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城市更新的治理逻辑与路径优化

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绿色发展的时代背景迫切要求转变传统城市更新的高能耗发展模式,探索绿色城市更新路径。然而,传统城市更新治理中政府、市场、公民等单一主体主导的模式存在诸多困境。为此,国内外不同城市开启城市更新新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为绿色城市更新积累了宝贵经验。通过分析国内外城市更新实践发现,当前城市更新较之以往呈现出更为复杂与多元的特征。事实上,绿色城市更新的有序运转并非依靠系统外部或系统上层,而是依赖多主体多中心的共同实践。因此,协同治理是新时期绿色城市更新的必然方式,其符合绿色城市更新需求,且具有推动更新的可行性。但协同治理并非一蹴而就,仍需进一步优化相关制度措施,明确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及其他主体的角色定位,并通过完善参与机制、推动信息共享、健全更新激励等方式增强协同治理的权利保障,从而构建更新利益共同体,汇聚绿色城市更新发展合力。     

城市治理:空间、正义与权利

在世界范围,城市的扩张、更新与改造带来了空间的再生产。城市治理本身就建立在空间的再生产之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批判了资本与权力对于城市居民既有权利的剥夺,也批判了城市对于农村的掠夺,再一次从现代性的层面批判了资本主导下的城市权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城市政府开始获得了相对农村政府的凌越地位,并主导着城市乃至区域性的治理,城市治理必须直面空间理论的批判与反思,并致力于重建社会空间、完善区域性正义供给、减少社会排斥之重任。     

面向权利持续的城市更新——基于“生计”到“生活”的演变逻辑

城市生计并不等同于城市生活。前者是工具性的,后者是权利性的。城市化有一个从“生计”到“生活”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形成了城市圈层的扩张与“侵犯”,从而造成城市的区域衰退等问题。着眼于这些问题的系统解决,城市更新依次体现为城区—街区—社区更新的行动逻辑。在这一逻辑中,生产空间的物理性方案逐步让位于生活空间的社会化方案。这一逻辑转换本质上是城市权利的持续。在城市边界的刚性约束下,权利的多维发展影响着城市更新的政策进路。面向权利持续的城市更新把城市视为权利的个体集合,视为生产、居住、发展的权利综合,并以权利的持续支持城市更新的政策持续。     

从历史建构到城市营销:古城更新的空间生产策略与逻辑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古城更新实际上是涵盖了物质空间重塑、精神空间营造和社会空间重构的空间生产过程。通过对山东省十项古城更新实践的考察发现,古城的空间生产表现为围绕历史建构而展开的古城重塑过程,在"历史—文化"的路径之下,针对古城空间生产的不同维度采取具体的、差异化的行动策略。而古城空间生产实质上是一个围绕城市营销而展开的权力博弈过程,在"政治—经济"的路径之下,行政权力、资本力量和社会力量,围绕古城场所改造和业态布局、古城品牌和城市营销、古城空间使用价值等方面运转和冲突。这种路径特征意味着古城空间生产在权力运作中应捍卫不同群体所拥有的城市权利,实现多元协同、包容差异的空间生产。     

美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是在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改革方面起步较早并取得显著成效的西方国家.美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将政府承担的部分公共职能推向市场,建立以市场具体运作为依托、以政府宏观管理为保障的公共服务运行机制.通过30多年来的积极实践,美国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已实现了公共机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在主体、形式、运作、效果上都呈现出与以往政府垄断模式的不同.尽管中国与美国在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意识形态、政治制度设计、行政权力架构等方面仍有较大差异,但这并不妨碍中国政府对美国先进的管理经验的借鉴和学习,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资源枯竭型城市产业转型三机制研究

产业转型是资源枯竭型城市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政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央和省级政府应该建立资源开发补偿、衰退产业援助和替代产业扶持三个机制,以供资源枯竭型城市政府对资源开采、初加工以及配套产业具体实施援助。各种资源枯竭型国有企业退出是衰退产业援助机制的核心内容,扶持非资源型的替代产业发展、彻底摆脱对耗竭性资源的依赖,是替代产业扶持机制的本质所在。三个机制的建立及其协同运转需要财税、金融、环境等多种政策的协调配合。     

智慧城市更新：科技图景与三重路径

城市更新作为内嵌于城市发展全生命周期的一种空间优化机制,与城市相伴而生,和发展同向而行。在严峻的资源困境倒逼下,国内城市相继步入存量更新时代,并在政策机制的影响下,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城市更新统一行动。自工业革命以降,飞跃发展的科学技术在重塑城市风貌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城市问题,扩大了旧的城市积弊。当前,第四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数字技术蓬勃发展,从而赋予城市更新以新的理念。在现代规划理念指导下,城市规划师与治理者必须面向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的总体目标,运用新兴科技手段对城市建成区进行空间综合整治、功能布局优化和人居环境改善。通过智慧规划、建设与治理的导入,以科技赋能,为城市衰败区提供走向复兴的智慧化端口。     

旧城更新叙事的权力维度和理念维度——以上海“田子坊”为例

过去二十年,上海旧城改造最有名的项目之一是田子坊。田子坊做得有声有色,却非一帆风顺,它曾多次面临被拆迁的危机。田子坊求生存的斗争既是政府内部关乎开发主导的权力之争,更是城市更新的模式之争和城市发展的理念之争。田子坊实验的艰难,在于它是从政府内部对城市更新主导模式的认真质疑,及对更好兼顾城市文脉、创新产业、居民利益和社会公正的包容性改造新模式的真诚实践。田子坊可能成为孤独的成功者,但田子坊的经验和原则不应成为孤案,而应得到充分的肯定并在未来城市的更新中得以大力地推广。     

增强“两型社会”建设体制机制创新的可持续性研究

我省的两型社会建设已经形成较完整的体制机制体系,但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管理,工业化进程中的技术创新、组织创新与文化创新,市场化进程中的各种市场制度创新,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创新,快速发展带来的综合管理还需要进一步进行体制机制创新,增强两型社会建设体制机制创新的可持续性,促进体制机制或制度体系的系统化整合,按四位一体的途径与点线面体相结合的思路深度推进。     

旧城改造过程中应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以东莞"三旧改造"为例

克服国内诸多城市旧城改造过程中各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发生激烈的矛盾纠纷和冲突,从指导思想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旧城拆建与功能转换的、建筑文化保护与旧城改造等关系,及实现城市功能更新,不断提升城市形象.     

建国60年中国城市体制的变迁与改革战略

建国60年来形成的以地域性行政建制为主的中国城市体制,存在明显的"过度行政化"弊端,城市行政层级过多(包括省级、副省级、地级、县级、乡级建制镇五个层级)、城市型行政区的地域化、城市政府间的横向合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严重制约着中国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为适应中国城市参与全球化竞争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必须彻底改革行政层级控制和权力收放的传统"统治"模式,建构起一种以治理型城市间关系模式为主导的中国城市宏观管理的新体制.     

文化资源整合与城市文化品牌建设

在相关文献回顾和借鉴各地加强城市文化品牌建设成功案例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一个文化资源整合与城市文化品牌建设关联机制的分析框架。推进城市文化品牌建设,需要把城市经营和文化经营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城市定位、文化品牌塑造、城市文化行销等一系列运作流程,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的力量,形成政府、市场、市民三者协同合作、上下联动的态势,从而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支持型社会组织:社会协同与地方治理

近年来,社会管理陷入了高成本、低绩效和信任危机的困局。协同治理理论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本文运用协同治理理论研究政府创办的支持型社会组织的功能和政府在协同治理中扮演的角色。研究发现支持型社会组织发挥着再造理念、建立支持网络、动员整合资源、提高多组织协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等功能,政府通过扶持、创办支持型社会组织吸纳社会资源,以一种新的方式主导和梳理社会。然而,支持型社会组织存在着行政化、内部化、成本高、责任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为此,必须优化社会组织的培育机制、优化政府的赋权授能机制、优化组织规模的控制机制、优化责任与成本的分担机制以及收益的分享机制等问题,从而实现从行政吸纳向社会自主治理的转变。     

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更新及其文化资源经营

中外各国对历史文化的保护都形成了一系列文件 ,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共识。然而 ,中国历史文化以及历史街区的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保护普遍面临着几大突出矛盾 ,政府财力有限、城市中心地价昂贵导致更新费用高昂以及城市自身强大的集聚力是几个主要的难题。探求适当的城市文化资源经营战略是解决上述难题的重要途径。本文以上海新天地和苏州观前玄妙观地区成功的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保护为例 ,提出了以城市经营实现城市更新和历史文化保护双重目标的基本原则     

中国人口城市化的理论阐释与政策选择:农民工市民化

本文从农民工与市民的群体性特征差异角度出发,阐释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与内涵,指出农民工市民化作为中国人口城市化政策必然选择的主要原因:一是在工业化、城市化中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农民工有个体自由选择的权力,二是政府有公平、公正地向全体人民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责.并从有效破解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户籍制度及其衍生福利政策、城市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制度、农民工群体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三大现实障碍角度出发,提出户籍制度及社会政策协同创新政策体系:包括住房保障政策的二步实施路径、推进城市教育公平、实施降低农民工市民化个人成本的土地流转制度创新政策;建立统一、公平、规范的城乡劳动力市场体系;建立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长效机制和有效构建引导性社会资本.     

城市更新理论推动下的资源型城市矿业遗产活化利用研究

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促进了资源型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变,在城市更新理论的影响下,大量资源型城市充分发挥矿业遗产的资源价值,使其成为城市转型与经济提升的内在推动力。文章探讨如何通过保护利用矿业遗产,深入挖掘矿业遗产中所蕴含的综合价值,使其在城市更新进程中发挥巨大作用。通过国内外典型的遗产保护实践案例,结合城市更新理论,提出资源型城市矿业遗产活化利用的实际策略。     

从权力分权走向权利分权

权力是政府运行的核心要素,行政权力的支配与使用是政府运作的核心内容。实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其核心要务就是强化行政权力的合理划分与重新配置。当下,随着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调整利益分配格局的呼声日渐高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社会命题又一次地提上日程。审视30多年来的改革实践可见,分权化改革乃我国政府管理改革之主线。期间,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党委向政府的分权、政府向部门的分权以及政府向社会的分权构成了我国政府分权化改革的四个维度。然而,中央向地方的分权、党委向政府的分权、政府向部门的分权是一种体制内的权力分权,其结果又导致了地方集权、党政集权和部门集权的出现。我们认为,要破解"三大集权"之难,不仅需要通过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行政三分制"来优化权力运行,更需要强化政府向社会的分权,从体制内的权力分权走向体制外的权利分权,真正实现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协同共治。     

城市更新中的社会成本:成因与控制

城市更新作为城市功能整治和空间"再利用"的手段,在政府、开发商、社区和居民四个层面都产生了社会成本,这四个层面的社会成本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城市更新社会成本的内涵。城市更新是城市化快速扩张的必然结果,在其中,利益主体包括政府、开发商和居民(产权人)的行为选择催生了城市更新社会成本。面对大规模城市化发展中不可避免的社会成本,构建评估体系、政府提供制度和法律的保障、实现居民自主治理将整合成社会成本的控制机制,推动城市更新的良性持续发展。     

中国城市化的空间扩展方式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的空间扩展体现出几种方式:城市商贸功能回归重塑商务中心、城市更新催生旧城的"新天地"、中心区土地置换促成郊区"卧城"矗立、试验政策和大事件拉动城市发展新区、跨域资本引入促进开发区兴起、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城市群发展、边缘地区的城市化催生"城中村",乡镇工业化使"村中厂"滋生,会议休闲化使"度假村"在乡村开花,经济发达地区的开发向生态脆弱区挺进。基于城市功能成长的城市形态演进,带来了城市功能在城市地区的过度集结和在农村地区的碎片化现象。     

涂层式城市更新：何以生成，何以克服?——基于人文城市学与城市哲学的视角

城市更新是城市获得新的生命力、竞争力、吸引力、软硬实力的重要方式。涂层是更新城市的重要工艺、技术、策略。但当涂层的运用走向失范、过度、异化时,城市更新就成为一种形式主义意义上的“涂层式城市更新”。忽视功能完善的景观式更新、有违时代趋势的复古式更新、脱离自身传统的模仿式更新,在本质上都是涂层式城市更新。导致涂层式更新的原因主要有：城市更新的必要性、紧迫性;城市形象、城市口碑与城市实在、城市实力不对称;城市评价标准的抽象化、经济化、单一化;城市生活的奢侈化、消费化、现世化;城市管理的独立化、政绩化。涂层式更新具有多重危害：掩盖城市问题,积累城市风险;放任不当欲望,异化城市生活;破坏生态资源,伤害城市根基;扭曲城市心理,破坏城市共识;破坏城市运行,异化城市制度。克服涂层式更新,需要进一步明确城市更新的人文、人本目的,进一步确认城市生活的全面、有限内涵,进一步把握城市系统的构成、变迁规律,进一步确认城市变迁的自然、生态限度,进一步确认城市技术的伦理、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