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能力、数字金融能力与家庭消费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对居民家庭的消费产生了重要影响,居民个体的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决定了家庭能否享受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可以实证分析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能力和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机制分析的结果看,收入效应、网购与缓解流动性约束是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促进消费水平提升的渠道。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能力可以显著促进消费升级,但是数字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均对农村和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提升影响更大。因此,一方面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发展新基建,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另一方面,加强对数字金融尤其是数字消费金融的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发挥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     

中国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家庭消费

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力量,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采用1632个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通过OLS和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融入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家庭消费,且有助于提升消费结构。城市融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或本地农民工,城市融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和外来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更显著。此外,城市融入和收入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负向交互效应,表明城市融入对低收入农民工家庭的影响更大。文章的重要启示在于,社会政策的发展对消费社会的建立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增加农民工收入水平的同时,更应注重医疗、教育、住房等相关社会福利的保障,积极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从而挖掘消费的城市融入效应。     

社会学取向的家庭消费研究综述

消费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家庭消费又是消费研究的重要领域。目前,家庭消费的理论研究在研究的角度、影响因素、家庭消费与现代性、家庭消费与社会分层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家庭消费的实证研究在对家庭消费结构、家庭消费与现代性、家庭消费与社会分层的实证调查方面也成果颇丰。消费揭示了个人自由与社会控制之间的矛盾,显示了个人与文化的关系。     

家庭资产、人力资本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微观数据(CFPS),将居民的家庭资产和人力资本进行详细划分并整合到同一分析框架,分别检验各项家庭资产和附着于家庭成员身上的人力资本对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按照家庭拥有的房产数量将城镇居民家庭分为一套住房家庭和多套住房家庭两类,实证结果表明现住房产对家庭消费没有显著影响,而非现住房产对家庭消费则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现出明显的财富效应。金融资产对居民消费水平也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虽然生产性固定资产在城镇家庭中的占有率较低,但是其对于家庭消费的财富效应却是非常明显的。人力资本对家庭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倾向于消费更多,且健康资本相对于教育资本对消费的影响更加稳定。另外,家中有未婚子女能够显著提高家庭的消费水平,这部分消费主要来自于家庭收入而不是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     

城市家庭变迁下的居民旅游消费价值观取向探讨

家庭是影响居民旅游消费价值观的重要社会环境因素。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变迁,城市家庭在结构和关系上发生了重要变化,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对居民旅游消费价值观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形成了个体化导向的享受型和家族主义影响下的实用型两种不同的旅游消费价值观取向。     

当代中国家庭消费的伦理误区

在当代中国社会,家庭仍然是消费的重要单位.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家庭在消费伦理上有很多模糊的认识和不合时宜的表现,具体表现为崇尚节俭抑制消费,偏爱孩子慢待老人,重家庭轻社会,从众而缺乏个性等.因此应进行消费伦理的引导,从而使消费真正成为发展经济、保护环境、完善人性和达到幸福的手段.     

互联网对家庭消费影响效应与机理研究

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探究互联网使用对于家庭消费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的使用对于家庭消费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互联网的购物用途对于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工具变量回归也证明原结论是稳健的。在作用机理的探究中,发现家庭收入是互联网使用影响家庭消费的部分中介,即互联网通过增加收入进而提升了家庭的消费水平。最后,进行分样本回归,发现在城市、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中,互联网的使用促进家庭消费的效果更为明显。     

家庭杠杆、企业杠杆与公共财政的时变政策效应

本文构建一个考虑内生性的财政政策时变乘数效应测算模型,考察了1996—2018年间我国公共财政政策对家庭和企业杠杆的影响效应及其时变特征.研究发现,政府投资与消费通过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导致家庭杠杆增加,这种效果在2013年后有所下降,但目前仍然偏高.政府税收通过降低企业收入迫使企业主动降杠杆;但长期上为了满足消费平滑安排需求,税收增加会导致家庭负担加重,由此抬高家庭杠杆.此外,政府债务发行由于挤占社会资源,抑制了家庭杠杆和企业杠杆,但2013年后该效应趋于稳定,并收敛于零.从时变乘数效应的影响因素看,经济增长、直接融资比例和房价波动等对八类冲击乘数效应的影响存在此消彼长关系.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收入差距对消费升级的区域差异性研究

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换,如何扩大消费、促进消费升级、提振内需成为推动经济转型的关键。基于收入差距这一视角,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6年的微观数据,研究收入差距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具有积极意义。研究表明:收入差距总体上拖累了消费升级的进程。同时,从区域差异性和区域发展阶段的两个维度探究收入差距对不同地区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可以发现收入差距对东中西部消费升级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对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中部地区则没有显著影响;收入差距对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与地区的发展阶段呈现"倒U型"关系。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对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升级有抑制作用。     

家庭沟通模式对儿童消费行为的影响综述

营销人员意识到儿童消费市场日益重要,家庭沟通模式作为影响儿童消费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得到了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从消费者社会化的视角,本文对家庭沟通模式的定义及其对儿童消费行为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作了回顾和梳理,重点从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角度对家庭沟通模式对儿童物质主义、信息搜寻以及消费动机影响进行了回顾。指出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中国各阶级的家庭规模与家庭生活

文章自阶级分析的视角,探索了转型中国的家庭规模与家庭生活状况。通过对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受人口流动的影响,工人阶级的家庭户规模稍小于中产阶级家庭;虽然中产阶级家庭的消费能力较强,但其消费占收入的比重却小于农民阶级家庭,所以,要启动消费,就需要首先增加底层阶级的收入水平;在所有的阶级中,连一套住房都没有的成年人很少;在中产阶级中,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比例较高,这会拉大中国各个阶级之间的财产占有差距;各阶级共同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物价上涨对其消费能力的负面影响;医疗负担重的问题对农民阶级家庭影响尤为严重。在遇到家庭生活问题时,虽然各个阶级都以家人与朋友为最大支持源,但农民阶级更依赖乡土社会的支持。最后,令人高兴的是,各个阶级都感觉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较为和睦。     

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核心消费压力对中国家庭幸福感的结构性影响——基于CSS2013的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家庭消费结构中的核心消费压力越小、主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人们的幸福感越强。核心消费压力不仅直接影响幸福感,而且对社会经济地位与幸福感的变量关系产生调节效应。这一效应通过了对体制内（外）职业与幸福感关系差异性检验的证实,也被年龄、地域等人口学因素对幸福感的作用差异性所证实,从而证明核心消费不是一个简单的消费品或消费方面,而是一个具有特殊性质的家庭消费结构。缓解家庭和居民核心消费压力对提高绝大多数人群的幸福感具有决定性、结构性作用。因此核心消费变量的介入不仅是一个重要补充,而且使幸福感衡量具有更好的稳定性、合理性。简单以西方研究中设立的经济指标和非经济指标确立幸福感衡量掩盖了诸多因素的差异性及其对传统幸福感衡量的影响与作用。毕竟差异性在学术研究中可避免、可控制、可平衡,在现实中却不可避免、不可控制、不可平衡。     

后疫情时代家庭绿色消费观构建问题研究

绿色消费是拉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动能,就当前中国整体绿色转型进程而言,经济维度转型势态良好,社会维度相对滞后。后疫情时代,人们对健康生活的迫切需求凸显,家庭绿色消费意愿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但也呈现出：不同年龄层次的绿色消费观念差异、大众传媒不良引导、绿色消费政策引领乏力的新症候。对此,希望通过增强青年的家庭责任意识普及家庭消费伦理教育,善用大众媒介引导家风与绿色消费观互融,加强政府企业第三方协作推动落实绿色消费长效机制三方面,提高家庭绿色消费意识,推动家庭绿色消费观构建。     

中国家庭消费分层的结构形态——基于CFPS2016的潜在类别模型分析

从消费分层的视角来看中国家庭的阶层结构,有助于在传统的收入分层和职业分层之外,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社会不平等的多维面向和阶层结构形态及其形成机制。在检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文章建构了一套包含消费结构、消费能力、消费质量和消费方式四个维度、九个指标的新消费分层指标体系,并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调查2016年数据和潜在类别模型,识别出了富奢型、新兴型、负重型和边缘型四个消费阶层,由此重新刻画了中国家庭消费分层结构形态,重点讨论了消费分层与收入分层和职业分层之间的内在关联。文章指出,当前中国家庭消费分层结构形态呈现阶梯状的金字塔形结构,其中,城镇家庭消费分层是典型的"士"字形结构,而农村家庭消费分层则是底部加厚的"土"字形。家庭在消费阶层中所处的位置既与家庭人口结构特征密切相关,也与家庭收入和户主职业阶层密切相关,但消费分层与收入分层和职业分层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有着独立的分层逻辑。     

推进家庭低碳消费方式的战略思考

家庭低碳消费模式是关系到人类未来的战略选择,是实现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当前,我国推进家庭低碳消费方式仍存在一定的阻力,从战略对策上考虑,要对民众加强进行消费环保化教育,建立家庭低碳消费方式社会氛围支持体系;积极进行政策引导,构建保障体系;加大技术研发,建立技术支持体系;建立完善法律制度,构建制度支持体系。     

政府教育投入对居民家庭消费的“挤入效应”

政府教育投入对居民家庭消费影响是挤出还是挤入,学界仍存有争议。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实证检验政府义务教育投入对居民家庭总消费及不同类型消费(食品消费和非食品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政府教育投入对居民家庭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具体而言,学校所处位置越倾向省会城市和就读重点学校与居民家庭总消费增长显著正向关联,对居民家庭食品消费和非食品消费也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这表明,政府义务教育投入刺激了居民家庭总消费增长,并未以削减消费为代价。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义务教育投入对居民家庭消费的"挤入效应"会因城乡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     

我国家庭消费的非伦理化现象及成因

家庭是人们的主要消费场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家庭生活日益丰富,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非伦理化消费现象.不管人们是否认同,这些消费行为在客观上都已危害和谐家庭、和谐社会的建构.因而认真分析这些现象及成因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     

关于城市家庭女性消费和消费心理的探讨

[摘要]城市女性作为家庭收入的实际支配者,她们的消费观念引导着城市家庭消费不断地变化,商品市场也在围绕着女性消费主体不断地变化。探讨女性的消费特点和消费心理,将会深刻地影响着国家和社会商品市场的变革和发展。在中国不断扩大内需的前提下,女性消费市场已经成为商家的角逐对象。     

互联网对我国城市家庭经济功能影响初探

90年代以来高速发展的互联网以一种核心科技的形式向各个传统行业渗透 ,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结构和人类生活的图景 ,网络社会正在形成。在这种背景下 ,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也在经历一场快速且全方位的变革。本文从技术社会学的视角出发 ,前瞻性地探讨了互联网对城市家庭功能的一个基本方面———经济功能的现实和潜在影响 ,指出了在网络社会背景下家庭生产功能的复归及其意义 ,以及家庭消费功能在网络环境下的演变和出现的新特点     

文化转型中的家庭消费文化变迁

应该说家庭消费文化的变迁 ,是我国政治宽松 ,经济发展 ,文化交流 ,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家庭消费文化所发生的转变 ,我们不难发现 ,家庭消费文化范式的不断发展与更新 ;家庭消费结构的现代转换 ;家庭消费文化中自我意识和以人为本思想的确立 ,不能不说是最本质的 ,它不仅反映出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在改变 ,也是社会进步的具体表现。当然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也必然会带来一些问题的出现 ,这也是值得理论界去思考并加以正确引导的重要方面