出指导时,兼及谈到修辞。从修辞理论和方法角度,全面阐述刘勰的修辞观,从而窥视到在修辞学专著《文则》出现之前,修辞的理论与方法兼备论及的事实。     

马克思恩格斯的修辞观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书面语和口语中都应该注意修辞。他们提出修辞形式要为题旨服务 ,主张写文章或讲话要有充实、丰富的内容 ,反对华而不实和言之无物 ,同时 ,在选择修辞形式时还要考虑到听读者的实际情况 ,注意针对当时理论的接受者工人阶级和理论所批判的对象即论敌为文章选择合适的表现形式。由于当时斗争的需要 ,他们特别注重讽刺手段的运用 ,崇尚简洁、鲜明、有力的风格。马克思恩格斯的修辞实践也证明了他们的这些修辞观     

以修辞破解修辞——尼采修辞观念探析

出于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叛,尼采用修辞学观念批判柏拉图的辩证法,同时也在语言中用修辞的形式取代严密的逻辑论证。尼采运用了“双重修辞”:他一方面要不断地破坏,另一方面又要用创造和重新评价的修辞加以伪装,于是他给自己带上了“面具”。“面具”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虚无,这是作为修辞学家的尼采的话语策略,他要用生成的修辞游戏破解意识形态中修辞的诡计。     

论修辞文本建构的基本原则

修辞文本,是指那些运用某种特定表达手段而形成的具有某种特殊表达效果的言语作品。修辞文本的建构应遵守“恰切性”和“有效性”的基本原则。所谓“恰切性原则”,就是修辞者所建构的修辞文本要对修辞接受者有较强的针对性,即与修辞接受者所能接受或理解的知识层面、心理状态、情感情绪等方面的情况大致相符合。所谓“有效性原则”,就是修辞者所建构的修辞文本要使修辞接受者能够理解且乐于接受。也就是说,前者要求修辞者所建构的修辞文本具有一定的艺术性,后者则要求修辞者所建构的修辞文本具有可解读性、可接受性。“恰切性”是“有效性”的前提和基础,而“有效性”则是“恰切性”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试论李清照的修辞观

李清照是中国古代词史上的杰出代表。在以前的研究中,我们往往是对她的作品的写作特点,艺术特色来进行分析,很少对她的语言来进行探讨。从她的《词论》开始,她的修辞观就已初见端倪。但是她的修辞观绝不仅仅是一篇短短的《词论》就能涵盖,有许多观点必须深入到她的词作及诗文中去寻找。     

修辞：语言资源配置效果最优化的努力

从语言学的视角看,修辞是表达者传情达意时在语言文字上的一种经营努力。之所以要经营努力,是因为表情达意要追求尽可能好的效果。换一个视角看,修辞则是一个语言资源配置的过程,跟经济学上所讲的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以获取最大利益或利润的原理是一致的。经济活动追求的目标是利润收益最大化,而修辞活动追求的目标则是接受效果最大化。经济活动是否成功,判定的标准是看最终的利润回报;修辞活动是否成功,判定的标准则是最终的接受效果,有时不完全看语言资源配置与产出的利润比,而是看达意传情的目标预期是否最终能够实现。     

康有为的修辞观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的修辞学家,其修辞学论文是中国修辞学的宝贵史料。康有为的修辞观主张文章"贵适用"、"合时宜"。其关于文采、繁简、积词修词、文体文法之说,均有借鉴意义。     

鲁迅修辞观初探

鲁迅先生的修辞思想，可以概括为：重视形式锤炼，反对卖弄技巧，主张简练畅达，反对繁冗晦涩；倡导平实朴质，厌恶装腔作势；主张平实朴质，反对朦胧做作；主张通俗幽默，反对简古庸俗；主张先“信”后“达”，反对削足适履     

修辞原则浅议

本文根据现代修辞观念 ,认为“适应题旨情境”只能作为一条重要的修辞分原则 ,而不能作为一条修辞的总原则。修辞除了要遵循该原则外 ,还必须遵循其他几条原则     

禅宗的“不立文字”语言观

禅宗是以禅悟为达到成佛的目的和修持方式的 ,这种独特的修持觉悟方式决定了它是超越思维、推理的 ,是排斥语言文字作用的 ,“不立文字”也因此成为禅宗作为佛教特殊一系修持实践的本质要求。但是 ,禅师在传达禅理、禅法乃至禅悟时 ,不可能全面地、彻底地排斥语言文字的功用。从菩提达摩来中国传播禅法至明清时代 ,禅宗的语言观大体上经历了由“不离文字”到高唱“不立文字” ,再到回到“不离文字”的演变过程。禅宗的语言观一方面充分而深刻地揭露了直觉体悟与语言文字的矛盾和关联 ,为探讨和总结直觉和语言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一方面又有力而全面地推动了中国语言的艺术化 ,对中国文化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人是语言的动物,更是修辞的动物

哲学家说“人是语言的动物” ,是相对于非语言动物的一种界定。我们说“人是语言的动物 ,更是修辞的动物” ,是针对人如何更有效地通过语言证明自己、走近他人的一种描述。应该承认 ,在很多情况下 ,人际交流并不是把存在着的世界转化为抽象表述 ,而是把真实世界转换为似真、甚至失真的修辞世界。这意味着 ,在更多的情况下 ,主体以修辞的方式在场 ,或者说 ,修辞对主体之在场的影响 ,比不假修饰的语言的影响更大。     

积极修辞在相声中的应用

相声是一门语言艺术，旨在通过形象生动的语言制造一种幽默的效果，让观众在欢乐的气氛中理解其中所要表达的意义。积极修辞是相对消极修辞而言的，是极尽语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力图把所说或所写的思想感情表达得生动、形象、鲜明、准确，一般用于抒情、表意、写景、状物的口语或文章中。本文罗列一些相声中常见的修辞手法，分析积极修辞在相声中的应用。     

陈骙《文则》的现代修辞观

陈骙的《文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谈及文法修辞的专著,其价值是多方面的,本文从陈骏创作实践中运用多种积极辞格阐述相关的修辞理论,以评价他的积极修辞观;《文则》"虽以事出创造,不无瑕疵",但论及了语法、句法、辞格、文章、风格、文体等多方面内容,初步建立了大修辞学体系,体现了现代修辞学界所倡导的广义修辞观;陈骙虽是对《诗》《书》《礼》《易》《春秋》等静态书面语言的考察,但用动态的辩证的眼光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体现了动态的辩证的修辞观.     

关于消极修辞的模式———辞规

消极修辞的研究一直是修辞学的薄弱环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著名修辞学家吴士文教授提出了“辞规”理论，倡导消极修辞的研究应从“要求”向“方法”转向。本文概括了“辞规”理论的出发点、辞规理论的修辞观、哲学基础、修辞理论基础，提出了自己对“辞规”的特征及与“辞格”差别的看法     

法律修辞:展示法治思维的晴雨表

法治思维和法律修辞之间关系密切。法治思维是具有修辞色彩的法律思维,把法律作为修辞是法治思维的应有之义。法律修辞充体现了法治思维的价值追求,理顺了法治思维的逻辑结构,增强了法治思维的实践效果,成为法治思维基本状况的展览板。法律修辞还能从形式上促进法治思维的完善,这表现为两点,一是法律修辞能化解形式法治观与实质法治观的矛盾,使实质法治观纳入形式法治观之中,二是法律修辞能消除非法治思维对法治思维的冲击,吸收非法治思维中的合理因素为法治思维服务。     

修辞分析论

修辞分析是对修辞文本所作的修辞解读.不同的修辞分析主要取决于不同的修辞观、不同的修辞知识系统.修辞分析的核心是修辞分析的内容与方式、方法.修辞分析的内容包括修辞描述和修辞评价两个方面.修辞分析的方法与修辞研究的方法、修辞学的研究方法不完全等同.     

探析修辞情境与效果的关系对大学外语教学的深化作用

本文透过语言应用中辞不达意的现象，分析除语言表达符号之外影响表意效果的因素，指出修辞情境相对于修辞效果而言具有导向性，前者可以左右后者的有效发挥。据此，为使外语学习者可应对由语言表达不当给工作、生活带来的困境并能更准确地“达意”，文章建议作为深化大学外语教学的必要补充与延伸还需培养学习者“依境选辞”的意识。     

修辞的哲学

在修辞活动中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在控制我们对语言表达形式的取舍,这就是信息传递的规则。修辞是保持信息通道畅通的活动,修辞必须服从信息传递规律。修辞活动中存在着一个二元对立的哲学范畴:信息熵和冗余度。理性修辞中,信息熵值高,表达形式的冗余度低;审美修辞中,信息熵值低,表达形式应该保持在“熟悉的陌生”度中,“熟悉”是指冗余度,“陌生”指无序性。两者的对立统一使接受者能根据自己的语言知识、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消除无序性(熵值高)表达形式带来的不确定性。接受者获得的信息是体验性的而不是认知性的。认识修辞活动的这对哲学范畴,可以有效地提高我们的修辞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