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治理耦合发展的现实困境及其超越

当前,现代技术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已从“装置意义”上的技术运用,演进至以技术工具、技术思维和技术逻辑为核心的技术治理范式的嵌入。技术治理的开放性、隐匿性和高效性有助于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柔性治理功能,激活数字化语境下的隐性育人潜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批判辩护功能。然而,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治理的耦合发展亦面临价值困境、思维困境和功能困境的梗阻。究其原因,技术赋权转向技术越界,教育权威在实践中弱化;技术逻辑超越育人逻辑,人的主体性在实践中被遮蔽;技术赋能转向技术悬浮,教育效能在实践中递减。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治理的深度耦合应以“关系澄明”为前提、以“解蔽主体”为核心、以“人机协同”为关键,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发挥最大效能。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研究

在“三全育人”视域下探索课程思政建设,有利于全面提升大学生个人素养,促进高校教育在落实国家教育方针的基础上更好地完成“立德树人”根本目标。“三全育人”从育人主体、育人过程及育人方位等层面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方向指引,确保课程思政建设的有效推进。当前,高校落实课程思政、践行“三全育人”理念,面临一系列困境,育人主体对课程思政认知的不深入、育人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不足、育人制度的不完善、育人资源安排的不合理及教学评价机制的不健全等,都严重阻碍课程思政建设的持续推进和专业课育人效果的提升。为此,高校及教师应协同合作,深化教师对课程思政和“三全育人”理念的认知,通过培训提升教师综合素养,完善课程思政建设顶层设计和制度规划,指导思政育人资源在专业课教学过程中的合理安排,并健全育人评价机制,对课程思政建设过程实现全面监督,确保课程思政在“三全育人”理念的指导下有序推进。     

信任视角下的协同困境：诱因反思、纾解路径、实践策略

协同困境成为协同治理从构想跨越到实践的最大障碍。长久以来,在针对协同困境诱因的诸多分析中,无论是集体行动理论还是协同优势理论均直接或间接地将个体理性视作造成协同困境的“罪魁祸首”,与此同时,信任在抑制由个体理性引致的复杂化环境时所表现出的独特优势也逐渐为人所知。然而,止步于认知层面和解释层面的信任研究不仅使信任沦为“幻想”,更对纾解协同困境全无益处。在社会交换的理论框架中,通过分析信任作为交换媒介的交换原则和交换过程,阐述信任构建、维持协同关系的逻辑,并从内涵、价值、制度、文化四方面着手搭建信任构建协同的现实基础,恢复信任作为简化机制的功效。     

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面临的文化风险与包容性文化共同体的建构

一场疫情引发全球性的公共危机,不仅对全人类的健康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更对文化价值层面产生重大影响,使“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面临更多的文化风险。本文从文化风险的视野出发,结合后疫情时代的文化思想(逆全球化、单边主义、种族主义和科技霸权),剖析了“一带一路”面临的文化风险类型(文化认同风险、文化信任风险、文化安全风险、文化表达风险)和文化治理诉求(认同、信任、安全和表达),并从文化分层的维度(文化整合层、文化维模层、文化冲突层和文化交往层)提出了后疫情时代化解文化风险的根本治理路径——建构“一带一路”包容性文化共同体。     

儒家思想文化融入高校课程思政研究

党的十九大以来,各高校协同推进“课程思政”教育理念,构建全员、全程、全课程育人格局,将大学生培养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儒家思想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光辉璀璨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儒家思想文化取其精华,推陈出新,更好地融入高校“课程思政”,应当从变革教学理念、注重实践体验和搭建网络平台三个方面入手,让更多的学子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启迪,汲取奋进力量,续写人生的新篇章。     

“三全育人”理念下辅导员角色定位及履职路径研究

新时代,实施“三全育人”已成为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作为辅导员,应在做好学生日常思想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找准其在“三全育人”过程中协同者、陪伴者、开拓者的角色定位,彰显“三全育人”的时代价值。这就需要辅导员奋力转变,提高认识站位;树牢意识,提升育人实效;开拓创新,构建育人平台。唯如此,才能将“三全育人”理念转化为自身工作实践,落实到学生成长发展的每一环节,从而开辟更优质的工作路径。     

思想政治教育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五重价值探析

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属性对国家治理主体需要的满足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国家治理价值，这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价值的深层次论证与进一步要求。国家治理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需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同步增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迫切需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国家治理价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国家治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充分发挥目标价值、内容价值、主体价值、方法价值、发展价值，引领价值信仰、夯实认同基础、培育时代新人、汇聚治理合力、推进守正创新，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国家治理价值充分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技术赋能下“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基于苏北F县的个案研究

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自治主体的常态化缺席、两委监管的滞后、乡村认同的淡化以及行政体制的条块分割等问题制约着“三治融合”效能的整体跃升。基于苏北F县“钉治”模式的个案审视发现,技术赋能所具备的实现异地村民的“虚拟在场”、推动两委透明运转、强化村民乡村认同、整合碎片化治理资源等特质有效推动了“三治”的有机结合乃至深度融合。从“技术-制度-价值”三维视角出发,提出技术赋能“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可为路径在于：平台孵化与布局、系统性制度设计和数字理念嵌入等,旨在通过数字治理平台搭建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话语实现与华裔作家身份建构

摘要：对于华裔作家身份的建构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但是目前的研究,多是纯文学的解读,未曾出现从语言学角度分析华裔作家话语权力的实现和身份认同之间关系的研究。在身份认同的过程中,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的断裂导致文化的迷茫。本文利用福柯的话语权理论,率先提出话语权的获得才是身份建构的最本质原因。从语言遮蔽下的话语失落、话语“言”生和话语“心”生三方面阐述话语实现和华裔作家身份建构之间的关系,提出中国文化的浸润才是华裔作家获得话语权、完成身份建构的最本质原因。     

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逻辑——基于社群主义视角的分析

在转型期的中国,诸多协同要素及各种干扰源的存在,极大地制约了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现.其中,体制吸纳限制了权力系统的开放性,利益冲突损害了自组织的协调性,信任式微稀释了子系统的协作性.在社群主义的理论视野里,共同善是协同者参与公共生活的共同价值追求,开放的话语构成了协同者真诚、平等、友好对话的共同场域,情感、责任、相互依赖和互惠则是协同者互补联结的纽带.因此,须将社群主义的观念植入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实践中,通过培育利益共享体、责任共同体,重塑治理主体间的信任机制,使地方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形成有机的合力,实现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的“协同化”.     

新时代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学生资助育人工作创新路径研究

加快教育现代化,推进教育公平,健全学生资助制度,着力构建资助工作“三全育人”工作体系,是全面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质量、帮扶大学生成长成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基本导向。在全面建设教育现代化发展新阶段,高校资助工作必须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贯彻实施“三全育人”理念,创新高校资助体系,有效提升高校资助育人质量,大力推进教育公平,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进程。     

国家认同视阈下善治的实现路径探析

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实现善治,是民众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石,将直接关系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能否真正实现。针对当前善治中存在的治理主体单一、治理方式传统、治理价值错位等问题,应推行包容治理、合作治理、依法治理和人文治理。     

消解与重塑：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的共同体意识

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但是在转型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长期以来“共同体意识”作为关键要素在我国基层治理中不可忽视的作用。基层“共同体意识”,从“精神认同”、“参与动因”、“信任基础”三个方面为我国基层治理提供了有效支撑。而数字信息技术在基层治理中的广泛应用,在带来巨大治理红利的同时,也产生了“数字壁垒”、“治理黑箱”和“成本失衡”等问题,客观上对基层“共同体意识”造成消解。因此,需要通过吸纳多元社会治理主体参与数字化治理、祛除基层数字化治理的“技术面纱”以及运用完善统一立法依据等措施,对基层“共同体意识”进行重塑,以保障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平稳进行。     

大学治理体系和大学治理能力建设论要——利益相关者的视角

大学治理体系是按照治理本质和大学规律组成治理大学的规范系统,其系统彰显的治理理念、大学精神、治理效能构成大学治理能力。大学治理体系与大学治理能力建设具有相互激励、互相建构的关系:治理能力需要在治理体系中得到孕育,治理体系中蕴藏的理念、精神、效能需要治理主体激发;治理体系是通过具有治理能力的主体进行建设,不断完善。显然,大学治理体系建设应基于大学规律架构大学利益相关者互动博弈的一种治理框架,大学治理能力建设应基于大学治理的目的描绘大学治理主体具有应对大学的不变事务与动态事务和培养现代化人的一幅能力图景。因此,大学治理体系和大学治理能力建设不仅是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前沿,而且构成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方面,这将对化解我国大学内外各种紧张关系,以及对我国大学当下综合改革、大学协同创新等都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新时代十年我国加强乡村治理的基本经验和重要启示

加强乡村治理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立场的重要体现,也是国家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展现。新时代十年的乡村治理致力于保持基层稳定以及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它突出以统合治理健全“一核多元”乡村治理体系,强化以系统思维推进“三治”融合发展,注重以改革创新推动末梢治理转型,重视以农民为主体促进乡村治理有效实现,从而筑牢基层基础。创新和完善我国乡村治理,要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更加注重横向协同、纵向赋能与条抓块统;彰显并践行“共谋共建共管共评共享”,突出积极治理、系统治理与共同缔造的结合;通过引领型协同治理来驱动新时代乡村善治,实现基层社会的安定有序且充满活力,进而更好地建设农业强国,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纵深发展。     

全球治理视域下的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一项研究框架

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受到“现代化”、“民族—国家”以及“主体性”等思维的制约,导致研究出现诸多困境,需引入诸如全球治理之类的新视角。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之间存在着三重关系:当代边疆治理可以成为实现全球治理目标的重要场所;全球治理可以为当代边疆治理提供新思路;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间也存在着张力。从全球治理的视角来看,可以从“多元中心治理”、“国家认同重构”、“边界内涵变迁”三种研究路径切入,从而实现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重构与转型。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高校国际学生中文教育的育人价值

国际学生教育是高校教育对外开放和国际化的重要内容,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之下,注重育人功能是高校国际学生中文教育的时代使命。强调育人功能是国际中文教育自身发展的价值自觉,因具有教学场域及对象的特殊性,发挥育人功能是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贡献的必然要求。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的冲击、教育主客体文化及认知差异的制约、教育体系育人协同支撑的缺乏等现实问题,高校国际中文教育实现育人效能提升,首先应深刻理解当前人类发展问题和利益的共同性,在全球性视野下重塑国际语言教育的价值理念,明确具有操作引领性的育人实践面向,回答“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培养人才,培养具有健全人格、深刻理解中国及国际社会、具备国际沟通能力和全球性视野、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全球性人才,进而通过深化教育主客体对育人价值的认同、构建以全面发展为指归的多元协同育人体系等途径提升育人效能。     

社会组织“悬浮”社区的治理进路：从脱嵌到嵌入

“悬浮”的社会组织难以在社会治理中有效发挥“社会协同”功能。模糊性行政发包对组织公共性生产的弱化、追逐市场分利导致的对地方治理网络的游离、复杂的街区权力关系对组织专业承诺的消解、陌生人社会与自治困境对关系构建的挤压是社会组织“悬浮”社区的主要诱因。社会组织“回归”社区必须因应现实,实现双重嵌入。要上下统和促进社会组织的结构性嵌入,在政策组合上给予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更充分的支持,并注重地方政府治理理念与行为的调试和优化。要内外联动推进社会组织关系性嵌入,通过社区场域的协同再提升充分释放社会组织专业活力,并推进社会组织自治的再完善以不断提升扎根本土情境的能力。     

共生教育视域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第二课堂育人的耦合及实现路径

共生教育与共生关系密切相关,是共生理论在教育学领域内的直接应用.基于共生教育视角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第二课堂育人在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功能三个层面的内在耦合,高校应从构建协同共生的育人环境、设计协同共生的育人方式、打造协同共生的育人品牌三个方面着手,进一步释放两者共生耦合的潜在优势,更有效地促进青年学生全面健康综合发展.     

关于国有企业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的几点思考

本文剖析了“法人治理结构”的内在的、一般的、本质的涵义,提出国有企业“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 特殊涵义,如何协调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内部的“三会一总”与“老三会”的关系,最后阐述了用法律规范 国有企业“公司法人结构”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