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华简《五纪》的德目

清华简《五纪》呈现了一份新的德目表,包括“文德”“惠德”“武德”三大类,每类分别有五德,它们被统称为“行之律”。其中“文德”五项,分别指“礼”“义”“爱”“■”“忠”。整理者将“■”读作“仁”,通过辨析可知,“■”以读作“信”为宜。属于“惠德”的“■”或“■”,则当读作“仁”。“礼”“义”“爱”“信”“忠”五德贯穿《五纪》全篇,之所以“忠”与“中”“心”相对应,并选入不见于其他德目表的“爱”,主要是为了与五方、五色等五行元素相配,并运用了声训与双关的手法。《五纪》将数算与五行相结合,通篇依照“五算”所设定的架构展开,涉及从自然现象到社会人伦的各方面。五“文德”被纳入其中,当受到《五行》的影响。《五纪》虽涉及五“文德”,但出发点还是让世人依顺天道与鬼神,服从天帝所创制的以“五算”为基础的根本法则。     

清华简《五纪》的“中”观念研究

清华简《五纪》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它通过“五纪”等天道、“五德”等人道体现出来的“中”是最重要的概念。“中”体现为政治的最高原则与治理的最佳状态,其意涵包含但又超出了人伦意义上的忠信之义,不能仅视为儒家伦理,没有必要假借为“忠”。从地位上看,《五纪》的“中”居于统摄、主宰的位置。从内涵上看,“中”与中正、公平、无私、宽裕相应,具有绝对、神圣的特点。从行为上看,“中”就是所要实现的目标、最佳的行动方式。《五纪》的“中”有助于重新审视《逸周书》《论语》《管子》《中庸》《鹖冠子》等传世文献,以及清华简《保训》《殷高宗问于三寿》《心是谓中》、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郭店简《忠信之道》等出土文献。通过“中”可以将“忠”“信”“诚”“和”“一”等概念串联为一个概念簇。     

《黄帝四经》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

《黄帝四经》是研究西汉初期“黄老之治”的重要文献 ,但不能仅用《黄帝四经》来说明西汉初期的黄学 ,还应从《史记》等文献中来勾沉黄学 ,明确汉初的黄学还包括“阴阳”、“五德终始”、“五德相胜”、“五色帝”、“正律历”等学说 ,及有关黄帝的偶像崇拜。汉初“黄老之治”的奠基人虽是师承盖公的曹参 ,但始作俑者是刘邦 ,刘邦是西汉中央最早接受并倡导黄学的人 ,曹参是受刘邦的影响才学黄老的。先秦无“黄老”一词 ,先秦的“黄老”与汉初的“黄老”内涵有别 ,只是指一般黄学。司马迁虽说过申子、慎到曾学“黄老” ,“河上丈人”在战国中期传过“黄老” ,但申子、慎到所学的“黄老”与“河上丈人”所传的“黄老” ,不能认定就是《黄帝四经》。《十六经》中的“黔首”一词不产生于春秋末期 ,而是战国后期 ,该文两用“黔首”说明其产生年代在秦统一后。《黄帝四经》非一人所撰 ,也非一时所撰 ,撰写者与编者不是同一个人。《黄帝四经》的成书年代当在汉初 ,编者可能是盖公。认为《黄帝四经》的学术性质为道家 ,是因袭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关于百家划分问题的错误。道家的政治思想是“德” ,准确的内涵应是“德道家” ,《黄帝四经》的政治思想不是“德” ,而是“法” ,所以它应属法家。     

试论董仲舒的五行观

董仲舒的思想体系有4个最重要的哲学范畴在《春秋繁露》中被直接用作篇名的主体部分,它们是“天道”、“王道”、“阴阳”和“五行”。其中“天道”有3篇:《天道无仁》、《天道施》、《循天之道》;“王道”有2篇:《王道》、《王道通三);“阴阳”有5篇:《阳尊阴卑》、《阴阳位》、《阴阳终始》、《阴阳义》、《阴阳出入》;“五行”最多,共9篇:《五行对》、《五行之义》、《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行顺逆》、《治水五行》、《治乱五行》、《五行变救》、《五行五事》。应该肯定,董仲舒有一套相当完整的五行观,它不仅在9篇专论中得     

马王堆帛书《易传》的哲学思想

帛书《易传》大抵上反映了战国末季至汉初的易学思想,一方面它与今本《易传》存在很大的共通性,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孔子的易学思想.在《周易》解释上,《要》、《衷》二篇提出了“以德知《易》”和“以德占《易》”、“拟德而占”的观念,反映了孔子先其德义而后其祝卜的思想.《衷》提出了“《易》之义萃阴与阳”的命题,不但与战国末至汉初人们对《易》义的概括相合,而且纳入了“五行”的概念.帛书《易传》的阴阳说属于宇宙论性质,它将天地、阴阳、动静、刚柔和文武等构筑为一个有序的观念系统,并聚集在乾坤二卦的内涵中.帛书《易传》包括八卦卦气说和《损》《益》卦气说,二者均为其阴阳说的表现.帛书《易传》十分重视乾坤说,《衷》有“三说”和“详说”,不过在内容上与《文言传》不同;而《二三子》则反复阐述“龙德”,重视其“神圣”之义,这是为其政治哲学服务的.总之,既要看到帛书《易传》对今本的继承,也要看到二者的区别,如此才能更好地把握汉初易学的思想特质.     

论简本《五行》非子思所作

关于简本《五行》的作者,学界大都认为是子思所做,通过与《中庸》进行比较,发现二者在内外关系中都有两个指向,即:由内而外的指向和由外而内的指向。但《中庸》以由内而外的指向为主,简本《五行》以由外而内的指向为主。在最高境界方面,《中庸》将"圣"作为最高境界,简本《五行》中"德"是最高境界,而"圣"只是五行之一。简本《五行》第一章中五行的次序是仁、义、礼、智、圣,这与《中庸》的五行次序没有太大区别,但是简本《五行》整体思想的次序是圣、智、仁、义、礼,与《中庸》的五行次序有很大不同,故简本《五行》第一章所言的五行,是对子思所作《五行》的引文,而简本《五行》第一章之后的作者另有其人。     

略论先秦两汉的阴阳五行学说

阴阳五行学说是由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融合而成的。西周以后,原始的阴阳与五行观念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社会转向封建社会的大变革、大动荡时期,阴阳思想的发展主要表现为阴阳平衡、阴阳相克、阴阳转化三大理论的形成。从西周初年箕子对原始五行学说作了某些发展后,经过300多年,至西周末年,五行家又将五行与万物构成说相联系,认为水、火、金、木、土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本元素。到了战国中期《管子》一书,有关学者始将二者作了初次的融合。董仲舒是西汉的大儒,同时也是当时阴阳五行说的代表人物,他承接《易传·系辞》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并加以发展,将阴阳观念与宇宙万物、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联系起来,认为二者之间有着神秘的联系。东汉以后,在阴阳五行理论的发展史上,又出现了与谶纬之说相融合的新的走向。两汉以后,阴阳五行学说又与占卜术、堪舆术相融合,其学术走向又呈新的趋势。     

《老子》“德经”首章新解

《老子》"德经"首章之"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当解释为"上德"所以"有德",是因为它不去外部寻求"德",而"下德"所以"无德",是因为它是依靠外部手段而寻求"德"。这种解释可以使得"德经"首章文意连贯,解释"前识"一句为何出现在此章。我们发现老子"德经"首章的思想与孔子、郭店竹书《五行》、孟子等人的思想有相通之处,反映出老子思想的影响。通过对《老子》众本"德经"、"道经"次序的探讨,我们发现"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的次序可能出于战国时期述老学派之手,而"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的次序可能出于西汉易学家,"德经""道经"次序的变化突出了《老子》思想对于先秦儒家的批判作用。     

陆九渊哲学思想属性之我见

陆九渊哲学想思就总体言,应归属于客观唯心主义。(一)是太极,而不是心为万物的本源。陆九渊肯是“太极”为万物的始祖,是世界万千现象的终极原因。他借用《周易》太极说,指明“太极”历经阴、阳五行的衍变,最终变出一个色彩班烂的物质世界,而阴阳、五行、万物一本於“太极”。“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曰一、曰中,即太极也”(《与朱元晦书》《陆九渊集》,卷二)。     

阴阳家的生态观念及其历史地位

阴阳家的生态观念主要见于现存《吕氏春秋》的《十二纪》等文献中。四时教令是阴阳家不同于诸家而特有的观念 ,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意蕴。阴阳家根据阴阳消长和五行运转说明天地自然生态变化的机制 ,并通过一年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清理出一个有序化的生态系列 ,由此制定人事活动必须遵循的生态律令。阴阳家以顺应阴阳五行为其生态理想 ,具体通过“序四时之大顺”来实现。阴阳家的生态模式总结了先秦农业生态的有关知识和经验 ,具有自己的思想特色 ,并推动了中国古代生态观念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化     

论五德终始说在秦的作用和影响

论五德终始说在秦的作用和影响赵潇五德终始，亦称五德转移，是在五行和阴阳思想基础上虚构的，用于说明人类社会组织和朝代变迁的一种神学政治学说。该说创立于战国末期的阴阳家齐人邹衍，大盛于秦、汉。中国历史上明确将五德终始理论用于实践者，唯有秦一朝。一、阴阳、...     

再说"为父绝君"

本文再次讨论郭店楚简《六德》篇的“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指出这段话的确是在讲丧服之礼,但它所表达的父丧重于君丧,与传世儒家文献强调的君丧重于亲丧,恰恰相反。“古礼最重丧服”,因为丧服之礼详尽地规定了“亲疏贵贱之节”。“服莫重于斩衰,时莫久于三年”,《六德》篇与《礼记·曾子问》恰恰在“斩衰”“三年”这个丧服的最高等级上发生了矛盾。《曾子问》的思想更适合了战国中期以后君权的地位日益提升的趋势,而《六德》篇则与《唐虞之道》等篇一样成为被历史埋没的绝响。     

陶渊明从忠君、有君到无君观念论文释解——魏正申研陶的学术贡献论（三）

魏正申在《陶渊明探稿》、《陶渊明集译注》、《陶渊明评传》、《20世纪陶学论著》和《陶渊明及其研究论》都对“隐逸”说和“忠愤”说诬贬陶公之论予以驳评。在《探稿》里,以《论陶渊明社会发展阶段观》、《论陶公的桃花源思想之三重表述》、《陶渊明的无君论思想之我见三文》在《评传》第二编“陶渊明君臣观念论”里,     

"五色圈点"考论——以杨慎批点《文心雕龙》中的"五色圈点"为例

本文就《文心雕龙》杨批中“五色圈点”的运用和源流及其文化背景作了一个初步的考察。杨慎在批点《文心雕龙》时,用得最多的是黄色和红色,其次是青色、白色和绿色,而且杨慎较为关注《文心雕龙》的文学性与书中的“整严新巧”处“。五色圈点”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先秦到宋明长期的孕育与积淀过程。“五色圈点”产生的大背景是中国传统的五行文化,小背景是中国古代的色彩文化。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五色”与“文”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外,圈点的产生反映了在中国古人的潜意识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对“圆”这个图形崇拜的心理,也离不开中国古代“言不尽意”这一思维模式的影响。     

《周易》对中国“风水理论”的影响

《周易》对中国“风水”理论有深远影响,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阴阳理论、方位观念、吉凶观念、气论和乐天知命观念等。“风水”理论讲究阴阳平衡、五住相得、趋吉避凶、气感而应和天人合一等思想．我们不能简单地将“风水”与“迷信”划等号,而应该辨证地去看待它。     

论《黄帝帛书》的刑德思想

《黄帝帛书》中,刑德思想是核心内容之一。《黄帝帛书》从辩证思维的高度阐述了刑与德的关系,提出了“刑德相养”的命题。在德与刑孰主孰客这一问题上,《黄帝帛书》明确提出先德后刑。《黄帝帛书》将刑德与天道、阴阳结合起来,从而将刑德学说提高到了自然哲学的高度,形成了“阴阳刑德”观。《黄帝帛书》提出刑德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应该注意的方式或方法,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因”、“时”和“度”。     

中国古代阴阳与五行说的合流——《管子》阴阳五行思想新探

阴阳与五行两大学说的合流形成了中国传统思维的框架。本文提出并论证了阴阳与五行两大学说合流于《管子》的观点。作者认为《管子》中的《幼官》、《四时》、《五行》、《轻重己》一组文章是较成熟的阴阳五行家作品，它们各自配成了不同的阴阳五行图式，标志着阴阳与五行合流的实现。这一合流并不是一举完成的，在《管子》的其他篇章中，可以考见阴阳与五行由分离到并行再到试探着逐步结合的具体历程，反映了阴阳五行合流的不同阶段。本文还分析了阴阳五行合流于《管子》的政治背景，《管子》一书的创作年代、作者和创作动机等     

先秦阴阳家邹衍思想初探

邹衍是战国时期阴阳学派的代表之一。纵观思想史或哲学史著作,邹衍及其思想常鲜少提及。从五德终始说、天道论和天地广大说三个方面,对邹衍思想进行探究。邹衍在史墨五行相胜说的基础上,结合思孟学派的五行学说,形成了自己的五德终始说;他的天道论即四时教令思想;天地广大说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打破了人们狭隘的地域观念。     

《内经》的五行学说与系统论

成书于西汉的《黄帝内经》丰富和发展了先秦以来的唯物主义五行学说,使之成为相当系统的理论,并运用于医学、天文学、气象学和历法,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内经》的五行学说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该书集中论述五行的地方除《阴阳应象大论》、《金匮真言论》、《宝命全形论》等篇外,主要见于《素问》的《天元纪》及以下共七篇《大论》中。这七篇《大论》成文较晚,可能产生于东汉至魏晋之际,系唐人王冰纂入《内经》,距今也有一千四百至一千九百余年之久。现代系统论是近几十年才兴盛起来的一门崭新的跨界学科。把如此古朴的五行学说与系统论联系起来,并要从中找出一致的地方,很可能遭到责难:“这是把古人现代化!”但是事实证明,《内经》的五行学说与现代系统论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果说阴阳是古代的一种对立统一学说,那么完全有理由把五行看作是一种原始素朴的普通系统论。     

《周易》与民族审美心理

《周易》作为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文化元典 ,有“群经之首”、“大道之原”的美称 ,其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沾溉着后世万代。本文拟对《周易》蕴涵的民族审美心理作一初步探讨。一、阴阳之美“阴阳”观念产生较早 ,在西周铭文中就有“阴”与“阳”的文字 (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 1卷 ,第 74页 ) ,大概指的都是方位。《诗·大雅·公刘》有这样的诗句 :“既景乃冈 ,相其阴阳。”也是指方向。从这些文字记录可以看出古人最初关于“阴阳”的概念。此后 ,《国语》、《左传》、《老子》等文献中都多次出现“阴阳”概念。而老子提出的“万物负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