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对安南政策述论

明万历二十六年,明朝正式授予黎维潭为安南都统使,承认其在安南的合法统治,同时强迫其安插莫氏后于高平地区,使安南处于黎、莫分治状态。学界认为晚明这一政策是对安南的“双重承认”,其实晚明对安南的政策并没有脱离“一个安南”的原则,并以此为基础处理对黎、莫关系以及边境骚动。     

康熙帝对朝鲜政策透析

康熙帝为调整中朝关系的矛盾,在政治经济方面严格要求朝鲜遵守藩属国礼仪,在司法行政方面尽可能为朝鲜创造宽松、友好、亲切的氛围,在国防方面曲从朝鲜不情之请。康熙帝运用中国古代对外关系的传统理念,把朝鲜拉回到“事大以诚”的轨道上来。但是,由于康熙帝对朝鲜定位存在模糊认识,也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格鲁派初兴阶段与中央政权的关系

15世纪初,格鲁派通过宗喀巴的宗教改革而创立,以其纯正的宗教思想和严密的佛学体系而新兴起来,格鲁派的兴起改变了当时西藏各教派和地方政治势力的格局,引起了明王朝的重视;而初兴的格鲁派亦顺应了明初以稳定与巩固西藏地方政治秩序为重点的治藏政策,与中央政权建立起密切、稳固的关系。     

明代的治藏政策对纳西族和藏族上层之间关系的影响

明代的纳西族木氏土司曾用军事力量占领了滇、川、藏的一些藏区。明王朝的治藏政治制度和方法，是影响明代纳西族木氏土司对所占领的藏区治理方略的重要因素，纳西族与藏族上层之间的关系与明王朝对藏族上层和藏传佛教不同教派的政治态度有密切的关系。木氏土司根据藏区的政治特点，不断加强同藏区政教上层人士的交往。建立与藏传佛教上层的密切关系，借助藏族佛教上层人物的力量治理所占领的藏区。而纳藏两族上层和民众在长期的交往中，极大地促进了相互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     

在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之间:晚清中朝秩序的重新建构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中朝关系在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双重秩序下演进。清政府开始在中朝宗藩关系中策略性地引入国际法:既以条约不可违犯的国际法规范遏制日本对朝鲜的野心,又利用某些自然天成的自然法学说来强化宗藩秩序的天然理性。尽管宗藩观念与国际公法在属国、主权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清政府却对国际法有意误读与取舍,实现宗藩关系的自适性调整,主要体现于:运用国际法的均势理论建构朝鲜半岛国际均势;通过通商条约和贸易章程塑造朝鲜二元国际身份;按属国体制建立朝鲜近代驻外使臣制度。总体而言,宗藩体制引入国际法,以维护中国宗主国身份和朝鲜附属国地位为依归;宗藩关系对国际法的利用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屡屡在国际法的支援下实现因应调适。宗藩体制与国际法的繁杂关系,展现了晚清中国面对西方国际关系冲击的本土立场和向近代外交转型的内在动力。     

论明统治者的对日政策及其影响

明朝时期中日两国的关系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统治者——明王朝的皇帝,对于日本情况的认识及态度,很大程度上左右他们对日本的政策,从而对中日关系的进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通过分析明代统治者对日本的认识,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对日政策变化的原因,进而把握不同时期明朝统治者的对日政策对两国间关系产生的影响。     

晚明士大夫的救世情怀

万历中期以后,社会矛盾深化,皇权膨胀而不作为,宫府疏离,庙堂政治成一恶性厮杀的泥潭。在此种危机时代,一部分士大夫继续在庙堂之上惨淡经营,力求挽救朝廷危机;一部分士大夫脱离庙堂,在野讲学、清议,力求影响学风、政风,从而改善庙堂政治和社会状况;还有一些士大夫,尽力推动所在乡邦的教化与慈善举动,借以体现其天下民生的关怀。这些取向表达出明代士大夫作为群体在普遍危机意识情形下行为的阈度,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精英在危机处境下的思想、行为潜力与方向。     

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

事大主义是儒家一种外交理念 ,是小国保存自身、应对大国的策略。它发端于东周 ,广泛存在于古代的儒家文化圈之内。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亦存在于分裂时期诸政权之间、周边藩国与中央王朝之间。而在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交往中尤其重要。朝鲜王朝高举事大主义的大旗 ,诚心事奉明朝。形式上它依从儒家礼仪制度 ,奉行朝贡之策 ;思想上归依中华。朝鲜对明朝行事大之礼 ,明朝则对朝鲜采“字小”之策。维护朝鲜的利益不受侵犯 ,是壬辰战争时期明朝出兵援朝抗倭的原动力。正因为朝鲜对明朝采取慕华、事大之策 ,所以明代中朝关系成为典型的宗藩关系     

晚明小品与现代白话小品的文体特征

一“小品文”的文体概念,是一个流变的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必然有不同的理解。小品文虽古已有之,但以“小品”名集或指称某种文学形式,则始于明代中叶。如晚明陈继儒《晚堂香小品》、潘之恒《鸾啸小品》、王思任《谑庵文饭小品》、朱国桢《涌幢小品》等;也有辑录前代或当代小品的选本,如《皇明十六家小品》、《苏长公小品》、《闲情小品》之属。不以小品命名,实为小品专集的则有:郑元勋所辑《媚幽阁文娱》、卫泳的《古文小品冰雪携》等。不少论者都指出,上述明人选集显示了一个明显的偏至,即几乎将包括韵文在内的所有体裁都集纳于“小…     

试析中国共产党对政权与农民土地之间关系的早期认识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年幼的中国共产党由于没有清醒的认识到自身政权建立和发展与中国农民之间关系的紧密性。因此当国民党举起反动的旗帜时,共产党的力量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实践告诉共产党人----要想革命成功就必须把政权的建立与发动农民、满足农民的经济要求紧密联系起来。     

从利玛窦的书信和日记看晚明的天、释关系

第一批进入肇庆的耶稣会神父们虽然以"西僧"的面目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但他们对佛教的本质是有深刻认识的,他们的排佛策略早就成熟,只是当时与佛教并未真正接触,因而矛盾并不尖锐.到了韶州以后,神父们大量接触佛教僧侣和信徒,二者的矛盾开始产生,但一方面由于西士仍未易装和改变外形,另一方面由于利玛窦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政策,这种矛盾仍未公开化.到了南昌和南京时期,随着西士"西儒"形象的形成,利氏开始对佛教进行全方位的批判,在公开的辩论中主动实施"借儒排佛"策略,引起了佛教界的反击.北京会院建立以后,利氏本人继续其结交社会上层的活动,并从理论的高度进行排佛,而他的同事们则大多从事皈依普通民众的工作,他们的激进方式为以后发生的教案埋下了隐患.     

论清朝前期对东南亚的贸易政策

清朝前期对东南亚的贸易政策可分为朝贡贸易政策、海洋贸易政策、陆路沿边贸易政策三部分。总的来看,清朝前期对东南亚实行的是较为友好稳定的开放贸易政策。清政府一直开放与东南亚国家的朝贡贸易。虽然在康熙末年至雍正初年曾短期禁止中国商民前往南洋贸易,并在乾隆二十二年后实行广州一口通商,但一直准许东南亚商船来华贸易。虽然在乾隆中后期曾短期关闭与缅甸、安南的边境贸易,但在多数时间里允许中外商民自由往来。清朝制定对东南亚贸易政策的初衷不是裕国富民,而是从属于封贡秩序的维系与重建。     

明朝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演变

明朝对日本实行的贸易政策,围绕着被动依赖日本方面抑制倭寇活动或主动加强海禁、打击倭寇骚扰等问题,随时进行着调整.刚开始对日本实行羁縻政策,准许他们入明朝贡,企图通过外交活动来抑制倭寇的侵扰,但由于双方对朝贡贸易的理解不一样,遂引发了宁波的拼杀事件--"争贡之役".明朝以此罢市舶,严海禁,断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并一直维持到明朝末年.     

明代中央政权对土司的政治控制探析——以土家族土司为例

明朝中央政权对土家族土司的控制手段可概括为激励、惩罚、防范三方面,并呈现出了以笼络为主、形式多样、相对稳定的特点.     

早期阿古柏政权同英、俄的关系

阿古柏政权建立后 ,为维护和加强自己的统治 ,积极发展同英、俄两国的关系 ;而英、俄两国为了谋取在南疆的侵略权益 ,也极力利用阿古柏政权。早期阿古柏政权和英国的关系更为密切。     

试论晚明作家对张岱的影响

张岱是明代成就卓著的作家,他受晚明作家徐渭、袁宏道、钟惺、谭元春等人影响最大。从思想观念和生活追求上看,张岱也与晚明作家,特别是徐渭及公安派的袁宏道、袁中道等人多有相承相似之处。张岱的文家成就主要表现在小品文创作方面,他把这种文体推向了完美与纯熟的境界,这跟他继承晚明公安派、竟陵派作家小品文创作传统,学习他们的优长有着直接的关系。     

试论赘婿婚姻与独生子女政策之间的亲和关系

转眼间,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施行三十年了,作为对社会人口进行的一项重大改革,这项政策必然引起社会多个层面的变化。通过在吴江地区的调查,笔者发现赘婿婚姻的比例开始上升,人们对赘婿婚姻的观念也有一些改变。本文试图从文化层面阐释独生子女政策对赘婿婚姻的影响。运用马克斯.韦伯关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独生子女政策与赘婿婚姻之间是一种亲和性关系,人们对赘婿婚姻的接受也有利于独生子女政策的执行。     

传承与现实之间:对明初治藏方略出炉之由的诠释

明朝对藏的治理之策的出炉与明朝、尤其是明初诸君面临的客观形势以及作为汉族为主体的古代中原王朝对藏区了解的不断加深有密切的联系。同时 ,正是明初两次大调整对藏策略的重心 ,最终形成了较前代更具特色的理藏制度体系 ,既成功地承袭了中原王朝对藏区地方的主权 ,又以较少代价维护了藏区在终明之世的相对稳定。其中的成败得失 ,很值得后人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