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十字会救治1918年浙江时疫述论——以《申报》为考察中心

1918年浙江时疫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积极派遣救护医队奔赴疫区,开展救援活动.在这次救治活动中,中国红十字会深入疫区,施诊赠药,调查疫情,宣传和采取各种避疫措施等,推进疫区公共卫生建设,有效缓解了时疫对浙省社会的冲击.红十字会与其他慈善组织的相互配合,红会医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无私奉献精神以及预防和治疗并重的救治活动是此次时疫得以顺利肃清的有力保障,显示出民问社团在社会救助中的巨大潜力.同时也暴露了红十字会救灾力量分散和不足的缺陷.     

尼采在中国(1902—2000)

1902—2000年间,尼采及其作品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情况值得回顾。中国人对尼采人格与著作产生浓厚兴趣体现在三个阶段。第一个是1918—1925年,当时关注尼采的中国文人与哲学家中,有几位成了五四时期和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现代中国思想的奠基人。1925年后,中国第一波"尼采热"退潮,中国知识分子失望地发现,尼采"重估一切价值"之说在中国行不通。第二波"尼采热"始于1937年抗日战争伊始,在1940—1941年达到顶点。第三波"尼采热"于1978年被点燃,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尼采研究盛况空前,各类文章、书籍、译本不断涌现。如果说第一波"尼采热"有助于对中国古代传统的"重估一切价值",第二波的特点是复兴或唤醒中国民族主义精神,那么第三波则涉及到存在主义价值与台湾国民党所代表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与中国大陆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也有些关联。1     

精神谱系视域下伟大抗疫精神形成的逻辑依据、实践基础和文化根基

伟大抗疫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内容,在精神谱系视域下审视伟大抗疫精神既有助于拓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认识,也有助于深化伟大抗疫精神的研究。伟大抗疫精神"何以形成"与其"是什么"和"如何弘扬"是同等重要且更为深层次的问题。"何以形成"的探究有助于厘清伟大抗疫精神的实质以及提高继承和弘扬的针对性。伟大抗疫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与新冠肺炎疫情进行殊死搏斗中所体现出的崇高精神境界,传承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红色基因,又有自身丰富内涵与特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伟大抗疫精神的缔造主体。中国共产党是抗疫斗争的领导主体,党的领袖群体是抗疫斗争根本任务的提出者和根本方向的把控者,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各领域抗疫斗争具体策略的设计者和带头执行者,广大普通党员是各条抗疫战线的积极参与者和骨干力量。中国人民是抗疫斗争的基本主体,中国人民的抗疫诉求是推动抗疫斗争进行的根本动力,中国人民的抗疫智慧是抗疫斗争的基本要素,中国人民的抗疫行动是抗疫斗争的直接支撑。马克思主义是党领导人民进行抗疫斗争的理论基础,也是与国际国内各种错误言论进行斗争和交锋的思想武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优势是党领导人民抗击疫情的底气和信心,也是党和人民团结抗疫所维护与坚守的对象;党和人民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是伟大抗疫精神形成的逻辑依据。党和人民用实际行动铸就伟大抗疫精神,中国人民在党领导下将对祖国和同胞的感情具体化为气壮山河的抗疫行动,中国人民严格自律的抗疫实践、守望相助的抗疫实践、舍生忘死的抗疫实践共同构成伟大抗疫精神形成的实践基础。中华文化深深滋养着党和人民,党和人民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从革命文化中汲取战胜困难的思想精华,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汲取抗击疫情的力量,中华文化是伟大抗疫精神形成的文化根基。深刻理解伟大抗疫精神的形成,强化战胜疫情的精神支撑,对于夺取抗疫斗争和新时代伟大斗争全面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曹刚讲述自己公关从业故事

他说：“一个好的公关公司必须要有国际化的专业性，同时要有本土的视角和对文化和政治的理解。” 近日，记者在帕格索斯北京办公室见到了一身正装打扮的曹刚。曹刚是帕格索斯传播机构的创始人，属于第二波中国本土公关公司的创业者之一。而如西岸奥美、蓝色光标、宣亚传播、迪思传媒等则可算作第一波本土公关公司。曹刚从奥美辞职以后，联合六个同样出自知名公关公司的朋友一起创立了帕格索斯。可以说，他见证并经历了中国公共关系行业从无到有、从婴儿到青年的大部分发展历程。针对国际公关公司与本土公关公司的异同问题，曹刚接受了《国际公关》记者的采访。     

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抗疫形象研究综述 ——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

中国抗疫形象作为国家形象的特殊表征,是世界人民认识中国的重要窗口.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世界各地相继卷入舆情与疫情的危机中,科学高效的中国抗疫行动与互助共享的国际抗疫合作理念备受世界瞩目,中国抗疫形象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由CiteSpace量化分析结果可知:中国抗疫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决定性成果时,研究发文量明显上升,而疫情防控常态化后,月发文量整体呈现平稳下降趋势;研究者们与研究机构之间并未形成稳定的学术合作机制;国家形象与传播、中国形象与疫情、中国与世界的合作成为研究热点.在掌握研究基本情况后,对重要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发现:当前研究存在同质化、视角不够开阔、研究方法单一、研究结论片面、主体合作较少等不足,应当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丰富研究内容、融合研究方法,从而谋求中国抗疫形象研究发展新路径.     

政党极化、民主危机与美国政府新冠疫情治理的失败

自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暴发以来，美国是一直是新冠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美国政府对疫情的治理无疑是失败的。许多人将原因归结为特朗普个人或联邦制的内在缺陷，然而，通过细致梳理联邦政府的防疫政策可以发现，特朗普政府的防疫政策具有阶段性：利用国家紧急状态所赋予的权力，特朗普政府对第一波疫情的治理是达到其政策目标的，这说明特朗普曾有治理疫情的意愿，联邦制也具备治理疫情的能力。但是，特朗普政府在后两波更为严重的疫情下却几无作为，防疫最终走向失败。美国大选是导致特朗普政府由积极抗疫转为消极抗疫的主要因素。大选期间，美国整个政府乃至政治系统都在为选举服务，治理所需要的协商合作被弃若敝履，政府的治理功能瘫痪。即使大选结束，这种竞争对抗的气氛也持续地影响着美国的政治系统，使拜登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难以取得成效。所以，从根本上讲，美国疫情治理失败是美国民主政治深层危机所带来的治理能力下降的结果。这一民主危机由政党极化而起，被大选激活，以至于对抗超过了妥协、竞选越过了治理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主旋律。如何应对政党极化对民主制度带来的冲击，是对美国民主的重大考验。     

日本对清末东北大鼠疫的观察与应对措施

1910年10月，满洲里最先发现鼠疫患者，其后鼠疫传至哈尔滨傅家甸，并且迅速恶化，不久在东北全境乃至关外地区扩散，直至清政府控制傅家甸疫情，各地疫情逐渐缓解。到1911年4月疫情完全被扑灭，前后历时6个月，累计死亡达五六万人。此次鼠疫不仅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还影响到日本、俄国等列强在东北的商业利益。面对突如其来、凶猛异常的瘟疫，中、日、俄等国都采取了一定的防疫行动，并且围绕防疫事权展开了激烈博弈，其中日本表现尤为"积极"。日本不仅详细调查东北鼠疫疫情，还按天、按周、按月详细报告东北疫情，并在其领事馆周边地区、"南满铁路"沿线地区、中朝边境，乃至本土采取应对措施。日本采取的防疫措施主要有：紧急撤离日本侨民，成立统一的防疫管理机构，实行紧急隔离措施，加强水陆交通检疫、消毒，奖励捕鼠、灭鼠，极力推动"中日联合防疫"。日本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开展防疫，其动机和原因在于：一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严防鼠疫蔓延至日本本土，进而威胁到日本民众安全；二是"缓和"东北民众的排日情绪，不仅要巩固在东北的既得利益，还要趁机攫取更大权益；三是尽早扑灭鼠疫，恢复中日交通和通商，以便抢夺东北的商业利益；四是部分医务人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支援东北防疫。客观而论，日本的防疫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了鼠疫蔓延，遏制了疫情在朝鲜、日本的扩散，为最后扑灭此次大瘟疫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日本借口防疫强行干预东北防疫事务、践踏中国领土主权、歧视中国民众等粗暴行径不容忽视，对日本借防疫实现在东北的政治、外交和经济野心企图更要清醒认识。     

滇南驿道马帮历史探踪

滇南驿道马帮历史探踪毛佑全滇南驿道马帮是元末明初以来滇南边疆各民族经济活动和文化传播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它不仅促进了滇南边疆各民族与内地的紧密联系，而且也成了与东南亚各邻国的经济、文化交往不可缺少的工具，产生了积极的历史作用。本文就临安古道、近代滇...     

欧美媒体涉华疫情报道态度资源研究——基于语料库的批评话语分析

欧美媒体涉华疫情报道错综复杂。作者自建欧美媒体涉华疫情报道语料库,并基于Fairclough三维分析框架,用James Martin评价理论中的态度系统梳理语料库文本,分析其中态度词汇的评价意义分布特征,研判欧美媒体涉华疫情报道的态度趋势。研究发现:欧美媒体涉华疫情报道态度褒贬不一,其中消极评价话语偏多。这种他塑的中国形象建构与欧美国家的意识形态、利益关注,以及新闻传播者的价值观念、话语角色认知密切相关。因此,中国官媒及自媒体有必要提升对外传播效能,关注新闻受众的阅读态度,从而有效展示中国的积极形象。     

王举忠教授

王举忠教授，1935年10月生于辽宁省岫岩县土城子乡（现为东沟县黑沟乡）．1957年8月海城高中毕业，1961年8月辽宁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三十年如一日工作在教学第一线上，坚持教书育人。先后给哲学系专科、本科、助教班、研究生、外国留学生等学生讲授中国哲学史、中国占代哲学著作选、佛教及佛教哲学等课程。在业务上，刻苦钻研，治学严谨，功底扎实，取得较好的科研成果。先后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李斯杀韩非原因考辨》及《再考辨》、《论王充的“人有知学则有力矣”》等文章，其观点被国内多种刊物所转载或介绍。《论王充的“人有知学则…     

郭嵩焘治理广东匪患

近代以来广东民风强悍,偷盗、械斗盛行。地方吏治腐败,官员勇弁无视法纪。同治初年清军与太平军余部作战不断,加之当时自然灾害频发最终导致多匪成患。郭嵩焘抚粤时采取一系列治理匪患的措施,通过整顿吏治,严肃纲纪杜绝乱源;采用重典,严厉捕杀重兵进剿多年积匪;竭力筹饷,保障剿匪军需;并且通过疏通民气,整顿民风来改变社会风貌,最终取得了较大成果。     

民初直鲁边界匪患问题论析

民国初期,土匪蜂起,匪患日炽,山东、直隶两省交界地带尤为严重。匪患的滋长、匪势的猖獗与当时的政局、当局的治匪策略及经济因素紧密相关。要消除匪患并非单纯的剿、抚所能决定,而应从根本上铲除匪患滋长的根源,对社会各方面进行大变革。但民国政府当局无法做到这点,对匪患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难见其效。     

晚清地方外交的地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受地理因素、民众观念和地方官员对外态度等的影响,晚清外交表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地方外交机构的设置呈现出先沿海、沿江、沿边地区,后内地的时空特点;商务交涉在沿海、沿江地区发生最多,界务和教务交涉于沿边地区、内地居多。民众排外心理的强弱程度和宣泄方式影响甚至在特定时期左右着地方外交的发展走向。开明类地方官员能视具体情况,以条约为依据,灵活、平和地办理交涉;而排外类官员则多采取简单、粗暴的方式办理,以致时常将小事酿成大交涉。以上地区差异加剧了地方外交的复杂性、艰巨性,也是造成晚清外交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     

外商直接投资新趋势下内陆省份的引资战略探析

当前国际直接投资出现了新变化,内陆省份为加大引资规模、加快经济发展,就必须认真研究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把握规律,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文章通过对当前FDI投资新趋势、内陆省份利用FDI的战略背景分析,提出了内陆省份扩大利用FDI应选择的战略举措。     

国际贸易中的地理因子研究及其启示

国际贸易与地理有着天然的联系,国际贸易理论和我国外贸实践从不同层面揭示了这种关系。基于地理上的边界效应,文章提出我国各省份应侧重考虑打破省际贸易壁垒,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     

兵燹水旱交乘 瘟神疫疠肆虐——1919-1920年湖南疫灾研究

民国初年,湖南政局动荡,战乱不已.兵燹水旱交乘,导致疫疠肆虐,民不堪命,1919 -1920年即是其中疫情较为严重的时期.瘟疫暴发除了季节气候和水旱灾害等自然原因之外,与兵祸匪患及社会陋习等社会原因也有极大的关系.     

清代伊犁驻防索伦营始末

乾隆年间,清政府重新统一新疆天山南北,为戍边,自东北调遣驻防军携眷进驻伊犁,组成“伊犁四营”。其中的索伦营由达斡尔族和鄂温克族组成。他们在今霍尔果斯河两岸屯垦游牧,驻守台站和卡伦,换防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巡查边界,御外侮,平内乱,又遭农民起义的冲击。新疆建省后,又恢复其驻防军功能,直至辛亥革命解甲。     

FDI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安徽为例

近年来，安徽省EDI无论从绝对数量上还是从增长指标上均表现不俗，但是在中部六省中，安徽在EDI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主要是由安徽省不合理的产业结构造成的，当期的基本建设投资和职工工资水平也对吸引FDI具有负面影响。外商进入安徽更倾向于从事出口加工行业，外商进入安徽更看中其产品的出口能力，而不是安徽本地的市场潜力。     

世界卫生组织《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及我国能力建设应对策略

世界卫生组织于2011年颁布实施的《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从病毒共享、疫苗分担和惠益共享等层面就未来全球各国如何应对和防范大流行性流感进行了全面、详细规定。中国既是大流行性流感病毒的受害国,又是大流行性病毒疫苗潜在生产国。现阶段中国应着重从实验室、疫苗、试剂和药品生产能力建设方面入手,以应对《大流行性流感防范框架》实施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陕西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国内比较研究

2010年陕西省GDP突破万亿大关,跃升全国第十六位,但进出口总额仅名列全国第二十四位,对外贸易依存度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陕西省外贸发展问题亟待研究。文章在分析世界和主要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状况,以及部分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基础上,说明对外贸易依存度的提高不仅是全球性趋势,而且与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关系,进而通过省际比较,得出陕西对外贸易依存度过低的结论,并针对陕西对外贸易依存度过低的成因,提出加快陕西对外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